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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宇涉獵》我和師兄英若誠未完成的「陽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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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宇涉獵》我和師兄英若誠未完成的「陽謀」!

作者在台北天主教公墓拜祭恩師英千里教授 (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作者/劉敦仁

第一次見到英若誠 (1929-2003)應該是1983年,在北京人民劇院觀賞他主演的《推銷員之死》,中國文聯陪我去觀劇的官員,在演出結束後,引領我到後台和英若誠見面。進入到他的化妝室,他正在卸妝,見到我後得知我是他先翁英千里教授的學生,很高興地一邊在抹臉上的油妝,一面和我交談。 

 

也許是和他先翁的師生關係,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老師的家庭成員,雖是初次見面,很自然地也就產生一見如故的感覺。也是從那次劇院後台的見面,我和若誠師兄竟然成了莫逆之交,當然這應該是得力於他對我刮目相看的情誼。

 

因為和若誠師兄的會晤,勾起我對恩師英千里的一些記憶。我是在台灣攻讀英國文學時,選了英老師的歐洲古典文學課。他主要是教授希臘的「荷馬史詩」。在我的印象中,英老師除了上課講授外,一下了課即夾著公事包離開。他在我觀感中是一位極受學生敬重的老師,但是彼此之間又存在著無法分析或者解釋的隔閡。 

 

好幾次在兩節課之間的十分鐘時間裡,我偶然經過老師的休息室,不經意地透過窗玻璃,隱約看到他沈默地獨自坐在那裡,神態落落寡歡,眼神中透出茫然若失的憂鬱。那時候作為學生,我只能膚淺地想到,也許英老師兼課教學繁重,需要利用這僅僅幾分鍾的時間調整他的疲勞感。

 

那時候台灣的經濟落後,從大陸跟隨國民黨到台灣的公教人員及學術界精英擁擠在人口密集的台北,他們的收入幾乎是清一色的入不敷出。所以大學教授到處兼課的情況已不是什麼秘密。英老師也不例外,雖然他是台灣大學外文系系主任兼教授,卻在台北輔仁大學和淡江大學裡日夜不停地忙碌。

 

他是在「知天命」的年齡到達台灣,我們這些學生只知道他孤身一人在台灣,每次到課堂上,為了和學生之間的交流,他消瘦的臉龐上擠出的笑容,夾雜著我們無法理解的孤獨和落寞。但他嚴謹中帶有風趣的教學態度,始終是學生們最大的享受。 

 

唯一的遺憾是,英老師不時會缺課。我們坐在課室裡等待聆聽他精彩絕倫的講授時,教務處的工作人員突然出現在教室,簡單地告訴大家:「英老師病了,大家可以作自修。」一次,兩次.....我們開始擔憂英老師的健康。後來得知,他的家人都在北京,而他的胃疾時發,家裡就是一個工人給他安排日常生活的所需。 

 

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從不同的渠道了解到英老師北平執教,1948年和其他學者一同收到國民黨的命令到機場集合,當時以為是到台灣有什麼臨時任務,就提著公事包離開了家,他夫人蔡葆貞和孩子們也沒有覺得他的台灣之行竟然是永別。

 

英千里教授的父親英斂之先生。(圖/翻攝自英千里教授紀念網站)

英老師是北京正統的滿族後人,他的父親英斂之滿族正紅旗人,漢名字姓玉,名字為英華。娶了滿族皇室的愛新覺羅淑仲為妻,所以英若誠是正統的滿族後裔。

 

英斂之幼時沒有讀過書,但是後來經過自修和教會的協助,逐漸在文化界嶄露頭角。在1902年創辦了《大公報》,迄今這份擁有濃重文化學術氣息的報紙仍在香港發行。後來他又在北平籌辦了輔仁大學。

 

《大公報》是在1902年,由英斂之在天津法租界所創辦的,至今仍在香港發行。(圖/翻攝自英千里教授紀念網站)

英千里老師是1900年在北京出生的,13歲時其父委託雷鳴遠神父帶他到歐洲讀書,一直到1924年從英國劍橋大學畢業返國後,就開始了他的教書生涯。最初他協助父親籌辦輔仁大學,但就在輔仁大學落成典禮的前一年,父親去世,英千里老師則在1927年開始執教,擔任西洋語文學系主任、教授兼秘書長等職。

