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不知是誰走漏了作者訪問「友誼關」的信息，美聯社記者找到他，「想出重金購買我拍攝的照片，我只簡單地告訴他，我拍攝的照片是『非賣品』！」（圖為作者在中越邊界「友誼關」前留影，作者劉敦仁提供）
作者／劉敦仁
雖然已經事隔近四十年，但在過往的日子裡，每當和朋友們閒聊時，有意無意間提起1982年我在北京失蹤了好幾天的往事，妻子肯定會數落我一陣。我之所以會突然地失蹤，因為事前沒有告訴她我的確切行蹤，也是事非得已，全不在我的掌控下，給了她一個日夜不停的焦慮。
我是在5月中旬抵達北京，原來只安排逗留十天左右，主要是和文化部簽訂中國鐵道部雜技團訪問加拿大巡迴演出的合同，另外也約好和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王炳南會長及美大處劉庚寅處長見面，商討由加拿大維多利亞市長彼得.波倫 (Peter Pollen) 率領「名人演出團」 (Famous People’s Players) 訪問中國友好城市蘇州，並在北京等地作文化交流。該劇團是一個由智商殘疾人所組成，得到對外友協的支持獲得邀請。
本以為工作結束後我即可打道回府。就在此時，我接到廣西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陳蕭人先生從南寧來電話，邀請我到南寧去訪問，目的是就我的新作，中篇小說《掙扎》出版事宜親自看一下最後排版清樣。也是出於他的好意，要我選擇廣西一些名勝去參觀遊覽。
我斟酌了一下告訴他，之前我已經在桂林，南寧等名勝古跡遊覽過兩次，不知道能否安排到中越邊界「鎮南關」一遊。
陳先生在電話中簡單地介紹說，「鎮南關」在1957年曾改名為「睦南關」，後再度改名為「友誼關」，中越邊界自衛反擊戰結束後，至今還沒有對外開放。他只能向有關部門了解一下，因為我的外籍身份有點敏感。
這部中篇小說《掙扎》在廣西人民文學出版社，是我醞釀多年的一套「三部曲」 的最後一篇 ，前兩篇已經先後於1980年和1981年在北京和上海出版。
由於多年來，我一直有個第一本小說在母國出版強烈的心願。所以自大學開始創作以來，積累了多本手稿隨著我在歐洲闖蕩，如同我一樣沒有一個固定居所。隨著年齡的增長，這個心願更是如影隨形，始終是夢魂牽縈。
和我較接近的朋友知道我這個願望後，幾乎對此都不表贊同，理由只有一個，何必去和誓不兩立的共產黨打交道。更要避免被人誤以為我有「親共」的傾向。何況我已經是擁有外國籍的華人。對這樣的「好意」我只是報以宛然一笑。
我這一生從不和任何政治牽扯，之所以有在大陸出版作品的意念， 無非是滿足還沒有「數典忘祖」的自謙，證明身體裡還流淌著純樸的華夏血液。雖然通過學習的專業鍛鍊了幾種外國語言，在我心目中，中文始終是佔著首要地位，對這個世界上最有文化感染的語言，我始終如一地用特殊的感情對待。
為了對這個語言的尊重，在海外生活了逾半個世紀，在任何的環境裡，我使用中文的時候，從不夾帶外語詞彙。欣慰的是，我的堅持引領我還能對中文運用自如。
1978年初，我開始有了出版小說的衝動，也必須撇除情感上含有政治雜質的藩籬，但如何和北京的出版界聯繫是一大困擾。多年來，我一直通過北京中國國際圖書公司購買書籍，猛然想起在諸多的出版社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名字最熟悉。也許毛遂自薦地將手稿郵寄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是唯一的途徑。
