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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裡的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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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裡的民族史

2017年和台北愛樂一起去日本福島之後,我寫了十篇旅途中的所見所思。

在台北愛樂團長賴文福醫師的支持下,回到台灣把這十篇「福島十記」出版,引來兩極化的反應。喜歡的人說我寫得很有視野,不喜歡的人覺得我談的事太複雜敏感。

我在這十篇文字裡一直反覆探索台灣和大陸與日本之間的關係,一開頭就談江文也,他的一生也投影出台灣的宿命。

江文也是天才作曲家,五歲就離開台灣到日本,在日本學習成長,1936年以拿到了柏林奧運音樂比賽的特別,卻始終得不到日本社會的認同。失望之餘他轉往中國發展,卻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最後又窮又病的走完一生。

今天的台灣也是一樣,不只在國際社會得不到認同,整個社會對國家也沒有認同,這樣的情況也不是一天兩天了。每次和賴醫師見面,兩人的話題很自然就會談到台灣的命運。

創團三十五年來,台北愛樂一直有個傳統,每次出國巡演一定會演奏代表台灣的經典曲目。那些曾經迴盪在東京和福島的江文也作品,也總是讓我一再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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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十記」(寫於2017年,共兩萬多字)

吳仁麟

1. 序曲,絆

前一夜還在東京演出,台北愛樂的朋友們一早已經趕到福島音樂堂彩排。

團長賴文福醫師領著大家走過長廊,也一路走過歷史。長廊的牆壁上的每一張照片都標記著這裡曾經的精彩,也提醒每個人這裡是日本最早的專業音樂演奏廳之一。

每每談起這個落成於1984年的音樂廳,福島人總會驕傲的對訪客說:「東京的Suntory Hall是1986年才蓋好的」。

這裡對於日本愛樂人顯然有不凡的意義,1984年,鄧小平南巡、雷根連任美國總統,許多影響全世界的改變正開始薀釀,而福島人在當時市長河原田的領導下蓋起了這座音樂城堡。

今天的福島音樂廳更像是一個紀念碑,標示著日本人的自信與堅持。不管是牆壁上那上萬片令人嘆為觀止的九谷燒磁磚或是長年散發著清香的櫻木地板,每一吋都是向音樂藝術膜拜的結晶。歷經30多年的歲月,這個日本北方的音樂廳在311地震的六週年後看來格外的充滿故事。

2011年的3月11日的福島災變,以及2017年4月21日台北愛樂管弦樂團到訪福島,兩個畫面的背後刻畫著台灣和日本百年來的許多微妙牽連。不管是1895年甲午戰爭前後或是1972年斷交到今天,某種微妙的感性一直被在理性歷史的背後,如同被埋在堅硬地表下的某種一直被壓抑的能量。

1990年代,日本的電視劇、電玩、動畫及漫畫大量進入臺灣市場,日本文化早已是台灣流行文化的一部分。1999年9月,日本政府更進一步放寬對臺灣觀光客赴日多次簽證規定,2005年9月更進一步開放台灣護照三個月免簽證,雙方的關係就一直在沒有官方關係的大背景下持續推進發展。

而311地震除了重創日本,也震出了彼此的新關係。

2011年3月11日下午2時46分之後,台灣從政府到民間全面動員協助救災,除了親赴災區賑濟和也協助各種短中長期重建。各界捐款超過200億日圓,這個數字等於當年93個國家捐款的總額,除了對日本捐款最多,由台灣寄出的救援物資亦超過上千公噸。

台灣的義行不謹感動了日本社會,也意外的讓雙邊的關係有了歷史性的突破。台灣人民的捐款超過美國,總金額高居世界第一,但是日本政府在311週年紀念日時向全世界表達感謝,卻在唱名時一個字都沒提到台灣,這件事也引起了整個日本社會的不滿。沒有人能理解,向來以”恩”字為文化核心的日本社會,為何會這樣對待台灣?

在日本社會為台灣抱不平的聲浪持續發酵下,除了日本官方數度向台灣致謝,當時日本駐台代表今井正也向台灣政府致呈首相菅直人的感謝函。雙方就此開始了許多交流,即使沒有外交關係,台灣和日本的關係卻從此一路走向歷史的新高點。更令人意外的是,隨著時光流逝,日本人對台灣的感謝卻越加的濃烈,每年的3月11日也於是成了日本對於台灣的感恩日。

就像這一次台北愛樂來到日本,從東京到福島,不管大大小小活動,開場的第一句話總是:「謝謝台灣」。日本朋友對台灣的感謝,該就一直會像兩國政府高層一直喜歡用的”絆(Kizuna)”這個漢字,隨著時光流逝而更加緊密的牽絆著。

在日文裡,”絆”這個字意識是”人與人之間深厚的情感牽絆,也象徵著台日之間的情誼,也許沒有外交關係,但是彼此的關係早就超越了外交。這也是台日關係長久以來的基調,特別是在311之後,日本社會只要談到311就不會忘記台灣,這樣的社會集體感激之情甚至年復一年的更被強化。

從另一個視角看來,”絆”這個字不只說明了台日關係,也是雙方與中國關係的微妙關鍵字,台灣和日本關係的另一面是彼此和中國的關係。三者之間的連結如同一個彼此牽絆的三角形,任何兩點的互動都勢必會連動第三個點。

一直以來,中國深刻的影響台灣和日本的關係,1972年台日斷交之後,雙方任何的交流都會引起中國的不滿甚至抗議,而日本和中國的歷史記憶裡,台灣又是個永遠無法跳過的關鍵字。這一次台北愛樂的福島之行,也許是三個社會重新省思與建構彼此關係的新起點。

就如同這一次演出,頭牌曲目是江文也的作品,對這位音樂天才來說,台北、北京和東京這三個地方對他一生都有不凡的意義。江文也出生在台北,18歲那年至東京求學,28歲到北京任教,這三塊土地豐富了他的音樂生命也讓他走過天堂和地獄。

他在東京和北京都經歷過愛情和婚姻,1936年,他創作的「台灣舞曲」在德國柏林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文藝競賽中獲獎,成為亞洲第一個獲獎的音樂家。但是卻由於出身殖民地的台灣人身份在日本樂壇一直被打壓,1938年他決定轉往中國發展,卻在1945年被國民黨視為親日漢奸入獄,1966年被捲入文革批鬥打入牛棚成了掃廁所的清潔工,1983年他病逝北京,留下未完成的作品「阿里山的歌聲」。

與他緣份最淺的台北,卻給了他最深刻的創作能量,他的「台灣舞曲」裡所展現的,其實也是這個小島一直以來的失落與被異化的宿命,這樣的無奈與悲情仍是台灣社會今日的主旋律。

但也因為這樣的特質,江文也和台灣才擁有了微妙的獨特性,這樣與生俱來所擁有的,是資產也是負債,是祝福也是咀咒。從1895年之後,台灣在中國和日本之間一直被拉扯到今天,在經歷過日本人和中國人不同的角色之後,對台灣人身份認同的渴望也於是改變了島嶼命運到今天。

這一次的福島旅行也像是一個新起點,讓台灣、中國與日本這三個社會重新思考彼此的未來,江文也已經過去,那些屬於歷史和政治的過去也應該讓它過去,我們該用友誼走未來的路,就如同台北愛樂管弦所演奏的每一個音符,都是對於和平與愛的期待。


2.江文也與安倍洋子

台北愛樂日本行的第一場演出在東京晴海第一生命音樂廳,除了謝長廷大使,許多日本朝野政要都到了。巴拿馬駐日大使、日本國會議員井上信治、金子恭之、鈴木克昌都來了。這是一次日本政界、財經界、文化界的菁英聚會。