 

抗戰勝利後,英老師在北平除了教書,還出任北平教育局長及社會教育司司長。在抗戰期間,由於參加抗日組織被日軍投入牢獄,並被判處死刑,後來被改判入獄15年,一直到日本投降才獲釋出獄。

 

台大外文系師生合影,第三排左起黃瓊玖教授、英千里系主任、沈剛伯文學院長、傅斯年校長。(圖/翻攝自英千里教授紀念網站)

英老師的一生可謂是一介書生清廉自律,培養了無數的後進,但是自己卻是嘗盡人間辛酸。我自1963年畢業後即離開了台灣,未再和英老師有任何的音訊往來。一直到1969年從新聞中驚悉他因肺癌在台北耕莘醫院去世,享年僅69歲。

 

英千里教授不僅望重士林,同時兼具第一屆國大代表身分,1969年病逝,備極哀榮。(圖為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全程參與英教授的告別彌撒,翻攝自英千里教授紀念網站)

我和若誠師兄在北京結識後,彼此間的聯繫往來頗為頻繁。每次到北京,我必定會給他打電話,然後約好聚會。他還特地安排了我到他家中去叩見師母,那時候她老人家已經是九十高齡耄耋之年了。  

 

按照中國的傳統,我向師母行了叩首禮,她臉龐上始終是掛著慈祥的微笑,但沈默寡言。也許是幾十年來給她的磨難造成了她不多話的習慣。從1948年英老師被迫離開北平赴台後,半個多世紀以來,英師母的遭遇可想而知。開始她還被安排擔任北京兒童圖書館的館長,但是到文化大革命後,她就受到無法想像的折磨,憑著她堅強的意志倖存了下來。

 

英千里教授的夫人蔡葆真女士博學多才,1989年病逝於北京,子孫18人環侍在側。(圖/翻攝自英千里教授紀念網站)

我見到師母不久她就溘然長逝,兩位老人被無情地分離逾半個多世紀,始終未能重逢,後人也只能祈求他們的靈魂能在沒有仇恨的天國裡重聚。

 

和若誠師兄的聚會總是一件愉快的事,他在戲劇演出和翻譯文學作品方面有顯著的成就。由於他的英語造詣高深,所以和西方文化戲劇界的交往甚篤。在他獻演的眾多舞台劇中,除了《推銷員之死》外,我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老舍的 《茶館》。他在劇中扮演的劉麻子,受到觀眾的好評。

 

1986年加拿大溫哥華舉辦世界博覽會時,《茶館》被選中代表中國到世界博覽會演出。我負責全團七十位團員演出時的生活必須。有一天我設宴歡迎全團,宴會還未結束前,部分團員即起身到餐館外在人行道上剔牙或抽煙。

 

事後若誠師兄和我在北京重聚時,為此事還特地表達了歉意。他語重心長地說,人民劇院的演員是一流,但是在待人接物方面太差。當然我早已忘掉這事過境遷的細節,若誠師兄事後還提及,足證他對舞台演員日常生活表現的關切,這不僅是演員本身的作為,更是代表國家的形象。

 

在我們交往的過程中,發現若誠師兄有一個特殊愛好,就是吃螃蟹。第一次我們約好在上海見面時,適逢大閘蟹上市的季節。雖然我在上海生活過很長一段時間,對外相不討人喜愛的小生物卻是興味索然。主要是我對從那瘦小的鉗子或蟹腳裡去挑連牙縫都塞不滿的蟹肉的工程視為一大折磨。

 

當我們點菜時,若誠師兄突然建議每人來兩隻大閘蟹,兩人還要了一瓶「女兒紅」(浙江的紹興酒)。在不到十分鐘的時間裡,我已經將兩隻蟹的殘骸狼藉地散落在盤子裡。

 

