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師舜大使肖像。（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作者／劉敦仁
《優傳媒刊介》
劉師舜(1900~1996)大使，中華民國著名外交官，中華民國與加拿大關係奠基者，二次世界大戰後廢除不平等條約第一人。曾任加拿大公使、大使，外交部政務次長、聯合國代表團副團長兼託管理事會首席代表、墨西哥大使。退休後致力於中國典籍、詩詞之英譯，享譽國際。
劉師舜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預備科，後以美國退還中國之庚子賠款赴美留學，先後獲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學士、哈佛大學碩士、哥倫比亞國際公法博士(1925年3月)等學位。劉大使學貫中西，溫文儒雅，畢生對開拓中國外交關係及開展中西文化交流，有不可磨滅之貢獻。惜因人事傾軋，劉大使個性耿介，雖輩份、事功皆在蔣廷黻、葉公超之上，1958年被以不明原因、無退休金逼退，劉大使默默承受，含恨在美以著述終老。
其長侄劉敦仁先生勤於探索蒐羅，窮十年之力寫成劉師舜傳記，以遂心願。書中有關中國外交史之照片、文件、書信等珍貴史料極為豐富，有關外交關係之突破、經營、委屈求全等諸般情節，即在今日亦深富啓發，至於劉大使之政壇際遇更可窺當年官場文化，無不耐人尋味，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中華民國近代外交史鉅著。
《優傳媒》獲作者授權，即日起選録有關劉大使事功章節，每周三見刋，以饗讀者。
為了更深入瞭解劉師舜在墨西哥任期內所遭受的 ‘內憂外患’事情，我除了從劉師舜生前保留的信件等珍貴資料外，特地向墨西哥外交部要求從外交檔案中，查找他在任期內的外交活動情況。並從其中能找到些許蛛絲馬跡。然而令人詫異的是，得到的回答是，在劉師舜的檔案中，只有六頁無足輕重的資料。這是極其不正常的現象。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就駐其國家的外交使節，連外交活動等資料都不予保存。
唯一可以勉為其難的解釋，就是墨西哥當時對臺灣，已經有了外交關係質的變化；從劉師舜在他著作 ‘出使加拿大回憶’ 中的描敘，在他任內，感受到臺灣遭受友邦輕視的困境，因此墨西哥或許為了避免向我提交資料，暴露當時政府行為中一些不可告人的事實的尷尬，就用這幾頁無關輕重的歷史檔作為敷衍塞責的答覆。總之，這樣的情況在國際外交史上，也許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其實劉師舜的遭遇，對葉公超來說，就是一個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的典範。葉公超從外交部長調往華盛頓出任駐美大使，可謂他外交事業的巔峰，在華盛頓期間，每年還得前往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
1961年當時的蘇聯在聯合國提案，要求外蒙古入會。這個案子在1955年曾經在聯合國提出過。當時臺灣還擁有相當的國際友人，所以在投票時，臺灣以中華民國的身份，使用了唯一的一次否決權，外蒙古的入會以失敗告終。
但是這次蘇聯的提案，臺灣面對的情勢和1955年截然不同。而且蘇聯利用臺灣需要非洲的支援，竟然將外蒙古和準備入會的非洲國家毛利塔尼亞捆綁在一起。這就使得臺灣在接納或拒絕外蒙古入會的決策上，遭遇到難以決定的困境。
當然在聯合國行使否決權，最後要蔣中正的親自拍板，代表們才能執行。當時蔣中正身邊為聯合國事務決策的 ‘智囊團’ 有陳誠和沈昌煥為主導的忠誠派，他們是以蔣中正的主張唯命是從；而另一邊是除了尊重蔣中正的指示外，也極其重視外交場合的靈活性的蔣廷黻和葉公超。
這次的投票是否行使否決權，是臺灣在聯合國勝敗的關鍵。蔣廷黻和葉公超為了避免非洲國家的誤會，從而犧牲日後在聯合國保持席位的危機，就提議是否使用 ‘棄權’ 為最上策。這個建議最初被蔣中正接納。
但是在蔣中正執政威權下，一切的決定只能聽令他的指示。這位從政多年的 ‘領袖’，行使的 ‘朝令夕改’幾乎是家常便飯。所以這次在聯合國是否投 ‘否決票’，或是 ‘棄權’，就成了蔣廷黻和葉公超頭上的一把懸劍。