會場外最醒目的角落擺著屬名”安倍洋子”的花藍,只要認識安倍洋子是誰,一定能了解這個花藍所代表的特別意義。

她是安倍夫人,是日本社會的傳奇女性,是安倍首相的母親,也是前首相岸信介的女兒。

觀眾席上的安倍夫人,和每個人一樣靜靜的聆聽著台北愛樂的演出,包括江文也的作品。

這位父親和兒子都是日本首相的女性,應該對江文也的音樂感觸特別多也特別深吧。她的家族和台灣之間的過去,也如同江文也和日本之間那許許多多難以梳理的記憶。

安倍夫人的父親岸信介在生前和台灣之間有許多故事,這些故事也讓他在兩岸社會有完全不同的評價。

岸信介的弟弟是另一位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出身政治世家,他曾經在1957年首相任內造訪台灣,和蔣中正會談又組織了「日華合作委員會」。但是後來,岸信介也曾經拒絕蔣中正將台獨運動領袖許世楷引渡回臺灣的要求。這些故事都是安倍洋子生命中的一部分,而她的兒子安倍晉三也已經將台日關係推到了歷史上的新高點。

音樂廳裡,江文也的人生和安倍洋子所經歷的故事交織出了一個奇幻的畫面,一百多年的時間裡,台灣和日本一直不斷的重新定位彼此。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把台灣人變成了日本人,1949年國民黨又把台灣人變成了中國人。在這些身分的轉換之間,兩邊都必須學習著去重新認識對方,甚至到今天,日本人都還不斷的在台灣尋找自己在這片土地上的過去。

像大阪大學從2015年開始就成立了「台灣研究講座」,除了有專任教師教授台灣的語言和文化,也安排日本學生到台灣來研修,而二戰之後日本在台灣所遺留下的種種,正是當今日本學術界台灣研究的熱門議題。

「台灣電影歷年票房的前十名裡,和日本記憶相關的就至少佔了四部」日本學者赤松美和子在她的論文「現代台灣電影中日本時代的敘述」裡,列舉了幾部幾部賣座大片,並產試圖理解這些片子熱賣和台灣人的日本記憶的關聯。

赤松美和子認為,從2008年的「海角七號」(票房超過五億元)到2011年的「賽德克巴萊」(票房超過七億元)以及2014年的「KANO」(票房超過三億元),這些台灣本土電影史上最賣座的電影都訴說著日本殖民時代的故事。也意味著過去的日本記憶在台灣社會泥土裡潛藏的深度與力道。而沒有經歷殖民時代的台灣人們顯然繼承了日本殖民時代的記憶,甚至以自己所處的時空對這些記憶重建過。

而台北愛樂的到訪,更像是把這些記憶帶回到今天的日本,除了江文也還有安可曲時所演奏的望春風。

望春風是台灣人最熟悉的歌謠之一,也是國際音樂人所公認的台灣調,這首創作於1933年的台語歌顯然對今天的日本人是陌生的,但是當樂音響起時,每個音符都訴說著那個時代的情調。

那是個日本化的台灣,也是被台灣化之後的日本,就這樣自然而然的重建了在場每一個日本人的老台灣記憶。

從江文也到望春風,歷經一整個晚上的時空旅行之後,台北愛樂的演出贏得了滿堂喝采。興奮的團員和觀眾們緊接著來到慶功宴的會場,好酒好菜好朋友的迎來這個夜晚的另一個高潮。

忽然間聽到某個角落裡響起了熱烈的掌聲,職業的本能讓記者們立刻帶著相機衝過去搶鏡頭。原來是謝大使和安倍夫人來到會場,敏感的媒體人自然會好奇接下來可能發生的劇情,像是她會不會在這樣的公開場合講話?一旦她講話,就是台日關係的大事件。

慶功宴的會場是一個溫馨的洋食餐廳,大家隨意站著吃喝聊著,遠遠看去是個很日常的派對,如同公司聚餐或親友聚會。上百個人的場子裡,音樂家們當然是今晚聚會的主角,但是仔細看清楚之後就會發現,眼前的畫面其實是中日兩方層級相當高的外交聚會。

謝長廷大使代表台灣,安倍夫人代表日本,沒有人能質疑這兩人在各自社會的影響力和代表性。而圍繞在兩人旁邊的,則是來自台日外交系統菁英。

這樣的情況,在我沒有和K君認識之前是沒有發現的。

在吧檯旁邊點酒時遇見K君,彼此禮讓一番之後,他讓我先點。

看我喝了幾口之後,他問我手上的紅酒還可以嗎?

本來以為這位穿著官式西裝的日本人是餐廳服務生,後來看他也跟我一樣要了一杯紅酒才知道自己搞錯了。交換了名片才知道他在日本外務省的某單位工作,是台日溝通的重要窗口,但是他的名片卻看不到任何一個和官方有關係的頭銜。

「你知道,對日本官方來說和台灣的關係是很特殊的一種關係」他竟然開始用北京腔的國語對我說。他說,其實他也會講台語,每個月在台北和東京來來去去也好多年了,更早之前,他還曾經派駐北京。

我忽然再一次感覺到日本人的某種特質,在這個社會裡一切的人事物都被細心的思考和安排過。就像眼前這位年輕的外交官會出現在這裡,這樣的畫面可能在他進入日本外交系統的那一天就安排好了,以他過去的經歷,終有一天會成為日本對台灣的最高外交主管之一。

「您猜的沒錯,他是今天慶功宴裡層級最高的外交官」駐日代表處的朋友笑著回答我的好奇。

我於是舉起酒杯向不遠處的K君敬酒,他顯然明白自己的身份已揭曉,也舉杯向我致意。

不遠處,安倍夫人正在致詞,言語中流露著對台灣的情感和謝意,她再次提起台灣對311災變的熱心協助。而我卻想到的,卻是她的兒子安倍晉三和父親岸信介。

3.虎之門的清晨與黃昏

幾年沒連絡了,在台灣一直陸陸續續聽到朱文清的消息,知道他在東京虎之門成立了台灣文化中心。

現在是台灣文化中心主任的他在東京居住超過二十年,在日本朝野都有不少朋友。記得第一次見面是在17年前,那時透過他安排陸續拜訪了NHK、讀賣和朝日新聞,也對日本媒體發展網路服務的情況有了些了解。

17年過去,朱文清竟然還記得我們曾經在白金台駐日代表處見過,台灣和日本的關係在這麼多年後也更加的緊密。這樣的感覺在外交圈特別敏感。過去,在東京的外交單位都只能使用”台北”這兩個字來代表台灣,如今,台灣已經幾乎成了日本官方認定的溝通主詞。

17年後,在虎之門和朱文清再重逢,他熱心的帶領愛樂的朋友認識台灣文化中心。台灣文化中心的前身是「台北文化中心」,2010年揭牌儀式啟用,是文化部在海外設立的第3個文化中心,除了紐約和巴黎,也是設在亞洲的第1個文化中心。

這個中心的設立具有雙重意義,一是代表政府對日本的重視,一是象徵台灣外交的工作重點已經由政治轉至環保、文化和經濟等軟性議題。

而台灣文化中心成立於2015年,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讓更多日本朋友接觸台灣文化。這樣的文化外交經驗也證明了,文化力也許一直被視為軟實力,但是在外交舞台上卻是絕對的硬實力,因為那對民間是最有說服力的國家品牌。

更何況是受日本文化影響如此深刻的台灣,以中華文化的基底來吸取淬鍊日本文化,台灣文化對日本民眾展現了一種親切又陌生的吸引力。台灣的文化產品裡總多多少少有日本文化的影子,但是又完全和日本不同。