然而若誠師兄卻悠然自得地,有序地用「蟹八件」分解,然後慢慢享用。那所謂的「蟹八件」是自明代流傳下來的食蟹專用工具。分別是錘,鐓,鉗,鏟,匙,叉,刮和針等。翻譯成較為通俗的名詞則為「腰圓錘」,「小方桌」,「鑷子」,「長柄斧」,「調羹」,「長柄叉」,「刮片」和「針」等。 這些都是在封建社會中附庸風雅的瀟灑飲食享受,然而在若誠師兄使用時的那份淡然神情,從歷史的角度去衡量,這「蟹八件」正符合他那溫文儒雅的高超情操。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奮戰,他的盤子裡整齊地放著兩隻大閘蟹的軀體,所有的斷臂殘骸都推集中在蟹殼裡面,一眼望去,儼然是兩隻文風未動煮熟的螃蟹。他帶著笑容,用手指指著那兩隻大閘蟹的軀殼說:「上海人講究吃完大閘蟹後,要這樣地還原,才能稱為是吃蟹的高手。

 

我對他分解大閘蟹的功底只有發自內心的讚嘆。後來從人民劇院的其他演員那裡,得知若誠師兄喜愛大閘蟹的另一番隱情。原來他在1968年因莫須有的罪名被關入薊縣監獄服刑,即使受盡折磨,他仍盡力為了恢復自己的尊嚴而忍辱負重,終於走出牢籠。他出獄後第一件事就是吃螃蟹,他用中國文字上極為形象的詞語將那些迫害他入獄的那些人和螃蟹相比,「看你橫行到幾時」。

 

作者劉敦仁在英若誠家中目睹其將倫敦購買的手銬銬在自己的手腕上,回憶牢獄之災。(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為此我每次和他唔面時,一定和他飽享一頓螃蟹的樂趣。在那次的牢獄之災後,若誠又增加了一個收藏的興趣。有一次,我在他家閒談,在座的還有人藝的其他演員。他進入到書房,不久出來時雙手被手銬銬住。我見後大吃一驚。不料他卻滿臉笑哈哈地坐下,舉起被銬的雙手,開玩笑地說:「這副手銬是我在倫敦一家旅遊紀念品舖子裡買到的。」

 

他是在用樂觀風趣的態度對牢獄之災的諷刺和憤怒,我們當時還真不清楚他的遭遇。還是劇院裡的演員告訴我,他在監獄裡有一段時間,要忍受手銬反銬的折磨。就是一隻手伸向頭的後部,另一隻手則從前面向後彎曲,再用手銬將兩隻手緊緊銬住。難怪他對手銬的「難以忘懷」。

 

由於他出自書香門第,對政治毫無興趣,何況因爲有過牢獄的痛苦經歷,他一直埋首於翻譯工作中,以及舞台的獻演。但仍然迴避不了對政治的參與。他被當時的萬里總理看中,延攬他出任文化部副部長要職。經過相互的商討,最後英若誠答應只擔任一任。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的政壇生涯。

 

在擔任文化部副部長那段歲月,英若誠完成了幾件中美之間的交流任務。他夫人吳世良著手翻譯美國駐華大使溫斯頓.洛德 (Winston Lord) 夫人包柏漪的小說《春月》 (Spring Moon)。英若誠和夫人原是清華同窗,兩人都有紮實的翻譯功底。他夫人曾經是曹禺的秘書,也擔任過周恩來總理的翻譯。由她來翻譯《春月》 是最合適不過的。經過了三年的辛勞翻譯,就在接近尾聲前,吳世良突然病倒,而且是不治之症,每天大量嘔血。

 

當時英若誠和義大利著名導演波納多.貝爾托魯奇 (Bernardo Bertolucci) 合作開展中國和義大利之間的文化交流工作,合作拍攝《末代皇帝》影片。由貝爾托魯奇執導,英若誠在該片中只飾演一名出場不多的配角。1987年他正在羅馬片場工作,接到北京的急電,告知夫人病危。於是他匆忙趕返,夫人已是彌留之際。

 

與夫人訣別後,英若誠含著悲痛,繼續夫人未完成的譯作,將《春月》的最後一章翻譯完畢始得以出版,令包柏漪在中國文學界大放異彩。

 

