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瑞典，沒上過大學的鑄鐵工人可以當上國家首相
- 無論老師、清潔隊員、醫生、空服員……勞動者該罷工的時候，絕不退縮
- 房價嚴格管制，蛋黃區或市郊的房租統統一樣
- 建築工人和醫生，生活水準幾乎沒有差別
- 當有個男孩宣布他覺得自己是女生，學校的老師、同學都要配合用She來稱呼她
- 瑞典丈夫在當爸爸前，人手一本《爸爸學》……
於瑞典落地生根、擔任大學講師的土生土長台灣人—吳媛媛，以其獨特的觀察眼光與說故事功力，從瑞典人的日常生活出發，細膩寫下瑞典社會中，個人與家庭生活、教育制度、工作環境等各面向。一則則的瑞典式思考，為我們重新定義了「幸福感」；而一篇篇遙遠卻切身的主題，則拉高我們視野的高度，帶領我們內省。
「瑞典夢」與「美國夢」非常不同，瑞典以人為本、從心出發的文化底蘊，逐漸成為許多先進國家追隨的目標。臺灣也有屬於自己的夢，越來越多人試著凝聚夢想並致力付出。就讓我們從瑞典人這一路走來夢想成真的思考之旅，拓展臺灣夢想落實的社會想像。
我很喜歡看科幻小說，尤其是所謂的「軟科幻小說」。這種小說有點像哆啦A夢的「如果電話亭」，在我們熟悉的現實世界裡投入一些超現實的變因。比方說：如果這個世界沒有性別，會怎麼樣？如果人類發現了永不枯竭的能源，會發生什麼事？在閱讀的過程中，作者和讀者一起在假設的想像社會中進行一場實驗，進而去質疑和思考我們習以為常的現實世界。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我覺得生活在另一個國家，和閱讀這樣的「軟科幻」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共享人類放諸四海皆準的情感需求前提下，每一個異國，都是我們從小長大的環境的精采對照組。在瑞典，就像在數十年前有人走進「如果電話亭」裡面說：「如果從今天起，家人間在經濟上的依賴降到最低；房租價格嚴格管控，蛋黃區或市郊的房租必須一樣；建築工人和執業醫生的生活水準並無顯著差別；沒上過大學的鑄鐵工人可以當上首相；當一個男孩宣布自己是女生時，學校的老師、同學都要配合用「She」來稱呼她；如果這些都成真了，會是一個怎麼樣的社會呢？
這些「如果」聽起來一個比一個還要瘋狂，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算是科幻的範疇了。
現在臺灣有很多和我一樣居住海外的作者，也在寫文章分享異國的生活。我們不需要有科幻小說家的創造力，因為我們就處在一個實驗的社會中，新鮮和衝擊俯拾即是。而生活得越久，經歷得越深，這種比較和反思也就越發厚重。在分享的欲望不斷增長的同時，我也理解到瑞典並不是一個均質的社會，這裡存在著不同立場的人，他們每天針對不同的議題激烈爭論，一個事件或議題在不同立場的報章媒體上都有各自的解讀。我不管試著用何種角度來捕捉瑞典，呈現出的印象永遠都會是鏡中花、水中月。就好像同樣生活在臺灣的外國人，也對臺灣有著不一樣的詮釋，因為臺灣也是一個不均質的社會，身在不同處，體會到的冷暖自然也不同。
我無法忠實描繪靜態的瑞典全貌，所以我試圖用動態的畫面來回溯瑞典發展至今的思路歷程。並以一個臺灣人為出發點，試圖發掘出對臺灣來說最有價值的切入點，讓瑞典經驗產生意義。
對臺灣最有價值的切入點是什麼呢？這當然是見仁見智，而我最想積極分享的，是瑞典在分配和運用社會資源的解讀。在這方面，瑞典和臺灣有其根本上的差異，用另一種詞彙來說，就是意識形態偏左和偏右的區別。
我在本書無意觸及艱深的政治社會討論，一方面是自己才疏學淺，一方面我也相信，認識和思考社會其實不一定需要多麼高深的學問基礎。然而要理解北歐社會和其他社會的差異，我發現很難避開「左」和「右」這組十分方便的用詞。這組詞之所以對臺灣人來說有點陌生，並不是因為它很難懂，而是因為這個常識幾乎被臺灣的學校教育忽略了。