台灣和日本之間的友好和親切感其來有自,特別是在民間,幾乎沒有人不明白台灣的現況。特別是311災變之後,從過去到現在,兩邊一直緊密相連。

「整棟大樓有很多公司行號,但是大樓的房東只允許我們的招牌掛在外牆之外」指著大樓外牆「台灣文化中心」的招牌,朱文清得意的跟我們解釋這件事背後的意義。

虎之門是東京的黃金商圈,在這片寸土寸金的土地上,一棟大樓裡可能就有幾十家公司,為了維護大樓外觀,這些公司的招牌通常不會被允許掛在大樓外牆。

朱文清說,房東之所以願意只讓台灣文化中心掛招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認定這是政府的外交機關,覺得租給這樣的房客有面子。另一方面也是表示對台灣的友善,這一次的日本行,這樣的感覺特別強烈,只要知道我們來自台灣,每一個日本朋友的笑容都充滿了親切和善意。

台灣文化中心成立之後,一年舉辦超過七十場的文化活動,這裡也像是個展示平台,讓日本民眾能更認識台灣的種種。臺灣是擁有超過兩千年歷史的移民社會,族群和文化更是多樣化。從最早期的南島文化、古閩越文化,到中期的海盜文化,以及地理大發現後的荷蘭、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帶來的早期歐洲文化,再到明鄭時期以後東南沿海漢族開始大規模開墾而帶來的閩南文化和客家文化。

在這之外,儒家道家和佛教等宗教的影響,再到日治時期的文化皇民化,20世紀中葉起受戰後歐美文化的影響,以及本地與台灣原住民的文化復興。二十世紀中後期,印尼,越南等東協國家民眾大量進入台灣。台灣的文化在豐富的碰撞下,融合了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

許多台灣文化人和藝文團體都造訪過東京的台灣文化中心,而台北愛樂的到來,更是意義非凡。

日本是亞洲古典音樂水準最高的國家之一,民眾對於古典音樂的素養也相當深厚,能受邀到日本表演其實就是一種肯定。再加上這次活動的背後是台日雙方民間合作所促成,這也說明了兩個社會的民間交流已經密切到相當的程度,要不然是無法順利的讓人數眾多的台北愛樂團隊順利成行。

「為了這次的活動,兩邊的團隊已經默默的工作了一年,這背後有太多人的心血」台北愛樂團長賴文福說,一年前決定訪日的時候,許多資源根本都不知道在那裡。但是就這樣咬著牙堅持走下來,竟然就這樣關關難過關關過,有了這一次的日本經驗,台北愛樂也對未來的每一場出國演出更有信心。

當官方的外交空間越來越小,那也同時意味著民間外交的舞台越來越大,這一次台北愛樂的日本經驗也如同台北世大運經驗一樣,只有兩個社會的人民真正面對面的時候,才能發展出真正的了解和認識。這樣的認識,效果遠遠超越形式化的政府關係,當台日兩地的人民友好又關心彼此時,政府之間的關係也不可能不順著這樣的態勢來發展。

政府終究是由人民來組成,也是執行人民意志的共同體,就如同虎之門大樓裡台灣文化中心的出現,也完全是因為日本人民對台灣的友善和認同,那也意味著一種隨著時日久遠而更加深厚的情誼。

每個人都明白,日本和台灣之間的過去有太多的恩恩怨怨,有些傷痛的記憶甚至已經永遠寫進歷史裡,但是今天兩個社會之間的友誼也說明了,只要能持續的以善意和關懷對話,沒有什麼歷史傷痛是不能被超越的。

1895年,馬關條約簽定之後,日本開始殖民台灣,此後台灣一直發生許多大大小小的抗日運動,不管是1895年保衛「台灣民主國」的乙未戰爭,1896年死亡超過萬人的雲林大屠殺,還是1907年的北埔事件,甚至到了1933年還發生了霧社事件,那些年裡戰死了成千上萬的台灣人和日本人。

對於許多年輕人,這些血淋淋的歷史顯然是陌生的,但是放眼全世界,這樣的歷史也同樣在許多國家發生過,每個人也都認同,追悼傷痛的過去,是為了讓彼此更能合作去追求美好的將來。

站在虎之門街頭,我想像著眼前這些日本人的祖先可能都曾經到過中國大陸和台灣,我們彼此的祖輩甚至可能在戰場上廝殺過。這些歷史不可能被忘記,而我們彼此卻能努力去寫下另一段完全不同的歷史,一段屬於包容和愛的歷史。

4.一路向北

東京前往福島的路上,腦海裡一直不能自己的盤旋著不久前在早餐桌上和賴文福團長的對話。

我們再一次談起了江文也,更討論著這次台北愛樂日本之行的意義。兩個人都認為這除了是台日關係的重大進展,也意味著台灣與日本產業合作的更多可能,而古典音樂交流則是一個極具意義的開端。

古典音樂在日本是地位崇高的精緻藝術,日本也一直是亞洲古典音樂水準最高的國家。光是東京,就至少擁有八個全職的管弦樂團,密度排名世界第一,而全日本各大學目前有超過兩百個大學音樂科系,每年有兩萬多名畢業生,從人口比率來看,這個數字放眼全球也難得一見。

台北愛樂到日本演出,也像是台灣文化在國際舞台的新起點。一直以來,日本對台灣一直扮演著「生活文化輸出國」的角色,食衣住行娛樂都深受日本影響。在這樣的大氛圍下,台灣文化如果能在日本市場占有一席之地,也意味著台灣文化進軍世界市場的一大步。從日本出發,台灣能不能在這個舞台走出一個全新的局面?台灣的品牌能否結合日本的優勢和資源進軍全世界?要如何才能實現這些願景呢?

賴團長認為,江文也的經驗提供台灣文化進軍日本甚至世界市場的想像。

江文也在某種意義上就像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德國人、美國人和以色列人都說愛因斯坦是自己的國民。生於德國,學習成長於美國,而他體內流著的是猶太人的血液。怎麼看,他都無法和這三個國家切割。

江文也則屬於台灣、中國,以及日本,這三個社會給了他不同的人生意義和養分。而台灣要走向世界也正可以利用類似的優勢。

「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1949年回歸中華民國,今天的台灣文化混融了中華文化和世界文化,在這兩股力量的交融下,台灣積累出的獨特文化是發展各項軟硬產業最重要的資產」賴團長說,這些歷史宿命也給了台灣相當難得的機會,不管面向日本或中國都可以巧妙的扮演橋樑的角色。

1900年前後,西方世界先吹起日本風與中國熱,在那個久遠的年代,西方人醉心於日本工藝美術的精雕細琢,更著迷於中國文明的燦爛輝煌。當時的法國記者Raymond Koechilin,發表了題為「一個東亞藝術老藏家的回憶錄」的文章。

他指出,雖然同是來自亞洲的文化,但在與西方的接觸和碰撞中,日本和中國藝術文化表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這場東西方文化碰撞中所形成的思維也對當時的世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

這樣的歷史也像是某種預言,在世界舞台上也一定會有下一場的亞洲文化強勢回歸的浪潮。

在這樣的浪潮中,不管是日本風或中國熱,台灣顯然有機會也有必要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