在一次的聚會中,我向若誠師兄提及此書的成功。他非但沒有任何的喜悅,卻一臉嚴肅地對我說:「包柏漪這個人很不厚道。我幫她完成了她作品的出版,還賺了一筆稿費,卻在背後給我添亂。」

 

我對若誠師兄的抱怨深感不解,只輕描淡寫地問他是什麼原因。他帶著幾分激動的口吻說:「這人明知我的地位很敏感,她卻一直在背後給我捅刀子。利用他老公在北京擔任大使一職的機會,經常邀請中國的文化界人士到美國大使館喝咖啡,談政治,講民主,從中挑撥離間。」 

 

後來我才明白,包柏漪一直是美國向外鼓吹人權的機構重要人物,而英若誠對她的不滿,關鍵是她利用他夫婦的政府內部關係,請吳世良為她的作品在中國出版,同時她又在大使館中邀約中國的文藝界人士,煽動他們成為反對中國的異己份子。從而向美國的機構邀功,達到她名利雙收的目標。

 

1987年的一天中午,我們在北京一間餐館午餐。席間,他向我透露有意成立一個推動中外文化交流的民間團體,而且已經初步定名為「中國藝術節基金會」,英文名稱為 China Art Festival Foundation。問我能否考慮一下如何在國外成立藝術節基金會的運作。他之所以給我投了信任的一票,是因為他了解到,我多年來從事的國際文化交流樹立了一些正面的成效。

 

有了師兄的關愛,經過縝密的思索醞釀,我製作出初步的方案交給他參考,並經過兩人在一年多的時間裡不斷磋商。1988年底,他告訴我收到美國國務院的邀請,到美國作文化交流考察。那時候他仍然在文化部副部長的職位上,但他不願意用官方的職務出訪,因為那會給他增加諸多行動上的掣肘。同時為了爭取海外對「中國藝術節基金會」的支持,他偏向於用該基金會主席的名義出訪。

 

問題是,在北京方面,如用該基金會名義出訪,而該團體在還沒有獲得正式批准前,官方自然不會撥付任何的費用。而美國方面,基金會是屬於民間組織,國務院也沒有支付費用的計畫,所以在訪問期間,他們提出安排英若誠在夏威夷鳳梨罐頭廠的大老闆莊園裡下榻。如此一來,他在美國的行蹤就受到嚴重的不便。

 

聽到若誠師兄敘述美國政府的這些安排給他造成困擾時,我立即提出,給他安排在美訪問時的住宿和交通,這樣他就可以無拘無束地在美國進行所有的日程。

 

當晚他就將我的建議通知了美國駐北京大使,不料竟牽動了美國大使先生的緊張情緒,立即將實情呈報國務院。在沒有任何的分析前提下,他竟然獨出心裁地將我推測為中國共產黨駐海外的「特工」!次日,我和若誠師兄再見時,他將這個頗具趣味性的始末告訴我,引得我因為美國外交官一貫的疑神疑鬼態度而大笑,居然在沒有任何的調查分析前,就將我從一個幾乎被共產黨鬥爭的國民黨老黨員的後代抬舉為中國共產黨的海外情報人員,那一刻我真有飄飄欲仙的感覺。

 

若誠師兄接著說,他已將我的背景向美國駐華大使解釋清楚,我是他父親在台灣的學生,每次他到北美洲訪問,都是由我負責安排他的食宿。不知道這樣的解釋是否能讓美國大使放心就不得而知,但我就擔負起若誠師兄在美國行程的全程安排。

 

他的訪美日程是1989年3月9日開始的。我提前一天從溫哥華抵達洛杉磯,在市中心的喜來登大酒店為他預定了一間套房 (648號),我則在他客房旁邊訂了一個單間(646號)。事前我和酒店總經理有過溝通,所以在他抵達酒店時,受到總經理的熱情歡迎。

 

即便若誠的食宿是我安排,但美國國務院仍然安排了一位隨從人員負責一路的安保措施,為了甩脫他的干擾,我還特地租了一輛林肯轎車,負責駕車陪同他拜訪所有已經溝通好的文化界人士。

 