至今每當人談起這段歷史的時候，對葉公超究竟是為什麼觸怒了蔣中正，導致他被兩道訓令緊急召回臺灣，仍然是個謎。如果說葉公超只是當了一隻替罪羊，也就時過境遷。然而這只替罪羊的結局代價太大。他被禁止離開臺灣，這就無異是被軟禁了。更可悲的是，他所有的公職被剝奪一空，甚至在退而求其次的境況下，到大學教授英美文學的權利都被禁止，含恨而終。
葉公超在擔任外交部長時，對待劉師舜本可以稍微寬容一些，甚至可以使用他手中的權力，為劉師舜解圍，展示出 ‘上司’ 的開明和對屬員的關懷。然而他的冷酷無情，斷送了劉師舜的外交生涯。事實上，他自己的悲劇下場，較之劉師舜的遭遇，更是令人唏噓不已。
無獨有偶，1968年駐義大利大使于焌吉在臺灣也遭遇了同樣的悲劇。我在1964年第一次和于大使晤面，逐漸成為忘年之交。由於我有西班牙語和義大利語背景，他很希望將我推薦加入外交服務，因此極力遊說到使館工作。鑒於我對政治的冷感，違背了前輩的好意。
于大使自1946年即出使義大利，1956年更兼任駐西班牙大使，得力于其卓越的外交手腕，和義大利政府內閣及各地方政府都有密切來往。義大利是歐洲的文明古國，許多習性與東方文明的中國極其相似。比如人情的交往，在外交層面尤其重要。故而于大使每逢聖誕佳節，都親自到總統，總理等上層領導官邸去送禮祝賀。由於我多次陪同于大使前往，深為瞭解于大使在義大利的苦心經營。
那時候義大利和北京已經暗通款曲，北京在羅馬設立了非官方貿易辦事處，成為中義之間非正式的外交往來。于大使憂心忡忡，一方面要應對義大利政府變天的可能，一方面又苦於經費的羞澀。
早在中華民國鼎盛時代，他在接待蔣夫人時深得第一夫人的歡心，如安排酒會時，對每一個接待地方花卉的佈置，都能得到蔣夫人的讚賞。也因此養成了較為奢侈的交流。即使如此，他的開支幾乎都是為了國家的體面。
國民黨退卻臺灣一隅後，駐外使館的經費已經捉襟見肘。于大使就在急需開支和必須緊縮的交相掙扎中一年又一年地煎熬著。在羅馬有一位熱心的中國餐館 ‘中華園’ 主人葉先生，為人忠厚而且好客。他對於大使的支持，並不能得到周圍僑界的認同，還以為他在大使館那裡冀望什麼利益。
于大使在他的支持下，每逢宴請政府重要客人或是接待訪問團等，中華園就成了聚會的場所，宴會結束後，于大使就直接簽欠款單，稍後再予結算。我曾就此問過葉先生，他只是眯著眼淡淡的笑了笑說： ‘于大使太辛苦了，我這也不過是給朋友解解急而已。’ 令人感動。
于大使為國家的日夜辛勞，為了節省國家開支，他沒有在羅馬設置官邸，僅僅在大使官後面的一間小房間作為臥室兼大使辦公室，其窘狀可想而知。但這樣的安排，並沒有得到大使館同仁的瞭解，還不時在外面對其冷諷熱嘲。使館裡有一位主管護照事務的朱姓秘書，經常不準時上班，而且對華僑到使館辦理業務時，也有勒索的企圖，為了辦理護照，遠居義大利中部的僑胞需要開車數小時到羅馬辦業務，然後趕回去經營生意。而朱秘書的遲到，有時晚至上午11點才到辦公室，早已等得不耐煩的僑胞，見到朱秘書竟然對自己的遲到而絲毫沒有道歉的態度，極度反感。
久而久之，僑胞對大使館怨言也越發增加。我有一次到使館辦事，目睹朱秘書辦公室緊鎖，在那裡等得急躁的僑胞抱怨地說：’這是你們逼使我們轉而支持大陸，不是我們情願要這樣做。’
而這些負面的資訊傳到臺北，最終的責任全壓在大使的肩上。1966年，我和于大使在羅馬一家餐廳晚餐，席間大使告以計畫臺北之行。似乎是第六感讓我未加思索，即向于大使建議，是否能將臺北之行延後。于大使問我理由何在時，也不知從哪裡來的勇氣，告訴于大使此行似乎不利，有可能他無法回任。于大使笑了笑沒再作答。
就這樣我們的分手成為永別。實際上，于大使抵台之後因為沒有恆產，只租了一間小屋棲身，那時臺灣政壇聞人黃朝琴在臺北中山北路開設了國賓飯店，是一座五星級酒店，他和于大使有深交，得悉在臺灣住所侷促，於是黃朝琴先生在酒店安排一套房，提供給于大使作為下榻處所，不至於令一個曾經風光一時的大使產生窘境。
于大使前往外交部述職時，萬萬沒有料到的是，當局沒有給出任何的理由，即令其交出外交護照，很明顯的這是對於大使宣判他外交生涯的終結。但外交部也沒有向義大利政府提出更換大使的外交照會，只安排當時在大使館服務的劉達人代館 （1966年12月20日至1967年3月15日），隨後派遣了吳文輝以公使銜到義大利代館業務 （1967年3月15日至1968年3月7日）。直到新任大使許紹昌到義大利履新。這樣的安排，似乎是蓄意地為于焌吉大使後期移交鋪路，其中的奧妙反映出許多耐人尋味的臆測。