經過深思熟慮，我鼓起勇氣，將小說稿《雁歸行》直接郵寄到該社編輯部，只期待回信的接受或拒絕。
大約過了一個月，我收到了該社總編室的屠岸先生覆函，原則上他用「瑕不掩瑜」四個字接受了我的手稿，同時也提出了一些意見。從他信中的字裡行間，我感受到他誠懇而坦率的鼓勵。尤其是那四個字告訴我，這部小說肯定有瑕疵。為此我下了決心並虛心地將這部十萬字小說全部改寫，然後再付郵。
80年代外籍人士在中國旅行時必須申請旅行證。（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1978年12月20日，我首次踏上睽別近三十年的故土，行前我預先告訴屠先生抵達北京的時間和將下榻於友誼賓館。次日屠先生偕同另兩位編輯，江秉祥先生和趙水金女士一同到訪。經過愉快的交流，出版我的處女作也成定局。當屠先生特地提及支付稿酬一事時似乎面有難色而欲言又止，江先生見情接著説，由於國家外匯短缺，他們無法用外幣給我支付稿酬，而外籍人士在訪問中國時，只能使用暫行規定的「外匯券」。但是人民幣我既不能使用，更無法匯到國外。
江先生話還沒說完，我即打斷他，並將我計畫在中國出版的意願，從未有過出版小說賺取利益的打算。我接著說，雖然這是我第一次回國參觀，直觀上告訴我，中國的經濟環境並不是我在海外聽聞的那麼先進，這更增強我絕不能在國家困難的時候優先考慮自身利益的決心。
他們堅持說，支付稿酬給作者是政府規定必須執行的法規，關鍵是我身為外籍，這筆人民幣稿酬的確是他們要面對的一大難題。即然如此，我就建議他們是否可以匯到上海，因為我在上海還有一個失散多年剛聯繫上的姊姊，這樣以來也是對她生活的一點補貼。
這時候屠先生臉上露出微笑，給我講了一個小故事。在他們收到我的手稿時，同時接到一位美國華人女作家提出相同的要求。但這位旅美女作家提出的稿酬數字，根本不是出版社所能承擔的，而且必須是美元支付。當然最後雙方的談判因此而無疾而終。
從他講述這個小故事時的語氣，我領悟到我們之間已經建立起互信。從屠先生待人接物的一舉手一投足中，深切體會出中華民族知識分子的高尚情操。我有此機遇得到他的鼓勵，還親自擔任我的責任編輯，令我突然感到自己寫作的水準而誠惶誠恐。
這份特殊的榮譽始終珍藏在我的懷念中。在日後的接觸中，得知屠先生是一位詩人，曾經翻譯過莎士比亞的詩歌，更增加我對他由衷的尊重和敬仰。
出乎我意料之外，這部還不成熟的處女作，居然印發了十五萬冊，另外還特地為分送國家領導人加印了兩百本精裝本。 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文藝蕔等重要報刊都作了介紹，第二年夏天，這部作品列為青少年暑期十本讀物之一。我最吃驚而欣慰的是，當被告知這本小說，是自1949年新中國建國以來，被中國出版界所接受而出版的第一本來自海外的中文作品。對此我只認為那只是我的僥倖。
假如那位旅美的女作家能放下身段，不計較用美元核計稿酬，所謂的「第一」 肯定輪不到我這個旅居加拿大的作者。因為從國家的地位和國際上的交往，美國的一切向來是被人所看重。所以當北京的新聞媒體在為我「吹噓」時，我卻是以平常心來看待。
《雁歸行》出版後，我即收到上海文藝出版社約稿的信件，當時我已著手在撰寫第二部中篇小說《生存》，於是就交給他們出版，印數十萬冊。上海解放日報和文藝刊物分別作了介紹。這兩部作品先後的出版，增強了我用中文寫作的意願和對故鄉的認同。