那天若誠師兄從東京抵達洛杉磯,我在機場接機,然後直奔酒店。為了讓他在長途飛行後能有適當的休息,當天沒有任何的節目。

 

次日早餐後,美國國務院安排的隨從在酒店大廳等候。第一眼就看出,這不是坐辦公室的官員,而是具備特殊監視能力的情治人員。若誠師兄只是禮貌地告訴他我們有車代步,他可以在酒店休息。我注意到他那尷尬的表情,當然他也無法堅持己見。

 

在洛杉磯和好萊塢巨星查爾頓希斯頓夫婦 (右1及2)與中國駐洛杉磯大使級總領事馬毓真伉儷 (左1及2)和英若誠 (中)在宴會後合影。(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就這樣我開著車,師兄弟二人的第一站是去拜訪好萊塢著名演員查爾頓.希斯頓(Charlton Heston)。他們二位是相識已久的好朋友。拜訪他的目的當然包含希望得到他對未來的「中國藝術節基金會」給以支持。

 

從他抵達洛杉磯後,一直到3月23日,我們幾乎馬不停蹄地出席各種活動,其中有私人宴請,也有工商和文化界的聚會, 包括義大利著名導演、劇作家和製片人維成佐.拉貝勒 (Vicenzo Labella)。他曾發行《馬可波羅》一片,而且邀請英若誠參加演出。得知我們的行程後,特地和他夫人Sue和女兒 Jennifer 在洛杉磯當地一家著名的義大利餐館宴請我們,如同一家人般地親切。華人老演員盧燕和她先生也專程拜訪了英先生。

 

在洛杉磯活動的高潮是訪問了美國演藝界的領導機構「國際創作經理」(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這個龐大的演藝機構,涵蓋了美國的電影、電視、舞台劇、發行、出版等,不僅資金雄厚,而且影響力無人能與之配比。若誠師兄實際上在抵達美國之前,就已經做了許多的準備工作,所以我們的活動很順利地展開。每個聯繫的無論是個人或是機構,若誠師兄均已考慮過計畫納入他構思的中國藝術節基金會,對往後工作的開展有正面的幫助。

 

在幾天的活動中,有一些是若誠師兄的私人活動,我就在酒店裡埋首修改基金會的章程等文件。抵達紐約後,進一步開展了密集的拜會和聯繫。一連串的活動中,若誠師兄都不遺餘力地用他三寸不爛之舌遊說所接觸的個人或是團體。

 

整個紐約的訪問,主要目的是安排當地的喬佛雷現代芭蕾舞團 (Jeoffrey Ballet) 訪問中國,而且邀請一百名當地著名人士每人投入一萬美元,搭乘專機訪問中國,為喬佛雷現代芭蕾舞團助威。 

 

美國著名的莫里斯菸草公司(Morris) 宴開九席歡迎若誠師兄,該大財團事前已經允諾支持喬佛雷現代芭蕾舞團訪問中國的全部費用。

 

在紐約的最後一個晚上3月23日,是全部訪問日程中的高潮。美國著名的小提琴家艾沙克.斯頓 (Issac Stern 1920-2001) 在他私宅為若誠師兄舉行了一個隆重的歡迎酒會。出席的幾乎是生活在紐約的一流音樂界人士,是名不虛傳的冠蓋雲集,其中還有一位來自中國的青年中提琴手王建。

 

國際著名小提琴家艾沙克.斯頓 (中立者)在其官邸歡迎英若誠 (右2)及筆者 (右1)合影。在 《從毛到莫扎特》記錄片中演奏中提琴的十歲男孩王建 (右3)和英若誠見面時已經是二十歲的中提琴手了。(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斯頓先生是國際小提琴家,名震全球,他在1979年應中國的邀請訪問了北京和上海,成為文化大革命後第一位西方音樂界人士訪問中國。他原來的訪華安排是指揮幾場音樂會,他和中國著名指揮李德倫先生的合作,不僅提供了中國和西方音樂界合作的轉逆點,也為國際音樂界奠下深厚的發展基礎。

 