「左」和「右」是政治光譜上的兩個面向，最常被用來劃分對社會正義和自由市場經濟的見解。大致上，偏左的理念包括了資源與收入的重新分配，認為社會進步的指標體現於一般大眾的福利上，並試圖干涉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帶來的不平等；而右派精神認為每一個人的價值都取決於自身，社會的進步來自於個體追求卓越的力量，應該容許市場和資本主義帶來的不平等。這個光譜上的定位，決定了一個政黨在經濟、社會、文化上幾乎所有政策的基調。在民主制度較先進成熟的國家中，每個學生通常在義務教育階段就必須學習和理解這個基本概念。當然，這兩種意識形態體現的是每一個人的價值觀，以及對社會公義的見解，沒有人能斷言孰優孰劣。
北歐社會的政治光譜很寬廣，從最左到最右都有代表的政黨和支持者。但如果和世界上其他國家比較起來，北歐的整體重心明顯還是偏左，這就是為什麼對於在臺灣長大的筆者來說，在北歐生活會有種置身於科幻小說的錯覺。我在來瑞典之前，從來沒有想過原來世界上有這樣的社會存在，也就是說，我從小長大的環境裡並沒有提供我足夠去掌握、想像和探討偏左意識的素材。即便政治、社會學的課本上有著明確的解釋，然而最深刻的體會，往往來自於生活的點滴，是我們和親人的互動、面對富貴貧賤和生老病死的態度，以及看待自我實現的方式。
十年前，我帶著一個已經定型固化的意識形態離開臺灣，從踏上瑞典的第一天開始，每一個思考方式的不同，對我而言都如同一記當頭棒喝。然而就在這般的衝撞之下，我的思考、意識才開始更柔軟地延展，在更懂得包容和批判的同時，也重塑出內心更堅韌的中心價值。希望藉這本書，提供臺灣讀者在課本和論壇以外，一種更貼近生活的北歐模式解讀，也提供臺灣讀者一個在天秤另一端的社會想像。
＊瑞典人的幸福：含著銀湯匙出生的瑞典人
臺灣社會中也有千千萬萬個約翰，甚至處境更糟的人們，他們被命運發了一手爛牌，無力改變現狀，只能被現實鞭策著往前走，而這正是滋生多數社會問題，包括犯罪、自殺等悲劇的溫床。
先生說他記憶中有印象的第一場瑞典大選，是一九八五年、他剛滿七歲的那年。當時他看到電視上有兩個最大的陣營：一個偏紅色，叫做社會民主黨；一個偏藍色，叫做溫和黨。他問爸爸這兩個陣營有什麼不一樣？爸爸說：「紅色的那一邊，他們希望所有人都過不錯的生活。不管有沒有努力、有沒有資質，都不會有人窮到不能生活；藍色的那一邊，他們希望好生活是一種獎勵，必須要努力爭取才能得到，這樣大家就會越來越努力。我不贊成藍色的那一邊，我覺得這樣只會讓那些有好生活的人過得越來越好，讓生活不好的人過得越來越差。」於是他又問爸爸：「所以你支持社會民主黨囉？」爸爸指著另一個更深紅色的小黨說：「我支持的是這個：左派黨。他們的方向和社民黨一樣，但是覺得社民黨做得還不夠好、不夠多。」
記得另一個瑞典朋友也曾說，他還沒上小學的時候，有天問媽媽什麼是社會主義。媽媽不假思索的回答他：「社會主義就是我們努力得來的成果，都被那些懶惰的人拿去享受。」
從遠處觀望一個國家和社會時，我們為求便利常常會試圖簡化、一體化該國家或社會裡所有的人。然而若我們把鏡頭不斷拉近，就會看到截然不同的個人，在民主越發達的社會，越是如此。
天下有白吃的午餐嗎？
在北歐社會，儘管多數輿論傾向支持健全的社會福利，但每一個人對於要保留多少自由市場的競爭基調，以及又該允許多少政府的力量介入、提供社會福利抗衡自由市場的不公平，都抱持著極為不同的理解和信仰。人們在評論一個議題或報章雜誌在分析報導時，通常也會在一開始就提出一個清楚的定位，讓參與討論的人能大致掌握這些論點的出發點。
行文至此，我想讀者都已看出我的立場是傾向分享和平等的。而秉持這種立場的人最常面對的質疑，大概就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句話了吧。在回應這個質疑前，我先分享一個朋友的故事：
先生有兩個從小一起長大的死黨，一個叫約翰，一個叫培爾，他們從幼稚園到現在都是最好的朋友。先生和培爾都來自中產家庭，約翰則來自藍領家庭，他們的人生在小學之後開始出現分歧。約翰的媽媽在他和弟弟小學的時候過世了，約翰的爸爸則有酗酒和情緒不穩的問題，但還是盡力把孩子帶大，直到約翰和弟弟差不多成年的時候，他卻突然辭世。一直到中學階段，約翰和兩個死黨在校表現都不相上下。進入高中以後，無意升學的約翰學習意願不高，每一科都只求維持在及格邊緣，除了歷史科。因為這三個男孩從小就沉迷於戰爭史，對一次、二次大戰的所有歐洲戰場和細節都瞭若指掌，直到現在他們每年還是會開著車到歐洲各戰場參訪旅遊。