《掙扎》能在廣西出版，是他們的編輯陳蕭人主動找到我，經商談後而確定的。我之所以用了較多的篇幅來說明這三本小說出版的經過，並非要增添虛榮的自我宣傳，只說明我的廣西之行是得益於文學的牽針引線。
我藉此南寧之行的機會，對他提出一個似乎是強加於人的要求，實際上也是我有參觀「友誼關」強烈意願的推動，並沒有想到其中的複雜性。他在電話中，只能用模棱兩可的口氣對我說：「我試一下，你來了以後再說。」
一切安排就緒，5月20日我從北京經廣州轉機到南寧，抵達後一下機即看到好友賀祥麟教授一行在那裡等候，陳蕭人先生分別給我介紹了出版社的同事阮同先生和我的責任編輯黃建中先生。
外國人旅行證的內頁，右邊有公安部門簽發前往中越邊境憑祥的簽證。（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在步行到機場大廳途中，陳先生既興奮又激動，一直拉著我的手大聲地問我： 「劉先生，你到底是什麼來頭？我打電話到北京，向公安部和外交部提出你到憑祥的申請後在辦公室一根煙還沒有抽完，就接到北京的回電稱，你可以去憑祥訪問。你真是神通廣大。」
雖然中越邊界反擊戰已經結束，但是「友誼關」的敏感性仍然存在，何況我還是「外籍人士」，所以陳先生向北京有關部門提出申請是理所當然。而我能得到申請通過，順利前往中越邊界訪問。
那時候外籍人員抵達中國境內後，不論到哪個城市，都要向出發城市的公安部門申請「外國人旅行證」。我在北京已經申請了到 北京、上海、蘇州、南寧和桂林的行程。於是我將這證件請陳先生在南寧市公安局加簽了進入友誼關城市憑祥的核准圖章。
在陳蕭人先生和另一位編輯陪同下，我們向憑祥出發。從南寧到憑祥距離為兩百三十二公里。那是一條非常重要的戰略公路，因為受到戰爭的影響，我們的車輛要經過好幾道關卡，都是由人民解放軍把守。他們彬彬有禮的態度令我對他們肅然起敬。
我坐在車裡，向窗外望去，一路上風景秀麗，有「樹中美人」之稱的小葉桉樹叢順著公路兩邊延綿。這種樹的樹幹筆直，生長到一定時間，外皮會自然脫落，露出潔白的樹幹，光滑而清新，遠遠望去，如同一個個婷婷玉立的少女佇立在那裡。當地人就用「樹中美人」來比喻恰如其分。
公路兩旁還夾有濃密的松樹，一陣陣的松脂香，隨著微風飄入到車廂裡，令人心曠神怡。午後我們抵達憑祥的「明園飯店」，這是中國國際旅行社在當地最大的一家招待所。整棟建築展現出的是歷經戰爭滄桑的蒼老疲憊神態。雖擁有近兩百間客房，我卻是唯一的住客。當地旅行社為我特地將已經歇業在家的廚師調來臨時為我開了「小灶」。
晚餐後他們一行先行告辭，臨行前還一再叮囑房間一定要將門窗鎖好。不言而喻是因為這個邊界小鎮還處於戰爭狀態。雖然空氣中已經嗅不出戰火的味道，但仍需要提高警惕防備越南人經常出現在晚上的小動作。
我獨自坐在陽台上，從微弱的燈光下，隱隱約約地看到眼前是一片蔥鬱的樹叢，微風帶給我的是那久違的桂花香，還有此起彼伏的知了啼聲，勾起無限童年時光曾經嘗試過的桂花糕點，以及捕捉知了的惡作劇。偶爾勇敢的蚊子會飛到我的耳際，嗡嗡地似乎在歡迎我這遠方的遊子，給我增添無限的思鄉之愁。
接待作者的解放軍前線戰士和廣西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陳蕭人（左二）在友誼關前合影留念。（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一夜好睡，當地解放軍部隊在前一天告知早餐後七點出發前往「友誼關」。但是前線千變萬化的情況，無形中給初到斯地的海外遊子頻增幾分警惕。不久解放軍來告知，前方有動靜，需要稍微延後再作安排，而且有可能需要將我化裝成農民打扮，根據他們收到的情報，由於我住在中國政府的官方酒店裡，越南方面將我估計為「重要人物」，如果他們分析到位，就有可能施行突擊的偷襲。
