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想過為什麼要上大學嗎？
難道，全球的高等教育教出來的不是有用人才，
而只是一群優秀的綿羊，只會順從地往同一方向前進？
教育體制就像生產工廠，我們都是受害者！
臺灣、美國、全球都面臨相同的困境，該怎麼辦？
文｜威廉．德雷西維茲 （William Deresiewicz）
譯｜章澤儀
於是，問題只剩下「為什麼？」。為何這些高材生最後都做出相似的選擇？這個現象是否具代表意義？我們不能只歸因於人性貪婪或愛錢。要記得，這些孩子都是訓練有素的馬戲明星，他們可不怕跳火圈，甚至覺得那樣才有熟悉感、安全感，也比較正確。在高中時，大家的目標都一樣，那就是努力去跳這名為「名校」的火圈；但在目標達成之後，下一步反而成了未知。方向分歧了，而且好多去路都籠罩著薄霧，讓人看不清。齊剛也提出詰問，做音樂家可需要填履歷表？做公益創業、民意代表、劇作家呢？你如何讓自己進州政府部門上班、前進矽谷或為紐約時報工作？這世上有多少你不曾聽聞過的出路？說穿了，求職又是怎麼一回事呢？這種種的未知，隨著畢業的日子越近，也越令學生們焦急，索性只想再找一個火圈去跳。
再說到選擇，這些孩子反而有另一種迷思。大人總是叫他們相信自己有無限的可塑性，偏偏人生的選項都是某種程度的「有限」。我之前的學生在踏出校門數年之後寄了一篇他寫的文章給我，標題是〈潛力的悖論〉，文章中說耶魯的學生就像幹細胞，可以長成這個世界上的任何東西，對於只能變成單一物品感到抗拒，便盡可能地想要停留在幹細胞狀態。「我同學跟我不敢勇闖天涯，挑戰別人不能不敢之事，或走遍地球各個角落，」他寫道，「相反的，我們行事謹慎，集體行動，步伐緩慢又笨重，選擇別人走過的老路子，以確保在接下來的二年或四年之中，我們能再度變成幹細胞，依然是未被塑型、充滿著潛力與無限可能性。」
管理顧問公司尤其懂得利用這一點。他們派招募專員前進各大校園，把面試門檻弄得很低，但把錄取門檻弄高──如此倒是收到更好的成效。這份工作在履歷表上非常好看，也不會限制你在離職之後的工作選擇權，而且工作內容就跟你在學校裡做的事情差不多：精密分析、統整資訊表單、清楚而有效的溝通，還不用考經濟學。這些公司也樂於雇用主修人文科目的新人，其特質正是名校對於學生的要求：知性、勤勉、有朝氣、天資聰穎。當然，他們給的薪水都很不錯。
以前的一個學生在信中這麼對我說：
真正的問題在於現今耶魯人對於起薪的要求；倘若起薪不到100K，耶魯人便認為那是在浪費他們的學位。我想管理顧問職尤其能滿足這種常春藤名校的特有心態，認為別人就該為了你讀過耶魯或哈佛之類的而付錢來雇你。同學跟我聊他們為何一畢業就去做管理顧問，理由全都可以歸結為「因為我能做」。很少人有膽去選擇別的出路。
除了管理顧問公司，投資銀行也是另一種類似情境。另一個學生來信提到：「華爾街發現大專院校專門量產非常聰明、也非常迷惘的畢業生。小朋友們擁有十足馬力和無比的敬業精神，只是對自己的下一步毫無概念。」這情況還出現在投資報酬較慢的法學院，甚至是非營利組織中最熱門的新鮮人去處，無國界教師團體TFA（Teach For
America）—這些地方同樣是大量招募、職務明確、富競爭性的應徵過程、有限的時間投入度、在履歷表上好看、不妨礙離職後的出路、令人印象深刻。不少人甚至在TFA之後又跑去貝恩（Bain）或摩根史丹利（Morgan
Stanley）等金融界工作。就道德層面而論，TFA與華爾街當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但對剛畢業的名校生來說，選擇前者並不代表清心寡欲，而是習慣使然。假使他們選擇金融界，那多半是因為太多人在踏出校門之際缺乏內心的方向感──換言之，除了錢，他們沒找到更值得花時間追求的東西。