無意升學在瑞典並不是件壞事，即使對升學沒興趣，還有很多其他的職涯選擇。約翰高中畢業後就在木材加工廠工作，二十歲出頭時結了婚，和妻子在鄉村買了一棟小房子過日子。沒過幾年，約翰開始經常向工廠請病假，婚姻也出了問題。他後來被診斷出罹患憂鬱症，於是向工廠請了長期病假，並和妻子離婚，搬到鎮上的一間小公寓和弟弟同住。
我認識約翰這個人的時候，他已經請了長達兩年的長期病假，靠著剛好足夠生活的病假津貼維持生活，每天都坐在電腦前玩電腦遊戲。那時我先生和培爾都剛剛碩士畢業開始工作。他們三人的感情還是很好，常常互相探訪。我只去過約翰的公寓一次，被他髒亂失序的生活嚇得拒絕再踏進那間公寓一步。約翰的健康狀況也每況愈下，弱視惡化到近乎全瞎，瑞典的醫療保險以接近免費的價格提供他昂貴的矯正鏡片。從小就是田徑健將的他，後來竟胖到讓我先生和培爾都快認不出來，每天拖著一百六十多公斤的身軀，只要走幾步路就喘得像頭牛，我完全不相信約翰曾經是全年級跑得最快的男孩。
我很不喜歡約翰，也不喜歡當時還是男友的先生和這樣的朋友來往，覺得這是「壞影響」。我也不喜歡瑞典的長期病假制度，讓一個完全可以繼續工作的人待在家混吃等死。不去工作也就罷了，竟然還能用納稅人的錢進行心理諮商和視力矯正，這不是米蟲是什麼？
當我這麼跟先生說的時候，他總是說：「對啊，我也這麼覺得，約翰更是比誰都這麼覺得，所以這兩年來他試圖振作了好幾次，但是都失敗了。約翰他經歷了一個比較艱難的童年，但是他很少跟我們談起這些，在我們面前常常拿他的憂鬱症開玩笑，想表現出豁達的樣子，但是我們都知道憂鬱來襲的時候他的情況有多糟糕。何況他在請病假之前，也工作繳稅了五、六年，我相信他只是需要休息，等他準備好了，情況會越來越好。」
後來如我先生說的，約翰就像許多陷入長期病假的瑞典人一樣，漸漸回到了生活的常軌。我現在回想，其實這個改變的階段很早就開始了，但他總是進兩步退三步，讓人感受不到改善的成效。他一開始申請了大專資工課程，讀得不順利，一年後換到了社工系。大約在同時，他因為在網路上購買囤積非法的抗憂鬱藥物而被警局搜查，並且上法庭受審。瑞典的罰款是按收入累進計算的，沒有收入也幾乎身無分文的他，付了一些象徵性的罰款，得到一年後不再犯即可清除的一條前科，就返家了。記得那段時間每次聽到他的近況，都讓我不禁苦笑著搖搖頭。
後來有一天，他傳簡訊給死黨們，說他排到了縮短腸道的減肥手術，這種手術原本價格高昂，但瑞典政府以低價提供給重度病態性肥胖者。約翰在手術後一反以往，十分注重飲食運動，體重漸漸減輕，也開始恢復了活力。
瑞典人在結婚前常會安排一整天的單身派對活動，在先生的單身派對那天，他的朋友們合租了一個田徑場，安排一場田徑錦標賽。這個比賽的宗旨是先把我先生灌得爛醉，好看他出糗，不過其他參賽的朋友們也都躍躍欲試，想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施展身手。
約翰那時已經恢復了堪稱正常的體態，但沒有以往那麼矯健，接連幾個項目的成績都墊底。然而在他從小最拿手的跳高項目，竟以黑馬之姿拿下了第二名的成績。先生說當約翰漂亮的躍過橫杆、落在軟墊上的時候，他彷彿看到約翰十七歲時在學校運動場上的英姿，並和培爾兩人不約而同的跑上前和約翰擁抱歡呼。大概只有這幾個一起長大的男孩，能體會約翰當時的心境吧。
後來約翰的故事只能用急轉直上來形容。他在老家鎮上認識了一個也曾罹患憂鬱症的女醫生，兩人陷入熱戀，而在他們結婚之前，他也完成了社工系的學業。現在他在社會局工作，和妻子住在一間可以看到海的美麗公寓。已經遊歷過所有歐洲戰場的三個死黨，現在正計畫明年要一起去美國探訪南北戰爭的景點。
責任編輯：郭懿慧
本文摘自圓神出版社《解讀北歐價值，幸福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