那也像是某種策略性的基礎工程和前瞻建設,當產業競爭已經從硬實力走向軟實力,文化力對一個國家競爭力的影響已經遠遠超過以往的每一個時代。

回顧過去,台灣、大陸和日本這三個社會,彼此之間一直相互扮演著”文化轉化器”的角色。台灣在17世紀是荷蘭的殖民地,之後到了明末清初被鄭成功佔領,1895年甲午戰爭之後成為日本殖民地,在1945年之後被國民黨政權收回。這些多元的過去也讓台灣融合了中日文化,微妙的扮演了某種意義上的橋樑角色。

「我在台北看到許多事物,也和不少台灣人對話,結果發現,台灣人的文化,以固有的台灣島國文化為基礎,結合來自台灣海峽西邊的中華文明,以及由北方而來的日本文化,融合而成台灣獨特的文化。」日本講談社旗下《現代週刊》副總編輯近藤大介,在他的「台灣的兩面鏡子:從中國、日本缺什麼, 看台灣如何加強競爭力」這本書裡分享他在台北的實地觀察。

近藤大介認為,中國與日本分別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在全球舞台舉足輕重,也和台灣在文化上有深厚的淵源,經濟方面更是關係密切。理解並關注這兩個社會,是台灣無法逃避的的重要課題。

「迪化街的房子幾乎都是七十多年前日本撤退時直接留下的老房子,甚至連一九一五年開業的郵局也照樣使用」近藤大介的迪化街經驗顯然是個很有意思的台日關係觀察點。

要理解台、中、日對彼此社會的文化影響,就不能不從1920年代左右的迪化街說起。

那時日本已經殖民台灣二十多年,各項建設都已初步完備,迪化街那時又被稱為”城外”,和台北城內的日本人形成台北城市的基本人文氛圍。”城外”的主要居民是台灣商人,把這個泛稱為”大稻埕”的地方建設成商貿繁盛的街區,當時日本本土最時尚的生活文化都在第一時間被同步引進。日本社會轉化了當時西洋文化成為自身文化,之後再引進台灣,這樣的情況其實一直持續到今天。不管是精致藝術或大眾文化,從音樂繪畫到影視娛樂,台灣處處看得到日本的影子。

而1949年120萬人從中國大陸隨著蔣介石政權撤守台灣,這樣的劇情也成了台灣和大陸彼此影響的開始。原本處於海峽兩岸的人們開始交流彼此的生活文化,隨著政治經濟劇情的發展把台灣混融成另一個新形態的社會。

1987年,台灣開放民眾卦大陸探親,兩岸開始交流,台灣的生活文化也開始影響中國社會。多年之後,台灣常駐對岸工作與生活人口已超過百萬,經歷三十多年的對話,兩岸對彼此的生活影響也持續深化。

在中國大陸與日本之間,台灣歷經百年的物換星移,許多是非恩怨已經難以論述,放眼未來,台灣顯然有更長的路要走。

5.福島今昔

為了迎接台北愛樂的到來,入住的飯店特別在外牆上掛出四層樓高的看板,大大寫著”日台友好親善音樂會”,並且由台北士林扶輪社和福島扶輪社共同署名。

從進入福島的第一時間起,無時不刻的感受到過去一年來兩個扶輪社為這次活動所投入的心血。一路的食宿和旅遊都是福島扶輪社費心安排,住的飯店用的餐廳都是社友所經營,甚至到了演奏現場,也是由扶輪社友擔任接待和服務工作。

經過一年的往來連絡溝通,兩地扶輪社友顯然也友誼更深厚了,這是最自然也最堅實的關係,有了共同努力的目標,就是友情最好的催化劑。

「山上還有殘雪,這時候的雪別有一番風情」遊覽車上,一位同行的福島扶輪社友指著遠方吾妻山說。

福島的雪通常可以賞到五月,這些地方到了冬天都被大雪所覆蓋,冬天根本沒有路可以上去。可能知道台灣沒有什麼雪地,福島的朋友特別幫台北愛樂安排了這次上山賞雪行程。

我們在海拔2000公尺的山上放眼福島市區,那陽光下的平和與幸福難以想像六年這個日本東北入口的小城市經歷了什麼樣的記憶。

六年前,地震引發海嘯,福島第一核電廠一系列設備損毀甚至爐心熔毀輻射外洩,這是自從1986年車諾比核電廠事故以來最嚴重的核能災難事故。2011年的 3 月 11 日是福島人永遠不會忘記的日子,震度 9.0 的大地震引發引發40.1公尺的大海嘯。

東北三縣包含宮城縣、岩手縣、福島縣等地沿海地區都遭受海嘯重創,氣仙沼市油槽引發大火、仙台機場被淹沒、福島核電廠核洩漏事故。日本政府估計 311 大地震海嘯後,有 150 萬噸殘骸漂到海上,面積約等於三個美國。

事故之後,儘管政府和各種機構陸續公布各種輻射量的檢測數據,但是福島人已經對政府出現「信任危機」,他們不相信這些數據開始想辦法自力救濟。也因為這樣的需求下,竟然意外的催生了「福島單車」的出現。

「福島單車」能夠在騎行時讓福島人即時檢測所經過地方的輻射量,單車上載有一個長方形盒子,裡面裝有輻射傳感器,可用來收集自行車經過之地的輻射數據。這個環境傳感器,是由全球公民環境組織Safecast開發的。311大地震之後,Safecast開始監測收集和公開分享環境輻射和其他污染物的信息,還迅速匯集了各類人才,建立了自己的傳感器。

當遊客一邊騎「福島單車」,一邊就能從同名的APP中讀到即時數據,同時還會把當地的核輻射、空氣指數等各種數據上傳到Safecast的雲端,任何關係數據的用戶都可以從網站進行下載,目前所累積核輻射監測數據已經超過6500萬條。

6年過去了,福島的災區陸續完成了道路水電系統和基本生活設施的重建工作,也清除了的輻射污染物,並經由官方確認無輻射污染之後,重新開放民眾回到闊別6年的家園。福島人的身體和心靈看來正逐漸的在復原,但是六年前的那場劇變到底在福島人的記憶裡烙印了什麼?

我想起前一晚在福島音樂堂前遇到那位旅居福島多年的台灣媽媽。她說,那兩場音樂會的最後她都哭了,當台北愛樂再一次演奏了「花在開(花は咲く)」,她也再一次想起了六年前的那些昨日。

2011年的3月11日,福島連續受到九級強震引發海嘯與核災的衝擊,近兩萬人死亡,超過100萬棟建築被毀,也導致10萬人被迫離開福島。她說,沒水沒電沒油的苦日子可以忍,但是那種看不到未來的絕望讓人只能靠麻木活下去,只有麻木的過日子才能抵抗那種苦。在福島住了四十多年,她終究是沒辦法放棄福島,全家人就這樣繼續在福島過日子到今天。

她其實曾經逃離過福島,核災發生那一天,台灣的親人告訴她福島出事了,要她趕快離開。她覺得不可思議,日本的災情竟然外國人比日本人更清楚,因為日本政府一直不敢告訴民眾事情有多嚴重。她要全家人一起逃,但是老公和三個兒女都不願意走,這四個醫生知道福島有多需要他們。

她被家人硬送回台灣避難,幾個星期之後福島的情況穩定了之後,她終於再回到福島。她說,都七十歲人了,福島儘管是異鄉,她還是願意和福島共存亡。因為親人都在這裡,有牽掛的地方才是家。

這六年來,福島人的生活比想像的辛苦,經濟的衝突和人心的憂鬱,還有一些難以想像的劇情。像日本其他地方對福島人的歧視與排擠,對這塊受幅射污染的土地上的人與食物總帶著異樣的眼光。對於這些事,她很生氣的說,東京人不吃福島食物,她反而覺得東京的食物更不安全。

