潤、留、入虎口——中國學人在大時代的三種抉擇
《南渡北歸》到底犯了什麼忌諱？這套書的作者岳南是中國作家協會成員，算得上是體制內的文人。全書分為三個部分：南渡、北歸、離別。出版於2011年，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這套書的重點，其實在第三部分，也就是1949年中共掌權時分，知識分子的去與留問題。遷台的，留下的，海外歸國報效的，不同選擇，不同命運。中華民國政府當時曾發起搶救學人計劃，希望將大批學術精英、大師帶來台灣。這個專案執行的效果其實並不成功，來到台灣的只是少數，留下的反而是多數。大多數知識分子留在神州，固然與中國人安土重遷的個性有關。但更重要的，是當時的國民黨名聲太臭，被腐敗、獨裁所困擾。而高唱民主山歌的中共不但贏得了青年人的支持，還讓老一輩學人們對其充滿了希望和寄託。拋棄國民黨、建設新中國，是當時蠻多文人的理想。至於海外方面，如今看來飛蛾撲火、當時爭相報國回到中國的，更是不計其數。他們的命運又如何呢？《南渡北歸》給了詳細記載。
梁啟超之子、建築大師梁思成，被批鬥到貧病交加而死，草草葬於山崗，沒有墓碑。京劇大師馬連良因出演過《海瑞罷官》，被迫害致死。史學大師翦伯贊，與妻子在1968年服用安眠藥過世。國學大師熊十力在1968年不堪時局，絕食而亡。魯迅妻子許廣平被迫害致死。國學大師劉文典曾用腳踢過蔣中正，結果1960年代受辱而死。著名女鋼琴家顧勝英打開煤氣，全家自盡。國學大師陳寅恪被批鬥他的大聲公活活嚇死。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性博物館館長曾昭燏最終從南京靈谷寺的紀念塔一躍而下，結束生命………
潤到台灣的胡適，看到自己的兒子、故交批判自己，只能以無奈和痛苦來面對煎熬。《南渡北歸》對中國當代寫作和研究的一個影響，是開啟了大家對1949之後的歷史探討。1949從一個政治時間點，變成了繼續研究、繼續寫作、繼續挖掘中國人生活史的坐標。很多在1949之前看似美好的人與事，在1949之後變成了惡的代名詞。
臨近中共建國75週年 消除不和諧的聲音
《南渡北歸》的遭遇，是中國文化出版與宣傳控制的現況。唱響主旋律、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是中國政府宣傳控制的重要手段。今年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週年，逢5一小慶，逢10一大慶，這是中共行之有年的傳統。按照慣例，5年一小慶的輿論準備，基本上是提早半年開始進行造勢和安排，思想主題和宣傳導向上主要突出三個方面——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改革開放好。這三個好，是江澤民時代為了迎接中共16大而定下的主旋律宣傳基調。
到了習近平時代，這三個好非但沒有被廢除，反而更加深入，演變成了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行、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社會主義為什麼好的三大文宣方向。海外普遍認為這些是中共宣傳部門枯燥無聊的口號。其實不然，它們雖然聽起來滑稽無聊，但卻是政府公共政策的指引，哪一本書被禁、哪一個人被封殺、哪一部電影不能上映，這些看似不可理喻的決策，其實就來自這些荒誕不經的口號。在文藝出版領域，江澤民時代的中國為了避免六四再發生，全面收緊了文化出版領域的空間。江澤民更是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創作方針：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
臨近中共建政75週年，《南渡北歸》在中國政府看來，活了這麼久，已經是奇跡，該是讓它入土為安的時候了，否則不足以彰顯中共的偉大、光榮、正確。用中國共產黨的語言來說，這樣的書是大毒草，讓人看到的都是社會的陰暗面，社會主義建設雖然有曲折，但是這些小錯誤都是探索中不可避免的，前途是光明的。刻意放大中共在執政過程中的錯誤，就是妖言惑眾、其心可誅。
歷史虛無主義的棍子 是文革再現
其實中國已經是第二次文革的狀態了。領袖集權，壓制言論，意識形態掛帥，對外搞鬥爭，對內搞迫害，折騰老百姓，脅迫公務員，思想不自由，創作沒空間，紅色符號和論調鋪天蓋地。這些，都是文革的要素，今日中國幾乎樣樣俱全。只不過，為了避免踢開黨委鬧革命、全國大武鬥的脫序狀態重演，如今的文革是國家專政力量在主導，而且人民也沒有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自由。若這樣看，這一次的文革，比上一次的文革還要糟糕。
從《崇禎傳》到《南渡北歸》，還有無數的影視劇作遭遇莫名其妙的下架，文化專制已經在今日中國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歷史虛無主義成為一頂隨時可以扣在人頭上的帽子，可以壓迫知識分子的棍子，造就的是全中國的犬儒和沉默。中共的歷史就是這樣靠著縫住別人的嘴巴來掩蓋黑暗的日子。但當權者或許忘了，就算在上一次文革，也誕生了《知青之歌》，也流行手抄本文學，來記錄和控訴這個不公不義、紅色權貴欺壓人民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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