然而在這次的訪問中,斯頓先生產生了拍攝中美合作音樂紀錄片的意願,也就是後來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金獎的紀錄片《從毛到莫札特》。在影片中,出現了李德倫的指揮鏡頭,而一個只有十歲的王建也展現了中提琴演奏的天分,促成他後來在美國耶魯大學及茱麗葉音樂學院深造,成為國際間的中提琴演奏家。

 

斯頓先生為若誠師兄舉行的隆重酒會,除了對他的尊重外,還有更深層的意義,就是和若誠師兄商酌計畫在中國拍攝《從毛到莫札特》的續集《十年之後》 (Ten Years Later),片中以中國在十年後的音樂發展及社會的繁榮為主題。

 

當然最重要的是斯頓先生全力協助若誠師兄推動成立藝術節基金會,並允諾擔任基金會的名譽主席。

 

在斯頓 (右2)歡迎會上,英若誠 (右1)和青年中提琴手王建(左2)侃侃而談 。(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在紐約,若誠師兄還進行了兩個他並不熱衷的政治場合。一是拜訪了當時的紐約市長愛德華.厄爾維.克曲 (Edward Irving Koch 1924-2013),因為斯頓先生、喬佛雷現代芭蕾舞團都來自紐約,市長先生的支持,有利於中美之間文化交流的開啟。

 

再來就是美國的外交關係委員會,邀請若誠師兄前往出席一個座談會。自中美建交後,這個「民間」組織,僅邀請過鄧小平、楊尚昆及吳學謙三位中國國家領導人出席該組織的活動,若誠師兄的受邀是第四位,換了其他人都會認為受邀的榮譽,但是若誠師兄卻以無奈的神情出席了活動。

 

這個美國的「民間團體」實際上是當地新聞界的權威掌控,我們抵達後,負責座談會的就是《紐約時報》的總編輯。出席人數並不多,但提出的問題幾乎都是尖銳而刻薄。一開始若誠師兄就面對排山倒海般的西藏問題, 但他不假思索坦然地用一口流利的英語將其化解拆招。我在會場裡冷眼旁觀,只見所有與會的向來自以為所向無敵的美國媒體都佩服得五體投地。

 

在小提琴家斯頓的歡迎宴會上,斯頓夫婦和作者合影留念。(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整個的美國之行可以說是圓滿完成,中國藝術節基金會的成立也只是時間問題,我擬定了整個的章程等文件交給若誠師兄過目潤飾,他並建議將基金會的總部設在溫哥華,幾天來見到的美國文化界人士都一致看好這個極具未來發展潛力的文化團體,尤其是小提琴家艾沙克.斯頓、劇作家阿瑟.米勒 (Arthur Miller)、好萊塢巨星查爾頓.希斯頓都欣然接受了若誠師兄的邀請擔任基金會的理事,尤其是小提琴家斯頓更是滿心喜悅地接受擔任基金會名譽主席的榮譽頭銜。

 

帶著滿懷的欣慰,我將若誠師兄送到機場,到波斯頓去探望他的義妹韓拱辰。她是英千里老師在台灣大學執教時,一位同事的女兒。也是她和英千里老師的 「緣分」,從孩提時代與英千里老師為鄰,到後來兩人成為忘年之交,而且英千里老師在台灣孤寂一人,這位討人喜愛的女孩在英千里老師的心目中就如同己出。

 

在那段歲月裡,他不僅讓英千里老師感受到失去的父女親情,也解除了他在台灣無依無靠的孤獨寂寞。他始終不懈地給韓拱辰在學習上的督促和鼓勵,同時也經常一起到天主教堂望彌撒。英千里的健康因為在抗戰時期遭到日本軍國主義的酷刑折磨,導致他的胃和肺留下難以復原的後遺症。

 

但教導韓拱辰就如同自己的女兒一樣,積極鼓勵她赴美在波斯頓完成學業,並且成家立業。我在台北的《傳記文學》第59卷第三期中,拜讀過韓拱辰撰寫的<憶英伯,念恩師—追憶英千里教授>,從她文中的描述可以想像她和英千里先生之間勝過父女般的感情,凡是接觸過這篇文章的讀者莫不一灑難忍的同情之淚。

 