再過了約半小時，前方傳來信息告知我可以出發了。在解放軍的武裝吉普車前導下，我坐的是一輛很普通的轎車。從憑祥到「友誼關」只有18 公里路程，抵達那裡後，和前方的地雷區也就只有兩百公尺的距離了。
看到那座歷經滄桑的城門，我佇立良久，心緒起伏，這裡不僅曾經為中華民族創下了首次對外戰爭的大捷 （中法戰爭 1883-1885），還因此留下一位忠貞不二為國效力的滿清廉臣李秉衡 （1830-1900）的悲壯事蹟。這段戰史至今仍有許多的誤傳，以為「鎮南關」大戰是馮子材率兵完成的戰役。事實上，由於滿清的腐敗，原來的帶兵官臨陣脫逃，李秉衡臨危授命，在戰爭最關鍵時，啟用了年屆古稀的馮子材率兵出征。
後來李秉衡奉命在北京率兵抵抗八國聯軍時，戰至最後一兵一卒，終於吞金殉國，清廷曾于褒獎。但因為八國聯軍曾受到他的強烈抵抗，死傷枕藉，懷恨在心，向清廷提出抗議，必須要去除對李秉衡的正面對待。故而中國的歷史學界以訛傳訛，竟然將一位忠貞不二的清廉將領誤傳為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
由於他的清廉，清廷曾下令叮囑他修建祖屋，但他拒絕為此而要浪費公款，最終他僅動用了六兩銀子，在自家的祖宅前豎立了兩支旗桿，代表了官宦的象徵。
清廷後來賜李秉衡「北直廉吏第一」的尊稱，在大連附近的鞍子鄉黃柏樹後石峭屯小村莊祖宅門上有一幅對聯：「曠野荒村凝視武略文韜主，茅屋草舍鬧出驚天動地人」，足能闡述李秉衡的高風亮節驚天地動鬼神的忠烈氣節。
當我沈浸在歷史的情節中時，陳先生一直在我旁邊似乎不願打破我的思索，終於他打破沈默，讓接待我們的解放軍官員給我們大略地講解了中越邊界自衛反擊戰的大概情況，我們在參觀時也見到一些曾經代表著中越友情象徵的景物都遭到破壞。
我聚精會神地欣賞城門上陳毅先生書寫的「友誼關」三個蒼勁有力的書法時，卻發現整塊石碑上彈痕纍纍，關內周恩來總理和胡志明主席會唔的會議室，處處可見越南砲彈留下的痕跡，甚至牆上仍留有鮮明的血跡。城關後面的一棟大樓，曾經是中越雙方官員會晤的大廳，整個窗戶不見蹤影，只留下一個被砲彈轟擊後留下的大洞。入關的大門和關後的建築之間有一座建在金魚池中的假山，也被砲彈削去一半，水池中的金魚早已不知去向。旁邊有一株剛成長的小樹，在戰火中被攔腰一劈為二。這映入眼簾的種種，凸顯了「中越友誼」的極大諷刺。
友誼關後面會議大樓，周恩來總理和北越領導人胡志明曾經會晤的地方，邊界戰時被越共炮火轟炸造成的破損。（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再繼續往前行，我們停了下來，解放軍官員指著兩棵交織在一起有近兩百年的老榕樹對我說，在中越兩國和平相處時，每逢越南官員來訪，都會不約而同地用這棵榕樹比喻為兩國情如兄弟相互擁抱。幸運的是，當友誼關處處彈痕纍纍時，唯獨這兩棵榕樹還依然無恙，是不幸中的大幸。
兩國的交惡，是自1969年胡志明去世後逐漸浮出，但是中國從來沒有對越南設防，而且為了協助越南，每天有近七百輛軍用卡車滿載物品送往越南，回程時幾乎都是空車。但越南卻在邊界悄悄地修建平行的國防公路，而且在山區中築暗堡，埋設地雷和竹尖陷阱等戰略部署。