她說,這六年來日本政府一直在處理福島問題,許多事情早就都解決了,有些土地上的泥土甚至被整片挖起來封存。她認為以日本人的小心,311事件反而讓福島的食安更受重視,對這裡的食物她一點也不擔心。反而東京土地污染問題被談了好多年,到今天還是看不到有人處理。

邊聊著,我看著眼前這位福島台灣人,也想起了那場為福島小孩辦的音樂會。福島市大約只有兩千個小學生,現場來了一千多位,把整個福島的音樂廳的觀眾席都坐滿了。台北愛樂特別為了這次福島演出準備了「花在開(花は咲く)」這首曲子,NHK製作了這首歌來激勵日本民眾支持福島的重建,這首歌今天已經成為福島人心目中的聖歌。

當樂音響起,那一千多張純真的童顏像一幅讓人無限悲憫的畫面,孩子們的眼晴已經沒有淚,因為不管日子再怎麼辛苦,就像那些歌詞所描繪的,花會再開。


6.音樂堂裡的台灣

再過幾分鐘就要正式演出了,福島音樂堂的後台異常的安靜。

每個人都聚精會神的準備聽候登台通知,除了台北愛樂的音樂家們,福島市長小林香先生也準備上台致歡迎詞。在台灣文化中心朱文清主任的介紹下,我和小林市長交換了名片。

那是一張極為特別的名片,名片上充滿了一個市長對福島的愛與自豪。除了有福島花見山和吾妻連峰的好山好水風景,更大方的幫福島連續兩年得獎的”福島水”打廣告,上面還有盲人點字,這樣的一張名片也說明了許多訊息。

可以想見,日本官方其實已經是民間的一部分,一個市長把自己定位為城市的推銷員,這件事是他的工作也是生活,政府的角色是民間的推手而不只是監督者。特別是對於福島這樣的地方,經歷過311,未來有太多事要做有太多路要走,官方和民間更必須緊密的協力合作。

小林市長和朱主任上台致過歡迎詞之後,兩位分別代表台灣和日本的官員坐進觀眾席,這一晚的節目也在掌聲中拉開序幕。

當江文也的小提琴協奏曲開始迴盪在福島的夜裡,某種特別的意義好像也被提醒了。

從1983年過世之後,江文也應該不曾這樣的被演出過,來自故鄉台灣的樂團在日本重新詮釋他的作品。此刻的江文也到底是台灣人還是日本人?這樣的畫面除了訴說著他一生的不凡際遇,也再一次讓人想起他人生劇情背後所象徵的台灣命運。

江文也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音樂創作到70年代末結束,在三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創作了130多部音樂作品,其中管弦樂22部、室內樂11部、鋼琴曲33部、舞劇音樂6部、歌劇3部、合唱曲14部、獨唱曲24部、宗教音樂12部,其他體裁音樂7部,無論作品品質和作品數量都令人驚艷。

江文也十三歲才到日本本土求學與生活,對日本文化的掌握能力自然不如同時代的日本音樂家。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的音樂修鍊之路就自然只能選擇臺灣的文化脈絡。再加上當時極力提攜江文也的俄國音樂家齊爾品(Alexander Nikolayevich Tcherepnin)對東方有濃厚的興趣,他的作品在當時頗受到日本歡迎,這也許多少啟發了江文也。那時他顯然已經明白,一個藝術家最重要的資產是生養他的土地記憶。

1943年,他曾經跟台灣音樂家郭芝苑說,「西洋藝術文化已經碰壁了,他們已經離開西洋的合理主義而追求東方非合理性的世界。」,江文也顯然認為東方是世界音樂潮流的大勢所趨,這樣的體會,很自然的會讓人想到他曾經在1934年回台灣巡演以及在1936年遊歷北平與上海。

1936年是江文也有生以來第一次造訪中國大陸,也強烈的影響了他對中國文化和音樂的認知。1938年之後,江文也的作品調性劇變,終於在1939年完成之大型管弦樂《孔廟大晟樂章》,這個作品被公認是研究東方宗教祭典樂的藝術精華,對他個人也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中國風格作品。

本來,江文也的作品一直充滿歐洲1930年代最前衛的作曲技法,作品中大量使用運用德布西和史特拉汶斯基等作曲家的音樂語彙,交替使用各種不同拍子,利用變化半音加深「無調」效果。1936 年,他以管絃樂「臺灣舞曲」獲得柏林第 11 屆奧林匹克國際音樂比賽作曲獎,成為第一位獲得奧林匹克獎牌的臺灣人,是亞洲第一位位獲得國際大獎的音樂家,江文也從此成為世界級作曲家。

「台灣舞曲」和江文也過去的作品呈現了完不同的風格,在1936年造訪中國之前,他其實更深度的回到過故鄉台灣巡演。而這一次的巡演,也讓他的創作生涯來到人生的最高峰。

1934年台灣同鄉會在東京成立,並且組成鄉土訪問音樂團,江文也也跟著回台灣巡迴演出。出生在台灣的江文也,求學歷程多在日本,回台灣受到故鄉風土人情的感動,江文也的靈感突然大量湧現,創作了「城內之夜」。

同年他再度受邀回台巡演,故鄉台灣彷彿是江文也的創作泉源,巡迴結束他在返回日本的船上,創作了「白鷺鷥的幻想」。「南海那個美麗的白鷺之島的血液,是無比的美麗、優秀。我抱著它而生,而將死去。」江文也在晚年曾經這樣回憶創作的心路思緒。他也曾在「白鷺鷥的幻想產生過程」一文中交代這首曲子的產生過程:「水田真是翠綠。在靜寂中,從透明的空氣中,只有若干白鷺鷥飛了下來。於是,我站立在父親的額頭般的大地、母親的瞳孔般的黑土上。」

自此,白鷺鷥也一直代表著台灣人心目中的故鄉意象。

「白鷺鷥的幻想」獲得當年日本全國音樂比賽作曲組第二名,這件事讓江文也感受到,一個台灣人不管再優秀,在日本任何領域裡也都只能是”永遠的第二名”。

之後,揚眉吐氣的機會終於來了。奧林匹克運動會1936年在德國柏林舉辦,那時的奧運設有藝文競技項目,江文也將來自台灣靈感寫下的「城內之夜」改編為「台灣舞曲」,而且一路過關斬將,成功通過日本國內初選,並且在世界的舞台上與各國好手競技,獲得奧運「特別獎」,那年,江文也只有26歲。

江文也的人生的作品就這樣一直擺盪在不確定的文化情境之中,面對台灣、中國大陸和日本這三個與他生命關係緊密的土地,他始終不能在任何一個社會被完全認同,這樣的意象不也正像是台灣過去數百年以來的境遇?

「日本人認為他是台灣人,當時的台灣政府卻認為他是漢奸,到了中國,他又被視為台奸」曾經有媒體這樣描述過去的江文也。

同樣的,在歷史和國際政治的斷層裡,若即若離又不即不離的台灣是否也像是另一個江文也?