諷刺的地方就在這裡。名校生知道自己可以做任何工作、扮演任何角色，卻傾向於做出同質性極高的選擇，彷彿他們的眼界只有那麼小一塊，而神職、軍職、從政或教職，甚至學術研究都從選項內消失了。整體而言，今天的年輕人確實比數十年前的孩子要更樂於投入社會，對於公眾事務也更感興趣，但在此同時，他們也確實傾向於把自己套進同一種狹隘認知一，認為生活就是名利與文憑，至少在大多數的名校裡是如此。
我在耶魯看到的情形，跟我走遍全國大專院校所看見的一樣。校園中人人看起來都極為正常，也都是一個模樣：沒有嬉皮，沒有龐克，沒人搞藝術家風格，也沒人挑戰性別或或種族界線，宅宅都沒什麼宅味，時尚迷還走低調優雅；大家打扮得彷彿隨時都準備要去面試似的。我很想告訴他們：你們都很年輕！有些機會要把握，別怕「與眾不同」，否則這世界將會是一間冰淇淋店，只擁有三十二種香草味而沒有任何其他口味。我並不是在鼓吹學生離經叛道，而是學生時期該有的實驗精神與追求多元自我本不該就此喪失。如今學子們似乎只認同同一種自我，並且也爭相模仿該形象，那就是成功的上流階級專業人士。「耶魯的大一新生班上再怎麼三教九流，」以前的學生寫信來說，「到了大四，人人都長得一樣。」
他們淨做同樣的事，是因為大家都做同樣的事。我以前的學生將之比喻為「鮭魚返鄉」，有個密西根大的研究生則說是「生產線輸送帶」。有名的三角欲望理論指的正是此事：你想要某樣東西是因為看見別人都要，所以假定它很有價值。麥可．路易斯（Michael Lewis）寫下他對鮭魚返鄉的解釋，「這其中有一種群眾安全感。」
「安全感」是個關鍵字。比起迷失或貪財，恐懼的驅動力更大。由於名校生一向表現優異，他們格外害怕自己不再傑出，對於大環境的競爭激烈也特別敏感，因此總是懷抱著對於失敗的恐懼與焦慮，而那很可能來自於家長的觀念，例如爸媽本身也極端害怕失敗。
背負著這樣的憂慮，縱使為期不長，其成本也十分可觀。當一個人沒有犯錯的空間時，他往往會盡全力避免犯錯而無暇另顧，這也是致使英才教育不利於學習的原因之一。正如前哈佛學院長哈利．路易士（Harry Lewis）在文章中寫道：「沒人想在一堂可能拿不到A的課程上賭運氣，以至於人人只肯往自己早已熟知的領域去耕耘。」在這一場文憑的競賽中，沒有人想落後，既然實驗和探索並非百分之百成功，新觀念或新視野的開發就落得被擱在一旁，可這才是大專教育原本肩負的使命──讓我們更進一步了解自己與這個世界。一個波莫納的學生說她很樂意去多方面思考自己的所學，只不過她實在沒有時間，我便問她：假如妳不要每一科都拿A，會不會就有時間了呢？她看著我，好像我這問題失禮至極。
大四就像是驗收成果的時刻，前文提及的這些訓練已將你塑型，而置身在羊群中的安全感，也讓你覺得自己可以開始為人生做些真正的決策。現在再想想我學生說「做一個與眾不同的決定」有多麼困難，特別是當你看見別的羊兒紛紛做出一模一樣的選擇時。同儕觀點在此時造成的壓力比我們想像的大多了。很多孩子告訴我，當同學們口中談及與眾不同的出路，就如同評論一個瘋子的行為，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闖來」或「你算哪根蔥，膽敢不從眾」。
畢業也無法改變這些潛規則。有些孩子勇敢的忠於自我，也決定不回首、不眷戀名校光環，心中卻怎樣也無法抹消那種壓力和孤獨感。我親眼見到學生們花上好幾年去對抗它；他們或許是出於信念，也或許是別無選擇，只為自己實在無法屈服於一份感受不到熱情的差事，但又不知道自己的熱情究竟落在何處。有個學生提到他不只受焦慮、恐懼的折磨，也在雄心壯志中掙扎，為了終究不甘於平淡，以及落居人後的自卑，總以為就在他選擇背離的那條路上，昔日同窗們一個個都綻放著高人一等的耀眼光芒。
