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對於中國大陸在新冠病毒抗疫的傑出表現，以十分荒謬怪誕的形式加以詮釋，並顯得不知所云。（圖／翻攝自YouTube）
作者／張陌
台灣是這樣一個地方，它對於西方的論點無論顯得如何不合理，也能安之若素地視之為真理；但對於已經清晰得無以復加的事實，卻能以陰謀的角度加以否決。
這個思維上的慣性，讓台灣對於中國大陸在新冠病毒抗疫的傑出表現，以十分荒謬怪誕的形式加以詮釋，並顯得不知所云。譬如，如今疫情在全球擴散，台灣出現的論點就成為「中國隱匿疫情，導致全球防疫破功」、「中國形象遭到重挫」、「疫情過後全球資本將從中國大撤退」等等不一而足。
這其實對自身依然籠罩於西方十七世紀以降的帝國主義的思維與謊言之中而不自覺，甚至是對於這一套謊言系統心甘情願地頂禮膜拜、並決心堅定地擔任捍衛它的一介不求報酬的勇士。
由於冷戰的經驗，台灣在文學、政治與社會等領域的所有文本，都遵循著西方的教誨，而西方的帝國主義在十九世紀以降都為自己裝扮成一個美好的形象，美國上世紀著名修正學派史學家威廉．艾普曼．威廉斯將它描述為：「仁慈與思想進步的警察」的形象。這個實際上是虛偽的帝國主義形象，以及為了包裝這個形象自覺與不自覺之間，所論述的一切，都被台灣毫不保留與懷疑地加以擁抱。
對這個形象的加以鞏固與維護的，即連那些鼎鼎大名的文學名著都貢獻了其中的一部分作用，薩依德在其《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詳盡地進行了鋪陳與敘述。他說，直到廿世紀中葉以前的西方作家，無論是狄更斯、珍奧斯汀、福樓拜或是卡繆，當其提到或運用歐洲人所支配的海外領地作為題材，而寫出一些角色、地點或情況，他們心理上都是只為西方讀者而寫作。
十八世紀初葉英國作家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即是這一個解救土著的帝國神話的典型作品，一個白人「漂流」到一個島上，從食人族的手上解救了已成了奴隸的土著，並以其顯然凌駕於其上的文明背景，在島上進行統治。「漂流」只是一種潛意識下想出來的遮蔽手法，實際上就是「遠征」以及「掠奪」的隱喻。
在這些文本的灌輸與陶冶下，世界是由西方統治，並且依循仁慈的帝國主義警察所制定的規則運行，當然就成了台灣奉為圭臬、深信不疑的信仰與標準，任何牴逆此一事實或與之矛盾的事物，皆被立即打入深淵，不得進行任何辯論與探討、甚至不能浮上水面。
這次的新冠疫情最早的情境其實依舊符合台灣社會一貫的文化想像與建構，中國作為「落後」的群體，爆發傳染病疫情完全屬於家常便飯，誰教他們要吃蝙蝠呢？
然而，事情過了一個月後劇情竟然開始反轉，武漢重災區的確診數字快速下降，而韓國、伊朗以及義大利卻迅速上升，特別是義大利，它是西方上古與中古時期的帝國中樞，做為西方帝國的象徵的羅馬，正是義大利的首都，它竟然深陷於疫情之中不得不向中國求援，並效法武漢的封城、以至於封國。
德、法與西班牙也跟著淪陷，最後焦點終於轉到了那個一直在嘲笑著中國的「仁義但思想進步的警察」美國，但這一個當今世上最雄偉的帝國，表現得既慌亂而又顢頇無能，國會議員不斷追問疾控中心與防疫部門，無論有無保險，能否為每一個美國人進行檢測？答案卻是：「讓我們承認失敗吧！」
而笛福的後裔，曾經同時統治過西方與東方的英國，則異想天開地想出「群體免疫」策略：讓六成以上的人感染，此後舉國皆可免疫了。
這一類荒誕不經的言行，以及遲緩鬆散的行動力，卻在台灣的腦中無法形成有意義的概念或是疑問，亦即：西方所謂的民主自由，究竟有無任何體制上的缺陷，以至於無法應付危機？以及進一步的追問：過去以來認定的，人類終究要唾棄的威權體制，真的一無可取？
於是台灣依舊以為，如今中國疫情下降，其實是好面子的北京又開始隱匿真實的數字罷了；而美國與西方如今所有因荒疏職責、懈怠諉過的嚴重瀆職行徑，都毫無任何過失，真正的罪過必須由最初擅於隱瞞與卸責的中國承擔！
澳洲的知名時事評論人史坦．格蘭特(Stan Grant)上月底寫了一篇文章，開篇就問了一個大哉問：「如果人們最終發現威權體制比自由民主體制更擅長應對當前的新型冠狀病毒危機，那該怎麼辦呢？」
先不論其答案，台灣社會是否具有真正的獨立思索能力就在此處，能否有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能衝破西方帝國主義的迷霧，敢於提出格蘭特的這個質疑？鄧小平曾說，「不管黑貓白貓，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徒具浮誇美名的西方民主，若是抓不了老鼠，還能走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