7.另一個飯館村

連續一天兩場演出之後,指揮林天吉一大早就起床,他背起小提琴和幾位臺北愛樂的音樂家來到福島市郊的組合屋社區。同行的還有小提琴家朱育佑、中提琴家歐聰陽和大提琴家謝宜旋。

前一晚是樂團指揮,一覺醒來馬上變身成為提琴手,林天吉曾經是臺北愛樂的小提琴首席,也是極為活躍的小提琴演奏家。多年前,林天吉被前台北愛樂總監亨利梅哲啟蒙,梅哲認為林天吉不只是在器樂演奏上表現出色,對樂團的掌握與組織也相當敏銳,於是收他為入室弟子。他靈活的角色扮演也展現了台北愛樂極為彈性的組織文化,在這個團隊裡,每個人在乎的都是音樂,每個人也都能為成就一場完美的演出而隨時調整。

化身為小提琴手的林天吉帶著其他三位愛樂音樂家走進社區,這個社區是福島災區居民的安置所。六年過去,這些來自災區的一百多戶人家也就這樣離鄉背景來到六十多公里外的福島市,在這裡重建另一個飯館村。

而原來的故鄉飯館村在311災變後一度成為空無一人的死城,不久前,政府解除災區管制,也才只有四百多人肯搬回去。

目前住在社區裡的大都是老人,年輕和中壯年人大都已經搬到市區裡去工作,看到臺北愛樂朋友們到來,老人家們用和善的笑容裡並沒有太多意外。來過幾次村子裡的日本朋友說,過去六年來幾乎每天都有不同的團體來拜訪慰問,甚至有遠從非洲的慈善社團帶來救助物資。

演出的場地是社區的活動中心,在只能容納三十人左右的空間裡,除了臺北愛樂的四重奏還搭台演出布袋戲,來自三重的華洲園劇團從台灣運來組合式的”彩樓(戲台)”,在組裝戲台的過程中,安置區的長輩們陸續進場,看到四把提琴加上戲偶的組合,更是好奇又期待了。

在林天吉的帶領下,兩把小提琴加上一把中提琴和大提琴陸續演出了各式曲目,曲目裡甚至有台灣民謠”望春風”和日本動畫主題曲”龍貓”。在維瓦弟的”四季”樂聲中,我想像著這些來自災區的老人們是如何在這裡度過每一年的春夏秋冬。

活動中心的牆壁上除了有平日生活的照片,也貼滿了寫著加油與祝福的卡片和紙條與媒體報導,更有一些舊日在飯館村的留影,這些照片裡也盛載著村民們對老家的懷念。

飯館村本來是日本最美的村莊之一,六千多名常住人口,2011年311事變之後,位於福島第一核電站西北方的飯館村發現了嚴重超標的放射性物質。檢測結果顯示,每公斤雜草中的放射性碘的含量高達254萬貝克勒爾,放射性銫的含量也達到265萬貝克勒爾,這是311災變之後日本政府所檢測出的最高含量的放射性物質。

福島核事故剛發生的時候,距離福島第一核電站約40公里的飯館村原本不屬於政府指定的強制避難區。但是受地形和風向影響,飯館村的核污染程度甚至超過許多災區,於是政府要求全村居民馬上撤離。

飯館村大多數村民從事農業和畜牧業,嚴重的核污染讓村民在離開村子之後也難以謀生。對於村民們來說,最可怕的威脅,除了輻射,更是生活中的無所適從。一旦無所事事,就難免會酗酒或沉迷於街頭遊戲機,喪失自力更生的慾望,那更像是另一種檢測不出來的心理陰影。2011年4月12日,不願離開家鄉的飯舘村最高齡人瑞102歳的大久保文雄在家中自殺,這件事一直也是村民們不想再提起的往事。

311核災已經過了6年,災區陸續解除管制,部分民眾也開始陸續回到老家,更在2017年八月舉辦了災後首場煙花大會,希望著手重建村落。這樣對家鄉的愛和勇氣讓他們義無反顧的回來,儘管環保組織認為,飯館村輻射值仍處於相當危險的狀態。日本東北在經歷地震和海嘯之後,安置的難民達40多萬人,如何讓這些民眾安居樂業顯然是日本政府的一大難題。

6年過去,目前住在安置村組合屋裡的老人們最關心的並不是何時能回到飯館村,而是什麼時候會被迫離開這裡。311已滿六年,政府提供的相關補助隨時可能中止,再加上飯館村復原進度相當慢,到處可見被封存的核污染物,這時搬回去住實在很難安心。

安置村的生活條件並不好,地處偏遠,生活機能不佳,出入也相當不方便,到了冬天更是異常寒冷。組合屋本來是為短期安置所設計,就只能簡單的遮風蔽雨,但是卻是這些災區民眾僅有的安身立命之所。這個飯館村的安置區媒體曝光度相當高,經年訪客不斷,在這裡過生活也不致太寂寞。但是住民的年齡偏高,健康照護並不容易,該不該鼓勵村民返鄉生活?對彼此都是難題。

什麼地方才是家呢?當異鄉成了某種意義上的故鄉,當故鄉在理智上已經成了不該再回歸的所在,飯館村民們顯然有不同的選擇。但是不管所選擇的是什麼,總有難以消除的傷痛,這裡面並沒有任何人應該無故的承受,卻也沒辦法指望誰來改變這一切。

看著眼前的飯館村民,不料得思考起類似的台灣經驗,面對種種難以預防的天災人禍,日本也往往在第一時間送來關心和問候,如同這個時候台北愛樂的到來。

演出結束後,士林和福島扶輪社的社友向觀眾們致謝問候,這次的造訪歷經一整年的連絡與安排,也為這次福島之行畫下句點。這也將是另一個起點,賴文福團長說,不久後,來自福島的樂團也將赴台灣表演。

可以預見,不管什麼樣的情境,未來台灣和日本之間將會有更多的來來往往,因為這背後牽動的力量,是怎麼也難以解釋的因緣與情感,那是經過數百年的歷史與際遇所寫成。


8.三個福島人

不管春夏秋冬,他總是一個人坐在福島車站前,從容自在的彈著鋼琴,對著來來去去的每一個人微笑著。

那種笑容也像是一種無聲的語言,對每個忙碌經過的路人曉以大義,人生無大事,生命的任何時刻都該輕鬆以對。我想起六年前311地震那一天,他該也是如此神情淡定的在這裡演奏著,把音符交給風,且微笑。

他是古關裕而,福島的榮譽市民,這位音樂家的雕像在他1989年過世之後就一直被樹立在這裡,這位福島人的驕傲也訴說著福島人身上的某些特質。為一位音樂家立像,也說明了這是一個重視藝術文化的城市。或許,正是這樣的特質使得福島人能走過311事件之後漫長的艱辛歲月。

古關裕而一生創作了五千多首歌曲,包括相當多的軍歌、體育戰歌和進行曲。被譽為”進行曲之王”的他也曾為日本最早的兩支職業棒球隊(阪神虎隊和東京巨人隊)譜寫戰歌就是由他譜曲。而這位日本進行曲之王王冠上最耀眼的珍珠,則是1964年東京奧運會開幕式入場進行曲。他自學成名,在20歲之前沒有受過正規的音樂教育。

1929年,倫敦樂譜出版社J. W. Chester發起國際管絃樂作曲比賽,古關裕而以《竹取物語》獲得第二名。那是有史以來日本人第一次在國際作曲比賽上獲獎。消息傳回日本立刻引起轟動,福島只是個鄉下小鎮,當時的而古關只是個銀行小職員。

台北愛樂所住的飯店就在福島車站對面,每天進出時我總很自然會和古關裕而打招呼,這樣的際遇算不算某種暗示或隱喻?來自台北的樂團就住在離他不遠的飯店裡,而這位出生於1909年的福島音樂家在出生108年後和一群來自台北的音樂家相遇,這裡面甚至有些人是在他過世之後才出生的。而這一次的際遇,難道也是希望透過台北愛樂的音符來撫慰福島人的心靈嗎?