英千里教授指導韓拱辰英文。(圖/翻攝自英千里教授紀念網站)

當若誠師兄一家得悉這則感人心扉的往事後,他在1984年赴美國密蘇里大學訪問時,終於見到韓拱辰女士,而韓女士將保留多年的英千里老師遺物悉數交還給若誠師兄帶返北京。而英家也因此認同韓拱辰女士為英家的一分子,特別是若誠師兄視韓拱辰為有情有義的妹妹。

 

在歸途中,一路上我反覆盤算如何將這個有極其特殊意義的文化基金會進行得有聲有色。正在我沈浸在喜悅的心情中時,1989年的6月4日, 北京傳來一齣震驚全球的悲劇,我從電視上看到一些令人既無法理解又不能核實的鏡頭而感到悲哀和無奈。也因為這個悲劇,首先進入我腦海中的憂慮是和若誠師兄忙乎了好一陣的基金會可能從此化為灰燼。

 

為了尋找真相,我在七月飛到北京,若誠師兄知道我下榻在香格里拉大酒店,於是約了幾位文化部的有關人士一同在酒店便餐。我一見到他,即按耐不住地嘆息著說:「怎麼就這一瞬間,整個世界如同隔世!」

 

整個一座五星級的大酒店裡,除了我們這一間餐室裡有燈亮著,居然是一片昏黑。我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的所見一切,整個餐桌上從開始到結束,沒有一絲笑容,更遑論碰杯的雅興,若誠師兄對我們在美國的諸多安排不免憂心忡忡。

 

果不其然,因為國際上向中國的抵制和反感,美國的文化界對我們談判的所有內容也因此而一筆勾銷。這時候若誠師兄的健康出現了問題。雖然我們計畫了數年的基金會這時已經是付之東流,但我們師兄弟二人仍保持往來。  

 

在一次的聚會時,他在席間交給我一本印製極為精美的聘書。只淡淡地說:「我考慮了很久,還是應該給你留作紀念。」

 

英若誠頒發給作者的中國藝術節基金會理事聘書。(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我打開一看,原來是早在1987年基金會開始醞釀的時候,他即準備好聘請我擔任該基金會理事而頒發的聘書。之所以這份聘書一直沒有給我,即便這只是一個沒有酬勞的榮譽職位,卻因文化部堅持不允許外籍人士擔任,就這樣被擱置在那裡。

 

他之所以最後決定送給我,也許在他心目中,對這個夭折的團體仍佔有重要的成份。而那時侯他的健康情況令人堪憂。雖然他對自己的健康只是輕描淡寫,但在一次正和他午餐,他咳嗽時用紙巾吐痰,我注意到他吐出的是一堆紅色的液體。對照往日的相聚,我也間接了解到,他有嚴重的肝臟問題,是多年來舞台生活造成的後患。

 

若誠師兄是在2003年去世的,當時我正在北京,但沒有接到訃聞,後來得知他臨終前特別關照不要任何的儀式,只是幾個家屬在側,他自己還選擇了最喜愛的音樂陪伴著他離世。

 

轉眼之間,若誠師兄離世已經十七個春秋,但每思及師兄弟二人在美國訪問的那段時光,仍有無限的追憶和懷念。當年見到的國際知名演員和音樂家等,如查爾頓.希斯頓、阿瑟.米勒、艾沙克.斯頓均已作古。回憶他們的暢談歡笑,如今卻成為空谷足音。

 

我曾想,既然洛杉磯和紐約的相會沒有得到圓滿的結果,也許他們在天國卻能享受著沒有政治干擾,也不需要顧慮人事糾紛的極樂世界,開懷大笑,對酒當歌。

 

至於我,仍然在喧囂的人世間謹慎小心步步為營地苟且偷生,但每次回想起得到恩師英千里老師的循循善誘和教誨,又有若誠師兄的充分信任,這是我一生中獲得的最珍貴的精神財富和終生為人無價的借鏡。想起這些,我不禁又感到釋懷,和若誠師兄的一番努力而未盡的計畫,只能被視為是一次未完成的「陽謀」! 

(2020年2月8日元宵節完稿於溫哥華)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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