有一個在顧問公司待過幾年的學生，每逢公司徵才時都趁便回學校來看我，也總是提到他想到外頭做些更有建設性、更有意義的事，但不知該如何著手，也無法想像離開現有舒適圈之後會是什麼景況，其實這種話我聽得多了。我就換個說法吧：這個年輕人已經對金錢上癮了。
另一個剛畢業的學生則有不同的心境；他有寫作才華，對名利地位的競爭也向來不感興趣。那孩子在給我的信中這樣寫著：
日復一日，我壓抑著抄捷徑以求快速成功的衝動，因為我的靈魂深處知道那是不對的。假如我省去接下來這十五年的基本功，不顧繞遠路的各種趣味而直接衝上《紐約客》雜誌的編輯寶座，我一定不會快樂。我一面對抗著這種念頭，那小小的罪惡感也同時轟炸著我。我一定要找出方法來遠離這種衝動。同時，我也不敢想像自己竟會產生這種矛盾。我知道類似的企圖心亦在別的耶魯人身上發作，可它以前從未影響過我，直到今天。
這些現象並非只在美國出現。英才教育彷彿是一套全球連線的系統。況且，今天美國的頂尖學府中，大概有一成的學生是來自於海外。我們的入學門檻已普及全球，讓上海、首爾和孟買的年輕人爭相跳進我們的火圈。我聽過更多來自加拿大、英國、尤其是南亞和東亞如印度、新加坡、中國、南韓、菲律賓及日本的心聲。「我要感謝您完美地揭發現代教育之弊病，」有個駐外記者對我說，「我在加拿大醫學院讀書，您的觀點不只套用在常春藤聯盟，也合乎這裡的情況。」「我們印度有自己的常春藤聯盟，」另一個人告訴我，「就是『印度理工學院』（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IIT）和『印度管理研究所』（Indian Institutes of Management，IIM）。您提到的每個現象，我都曾在那裡親眼目睹。」
除此之外，上述過程通常也連帶造成高成就人士特有的中年危機。哈佛的資深招生主任威廉．費茨孟（William R. Fitzsimmons）就曾經如此描述：
即使是最頂尖、拿過最多獎章的學生，也會在回首過往時懷疑自己努力的這一切是否值得。越是專業人才──醫師、律師、學者、商務人士等等──越常在他們的而立與不惑之年遭受到不獨立與困惑的心理衝擊。有的推說他走上這一行是為了滿足某人的期望，也有的就只是隨波逐流，壓根兒沒停下來想過自己是否真的熱愛這份工作。他們最常說自己錯失了整個青春歲月，從未活在當下，總在追求一些錯誤的目標。
所以呢？這冠冕堂皇的高等英才教育，讓多少學生扼殺自我以擠進窄門，多少家長拚死拚活的為孩子掙學費，萬一到最後才發現這箇中的期許反而讓人生的路越走越窄，越活越窒息，那又如何？假如我想當老師、做政府官員或做一名木匠，這鍍金似的學歷是否就浪費了？爸媽會不會覺得我沒出息？朋友又將如何看待我？在畢業二十年的同窗會上，我該怎麼面對我的同學們，特別是他們全都成了大城市裡的有錢醫生博士或重要人物？隱藏在這些糾葛之後的關鍵詰問是：難道我不配功成名就嗎？就在此一大哉問之下，生命中的其他可能性都封閉了，只留下你錯失靈魂深層的渴望。
當然，這是指假如你曾經察覺到內心真正渴望為何。正如前文曾提到「耶魯人多半不知如何尋找熱情」云云；的確，倘若找不到其他更想做的事，不如就鑽進華爾街去賺一大票錢，也沒啥不可。這其中的不合理之處只在於我們建構出高級知識分子的培育制度，結果卻教出一群對人生之所欲沒有明確概念的二十二歲青年，只知道走前人走過的路，但不會或不敢開創屬於自己的路。
（本文為《優秀的綿羊》部分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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