有趣的是,和古關裕而的緣份就從這個車站前的雕像一路沿伸到福島音樂堂,引領著我經歷福島的美好也更認識福島人。

所以,古關裕而這位音樂家該算是我在福島認識的第一個福島人。經過他的引介,我又陸續認識了其他兩位福島人,這三個福島人像三片拼圖,拼出我心目中的福島人容顏。

遇見的第二位福島人在是福島音樂堂旁邊的古關裕而紀念館。

古關裕而紀念館除了收藏古關先生的各種遺物,也佈置出他生前工作和生活的空間,兩層樓各約一百坪的展示空間由一位志工負責所有的導覽服務。看到我們走進館裡,這位五十歲左右的先生友善的招呼我們。

但是才一開口,他馬上發現我們彼此的語言無法溝通,即使努力用盡所懂的英文單字,雙方也常常是有聽沒有懂。從他的表情看得出來,這樣的氛圍讓他焦慮,他顯然覺得沒辦法讓我們了解他的意思是他的疏失,再加上知道我們來自台灣,他更是想要努力的表達友善。

經過半小時的陪同和導覽之後,我們大致瀏覽了整個場館,他也滿頭大汗的笑著送我們離開。謝過他之後我們大約已經走出紀念館的大門五十公尺,這位日本歐吉桑忽然追了過來送上一份文件。我仔細一看,原來是關於這家紀念館的中文簡介。經過一番比手劃腳之後終於明白,他是怕我們聽不懂他的導覽,特地利用我們參觀的空檔用電話向朋友要了這份中文簡介。可能是平時紀念館不太有來自中文世界的遊客,這份簡介還必須特別請人加印。

這份簡介帶來莫名的感動,可以想見他是如何的想表達對我們的友善也想分享給我們更多關於福島的美好。謝謝您,不知名的福島先生。

那個中午,造訪了古關裕而紀念館之後就迎來台北愛樂在福島的第一場演出,福島扶輪社特別安排了白天下午場為福島的小學生表演。來自福島市的一千多位小朋友坐滿了整個音樂堂,如果不是座位有限,全福島兩千多位小學生應該都能欣賞這場演出。

我彷彿在這些孩子身上看到過去和未來的日本,有些特質在這個社會該是再久也不會改變的。就如同這些孩子一走進音樂堂就禮貎的對遇見的每個人問好,這樣的畫面也曾經是台灣的過去,但是現在卻很陌生了,日本人的教育顯然很在乎人和人之間的友善和尊重。

和世界各地絕大部分的孩子一樣,音樂堂可能不是福島學童們孰悉的場域,在演出開始前,滿屋子都是充滿童真的笑鬧聲,要這群看來只有十歲出頭的小朋友安靜的等待演出該也不是容易的事吧。

但是,當舞台上出現人影,更讓我震驚的事發生了。

原本吵鬧的台下馬上快速安靜下來並且鼓掌,那像是一種很自然的反應,不需要老師勸說或溝通,更是一種出自真心的專注與在乎。眼前這一幕呈現的是日本國民素質與教養,這可能是在知識和分數教育之外,台灣教育體系最該向日本學習的,教育的目的該是創造社會文明,而不是培養考試機器。

從福島火車站前出發,我一路遇到了三個福島人,這三個人以古關裕而為主軸,引導我感受到福島的人文之美。

不管是紀念館裡那位心心念念想對台灣表達友善和感謝的志工,還是那群認真專注聆聽台北愛樂演出的小學生,在這個日本東北小鎮和他們的相遇,對我和台灣而言,無疑都是某種禮物和教育。

這三位福島人也像是另一種縮影,刻畫著福島人最動人的容顏,對於藝術文化的追求,對於人的友善和珍惜,以及從小就學會了敬人者人恆敬之的人際相處之道。

我於是更明白,福島人是如何能走過這六年來的傷痛,用希望和愛來放眼和走向未來。

9.福島排徊

台北愛樂將離開的前一夜,福島扶輪社的朋友們辦了一場意義非凡的晚宴。

這場晚宴除了感謝台北愛樂的演出也歡迎台北士林扶輪社朋友們的到訪,兩地朋友相聚,憶起過去一年來的共同努力,也憶起六年前的患難見真情。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引發福島第一核電廠輻射外洩造成嚴重災情。台北愛樂室內暨管弦樂團團長賴文福參與的士林扶輪社也在第一時間伸出援手,除了自身募捐出一千多萬台幣,也帶動了整個台灣社會的救助。

六年後,台北愛樂室內暨管弦樂團除了用音樂撫慰福島災區的民眾,也用台灣的布袋戲結合弦樂交流兩地文化。這樣的故事也展開了台灣和日本的新關係,而福島也很自然的成了這個新關係的起點。

台北愛樂這一次日本之行背後的有兩隻推手,一隻是台北士林扶輪社,一隻是福島扶輪社。從2011年開始,雙方為這次的演出共同孕育了種子,此後歷經千百次的來回溝通連絡,從募款到曲目選組規畫到彩排練習,可以想見都是千山萬水的畫面。甚至到演出前的宣傳、票務、場地各種事務,這一系列繁重的工作竟然可以一一被完成,對台北愛樂而言,這次的演出也像是達成了一次不可能的任務。

晚宴會場裡最醒目的風景是入口處的兩國國旗,自從從1972年斷交之後,兩國國旗幾乎不可能在任何官方場合一起出現,素來謹慎小心的日本人很明白這樣的畫面可能引來中國大陸的可能反應。也正因為如此,眼前這樣的畫面特別讓人感動,除了兩個國旗一同擺在清酒杯所堆成的金字塔旁邊,寫著「日台友好親善音樂會晚宴」看板也醒目的掛在舞台上。這也意味著日本朋友對台灣的尊重與認同,從東京到福島,一路巡演的所有場合都看得到台灣的名字。

晚宴開始前,孰悉的旋律響起,是「花在開(花は咲く)」,大家一起跟著音符和手上的歌詞單唱著,很多人立刻紅了眼眶。

這首歌是2012年日本廣播協會(NHK)為了協助福島災區所製作,連結與災區有深厚關係的藝術家、藝人們來共同作詞、作曲與演唱,鼓勵家園與路身心受創的民眾向明天邁進。所有的著作權和版權費都由參與者捐出來供募款使用,NHK也在所屬各電台、電視台長期播放,把相關收益捐給災區。而維也納少年合唱團和許多日本國內外知名樂團,更曾經多次演唱。

這首歌的作詞者是災區宮城縣仙台市出身的岩井俊二,作曲與編曲也是仙台市出身的菅野よう子。演唱者都是與岩手縣、宮城縣、福島縣有關的歌手、藝人、運動選手。在大家的合作努力下,「花在開(花は咲く)」已經不只是一首歌,更是整個日本的一場社會運動。

如今,這首歌已經是某種意義上的日本國歌了,歌詞裡除了對福島人的關懷和祝福,也唱出了人性面對苦難的堅毅與美感:

滿是白雪的路上飄著春天的風
我想起
懷念不已的那街道
那時曾經的夢
還有渴望蛻變的自己
現在只會想起
惦念不已的那個人。

聽到有人在唱歌
好像在鼓勵什麼人
看到有人和藹的笑顏
就在悲傷的那一邊。

花在開
為了有一天誕生的你
花在開
我卻留下些什麼了呢。

在夜空那一邊的清晨氣息
讓我想起
令人懷念的那些往日。

受傷過也傷人過
也曾沒得回報而流淚過
現在只會想起
惦念不已的那個人。

看到某人的思念
跟某人連結在一起
看到某人的未來
就在悲傷的那一邊。

花兒會開
為了有一天誕生的你
花兒會開
我卻留下些什麼了呢?