解放軍長官接著用帶有激動的口吻說，在中越邊界自衛反擊戰後，我們攻進了涼山，打開他們的倉庫，裡面堆積的都是我們援助的糧食，戰場上繳獲的武器竟然是我們對越南部隊維護安全的支柱，卻用來攻擊我們。
佇立在友誼關的小山頭上極目遠眺，越南村莊裡的小茅屋頂上炊煙裊裊，顯得一片寧靜，山上滿佈紅木棉花，解放軍官指著一棵對我說，在戰爭爆發前，越南人大言不慚地說凡是有紅木棉花樹的地方都是屬於越南的。
清朝為中法戰爭陣亡的官兵建造的萬人塚墓碑。（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在一個長滿雜草的山坳中，我發現一塊斑駁無數還長滿青苔的石碑，隱隱約約地似在向我們打招呼，我仔細端詳，竟然是一塊光緒二十四年建成的「萬人塚」，那是公元1898年。建立這座萬人塚應該是為鎮南關中法大戰而殉國的官兵。巧合的是，這一年四月正是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的重要時刻，而到八月慈禧太后重新垂簾聽政，光緒被囚禁。歷史的造化令人不堪回首。然而又有多少人對這塊幾乎湮沒在雜草中的歷史墓碑下的枯骨有一掬同情之淚的意圖？
由於越南軍隊經常在夜深人靜後，剪斷鐵絲網，偷偷地潛入中國領土內，在水稻田裡埋設地雷，殘害無辜的農民。我們在訪問中，到一間小鐵器修理廠裡，見到一位大約三十來歲的工人，他和我們就談起一個矇矓的清晨，和往常一樣到田間耕耘，不幸一腳踩到地雷而因此失去一條腿，從此無法從事世代相傳的耕耘勞作，只能在政府的協助下，開設了這家小工廠，重新學習謀生的手藝。
當地農民被越共地雷炸掉一條腿只能當工人，在他的小作坊前留影。（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在南北越戰爭後，南越節節敗退，越南全國統一後的政治清洗如狂風暴雨，當地華僑只得想方設法逃離而掀起了海上船民死傷無數的悲劇，西方國家盡力作有限的收容。中國卻靜悄悄地在中越邊界收納逾二十萬越南華僑，並就地設立農場，為難僑開設培訓中心。我在訪問時，遇到一位已近「知命」之年的越南華僑。
他告訴我是越南第四代華裔後代，早已入籍越南，曾經在南越外交部工作多年。但是政治的清洗已無法使他在「西貢」立足。言談中他強忍著內心的傷感，因為他的家屬都還陷在越南而信息全無。
一天的「友誼關」訪問，我沒有任何旅遊的興奮，滿心裝載著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無窮災難。時至今日，雖然我曾多次訪問過越南，卻對這個近鄰民族的感覺，只有兩個字來形容——「好戰」！
結束中越邊界的訪問，我回到北京，當然首要的是給妻子撥了個長途電話，她一聽到我的「喂」，立刻拉高了嗓門：「你跑到哪裡去了？我還以為你失蹤了呢！」
當然我的解釋只是因為去邊界的安排來得突然，而且地處敏感，加上當時中國的長途電話極為落後，所以只能讓她過了幾天提心吊膽的難熬日子。
對這次的訪問，我深感欣慰的是，就如同我是第一個在故鄉出版小說一樣，成為第一位到訪中越邊界自衛反擊戰前線的「外籍人士」，且受到特殊安排，到達距離只有兩百公尺地雷區參觀訪問。不知是誰走漏了我訪問「友誼關」的信息，美聯社記者找到我，想出重金購買我拍攝的照片，我只簡單地告訴他，我拍攝的照片是「非賣品」！
（2020年2月18日完稿於溫哥華）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