這首總是讓人流淚的歌,就這樣一路跟伴隨著台北愛樂,從我們踏上日本土地的的第一刻到離開福島的前一夜也都傳唱著。我們和日本朋友聆聽著台北愛樂帶來的江文也,也共同吟唱著「花在開(花は咲く)」,像是兩條隱喻的軸線。

由江文也的音樂所沿伸出的軸線如同台灣、日本和大陸三個社會關係的象徵,江文也的人生活在台、中、日所共同構築的悲劇夾縫中,即使有再不凡的才華仍然得不到公平的對待和肯定。

而江文也所處的時代,也是三個社會彼此關係最緊張無奈的一段歲月。今天,這些人與故事都已過去,除了不該忘記,更應該從這些經驗上去找到共同的美好將來。中華文明在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和科技等多方面都對日本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在日本明治維新後到1945年二戰結束前,中日間發生全面戰爭,形成了戰後兩國的政治格局並且結構性的影響了日後關係。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日本仍然和台灣保持外交關係,直到1972年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才和中華民國斷交。此後三邊的關係也一直影響著亞太甚至全球的局勢,彼此的距離更形成某種微妙的三角關係,隨著中美關係的發展,台灣和日本的關係也不斷的變化著。但是不管局勢如何發展,雙方關係的基調仍然是友好互信,隨著時間更加的堅實牢固。

而「花在開(花は咲く)」所建構出的軸線像是江文也軸線的續航,為三個社會的未來關係畫出了令人動容的手稿。愛永遠比恨更有力,溝通才能消融誤解,就如同過去三個社會在急難時彼此的關懷和協助,只有記取這些曾經的美好,才能走向更值得期待的未來。在歷史上也許曾經有過不美好的過去,那些過去甚至有些是不能被遺忘的,但是如果不能放下過去,我們怎能擁抱彼此呢?

離開福島的前一夜,我的心就這樣排徊著,排徊在江文也的音樂之間,也排徊在「花在開(花は咲く)」的詞曲之間,更排徊在台、中、日的過去與未來之間。


10.新樂章與迴旋曲

完成日本巡演之後回到台灣,和賴文福團長幾度聊起這次的東京和福島經驗,我請教他,回顧這次旅行最深刻的感受是什麼?

他說,最大的收獲該是對台灣文化力的高度自信。

「從1949年之後在『中華文化』和『世界文化』這兩股力量的交融下,台灣所積累出的獨特文化能量已經深深的滲入我們的泥土和血液裡」,他認為,這一次台北愛樂所帶到日本的,不只是音樂,更是由中華文化與世界文化所共同孕育出的台灣文化。

1985年,台北愛樂管弦樂團成立,在遠征過歐美和亞洲等20餘國,50多個古典音樂重要城市之後,賴文福認為台灣應該有相當的「文化自信」,這也是台灣重要的資產。

特別是過去在大陸演出的經驗讓他印象深刻。雖然大陸的經濟已是國際舞台上的強權,中國菁英對台灣所呈現的文化力仍然非常驚艷。因為文化需要時間來栽培和積累,就像一個交響樂團發展了30多年的背後,是一整個社會和好幾代人的心血投注,不是光用金錢和政治力就能速成的。

而這一次到亞洲文化水準最高的國家之一日本的交流,更證實了他多年來一直始終如一的論述。

文化看不到摸不著,一直被視為是「軟實力」,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文化其實也是另一種硬實力,就好像台灣擁有高水準管弦樂團這件事的背後意義。古典音樂貫穿了時間、空間與人間,不管在那一個國家,聆聽古典音樂的主力人口一直是高收入、高職位和高學歷的「三高菁英」,只要得到這些人口的肯定,就能建構起相當的國家品牌高度。

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台灣經濟和產業的發展能不能從台北愛樂的經驗來借鏡?

一切的答案顯然都在「文化」,當台灣的文化被呈現在古典音樂並受到世界肯定的時候,其實是在「普世價值(如全世界對古典音樂的共同審美觀)」和「在地差異(如中華文化透過古典樂展現出台灣文化的獨特氣質)」這兩組關鍵字上成就了共同點和制高點。

這樣的經驗如果能成功的融入各項軟硬產品裡,是不是也同樣能強化台灣的國際競爭力?甚至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如果能在更多舞台上展現台灣的文化和文明,是不是也能得到更多的認同和尊敬?

自古以來人類社會的價值認同一直不在於金錢和武力,古今中外的歷史絕少歌頌富人和軍人,卻永遠記錄文化與文明。就像蘇格拉底的那句名言:「財富和權力永遠與美德無關」,面向中國和世界,台灣也許無法去比口袋深度或拳頭硬度,卻早就擁有了相當的文化高度。這些同源的中華文化過去在大陸受到嚴重的破壞和催殘,卻在台灣受到良好的保存甚至創新。就像30多年來,台灣除了養出一個台北愛樂,顯然也有更多被忽視的文化能量散布在土地和歷史裡,一一待我們去發現、發展與發揮。

另一方面,這次的日本之行也譜出了兩國關係的新樂章。透過江文也的音樂,引發兩地的人民去思考過去的點點滴滴,從這些過去出發,台灣和日本之間其實已經開始走向一個全新的未來。1972年台灣和日本斷交之後,兩國之間沒有了官方關係,卻讓民間的交流有更大的推力,兩國人民的相知相惜也體現在許多重大的關鍵時刻裡。

「每次談起日本的311,總讓我想起台灣的921」一位曾經在日本研讀古蹟修復多年的朋友回憶說。

921地震時他還在日本大學裡讀書,他永遠忘不了自己向日本同學說家鄉災情時所得到的溫暖。許多日本大學生在第一時間裡發起了募款運動,反應速度甚至比日本政府更快。

回想起來,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像台灣這樣引起日本社會的關心,那種關心無關乎政府之間的任何利害,反而是人民之間的自然反應。就像聽聞朋友需要幫忙那樣,馬上會不假思索的伸出援手。

即使兩國之間沒有外交關係,人民之間的友好卻是長久以來對彼此的既定印象,特別是在311事件之後,台灣已經是日本人最感謝與珍惜的好朋友。這次台北愛樂的日本之行也像是台灣和日本之起拉出了一條新紐帶,透過這樣重量級的文化交流拉動更多政府和民間資源。

但有趣的是,當我們仔細思考台灣和日本的關係為何會如此特殊時,馬上就可以明白關鍵因素其實是中國大陸。

1895年,中日簽定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所有的台灣人在一夜之間從中國人變成了日本人。而50年後,日本二戰戰敗歸還台灣,台灣人又從日本人在一夜之間成了中國人。

台灣與中國大陸同文同種,又曾被日本統治50年,是中、日兩種文化匯聚之地,這應該是台灣立足全世界時最大的優勢,我們同時具備了和兩個關係密切社會的溝通能力。這樣的特殊角色,除了能在兩強之間扮演溝通橋樑,更可以整合三方資源建構出更好的願景與未來。

放眼未來,台、中、日三塊土地的關係其實也牽動了更大格局的全球秩序,彼此之間的共好共榮才能確保亞洲的安定與繁榮。而亞洲的穩健,更是全球政經結構的最基礎,這是任何人都能輕易看得清楚明白的事實。

從這些結構回首看台灣,我們完全沒有理由小看自己。也許在人口和土地沒有太大的優勢,但台灣卻一直深刻影響著全球政治與經濟局勢,這樣的角色只會在未來更加的受到重視。

這一次台北愛樂的日本巡演也彷彿為三個社會的未來找到共識和答案,那就是藝術和文化。在藝術和文化的世界裡,人和人永遠只有愛與尊重,只要有愛和尊重就永遠有信任與諒解,也才能讓我們走向更遠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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