于大使生前一直患有痛風病，為此在飲食方面忌食四隻腳的動物，據我和他的接觸中注意到，每次用餐時，于大使總是吸取少量的雞肉或魚類。他也從不飲烈酒。
他的護照被繳收後，情緒一落千丈，在臺灣舉目無親，又無恆產，義大利再也無法回去，身處臺灣已是變相地被軟禁。也許是排除寂寞，也可能是情緒低落驅使，他開始飲威士忌酒，吃牛排。這如同慢性自殺的行為，導致他生命的終結。時間是1968年2月25日。
官方的宣佈是他因病去世沒有錯，關鍵是什麼病因去世，卻沒有人知道底細。從我日記的記載，在2月29日清晨，是于大使的使館私人秘書莉蓮安給我電話，告知這一噩耗。
于大使去世後，駐義大利的中華民國大使館，既沒有向外界發消息，甚至最簡單的追悼會也付闕如。只是後來他唯一在美國生活的兒子，到羅馬處理于大使的遺物，打開保險箱，裡面除了一大疊欠款單外，空無一物。其中絕大部份是欠中華園餐廳的餐飲費。
我從臺北著名刊物，’傳記文學’ 第1970年1月17卷7期中，閱讀到李田林的 ‘外交使節中生死兩搭檔——追念保君健，于焌吉先生’ 一文。李女士以風趣的語調，描述了兩位大使在外交生涯中的許多軼事，讀來生動感人。尤其是提及于大使生命終結的一段，讀來令人唏噓：
“…..就在最後於返台述職臥病期間，傳駐義大利使館每每有債主上門的趣談；他就在這鬱鬱中繼辭職而逝世了….. （第13頁）
讀者可能未注意到這一段中 ‘鬱鬱中繼辭職而逝世了’的描述 。也許李女士在撰寫此文的時候，對於大使最後歲月的遭遇，有一定的顧慮，所以只能用含蓄的語氣輕描淡寫的一筆帶過了。
然而這一句簡短的描述，卻隱藏著于大使無盡的辛酸和無奈。因此聯想起劉師舜在墨西哥擔任大使期間所遭受的待遇，幾乎和于大使如出一轍。李女士在她文中，曾引述保君建大使就劉師舜被迫辭職一事感慨地說：
“劉大使確系當前難得的外交健者；前幾年從墨西哥離職是不公平的。他應該有牢騷，說完痛快痛快。 國家很難培植一個人才，摧毀真太容易。其實，那一時期，我又何嘗不是一肚子苦水？” （第12頁）
劉師舜和于焌吉兩位大使的被迫辭職，充分說明那時候國民黨雖已退守台島，但內部的結黨營私，相互排斥層出不窮。當時和墨西哥及義大利的外交關係，已經是命懸一線，危在旦夕。但是年輕一代卻專注於人事的分配和自身政治生涯的前途，不惜犧牲國家的利益。劉師舜在他的 ’出使加拿大回憶’ 中曾不無憂心地敘述他在去職時仍然對國家的關切：
’…..平心而論，我出使墨西哥的時候，就因為我國家的地位，受盡了若干所謂友邦人士的奚落，早已如坐針氈，惟恐去之不速…..’ （第3頁）
劉師舜學驗俱豐公忠體國，凡與他有過交往的官吏或是朋友，無不認為是一位有修養的學者型外交官。在擔任駐加拿大大使任內，就是他豐富的學識，以及學者型的風度，得到有著共同學識背景的加拿大首相所推崇，從而建立了雙方的同盟關係。
而于焌吉在外交界裡，是眾所周知善於外交逆境中完成艱難的任務。他的口才更是外交界的美談，就在美國工作時，他可以用自己的口才，舌戰群雄，維護中國的利益。
兩位國民黨時代的傑出外交官，先後在美國同學，又共事多年，心無旁騖，致力於國家的安危，不幸兩位都因為內部派系林立而遭到罷黜。關鍵是他們在朝中無人代為說項。在墨西哥和劉師舜作對的黃彰位，因為外交部裡有親友撐腰，他在駐墨西哥大使館裡，作為一個外交官，卻身懷手槍，被調回臺灣後，收到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的起訴，但最終獲得不起訴，而繼續他的官位。
駐義大利大使館的吳文輝，曾是沈昌煥的秘書，有了這位 ‘外交教父’之稱的長官，其被派往義大利的目的也就不言而喻了。
國民黨對付公務員的一個殺手鐧，就是被罷黜的官員，不僅僅丟官，其退休金等福利都被一筆勾銷。劉師舜子被解除職務後，微薄的退休金也被剝削掉：
’…..我份內應得的薪俸公費，三番兩次的無端被人任意剝削，而我只好一聲不響…..’ （第3頁）
諷刺的是，這樣懲處公務員的手段，一直到二十一世紀仍然是大行其道。最著稱的是臺灣駐加拿大多倫多新聞局代表處組長郭冠英，在2009年因為公開發表文章，被政府召回，而且停止支付他的退休福利金，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值得慶幸的是，劉師舜雖然失去了官位和退休金，但是他的後半生卻較在官場時更為光輝燦爛。
從六十歲開始，他潛心投入中國文化著作的翻譯工作。劉師舜在他的 ‘出使加拿大回憶’一書中，就曾感慨地自述對官場的不適合：
‘…..自去職以後，我可以放棄一生極端厭惡的外交職務，而致力於自己所喜愛的閱讀寫作，可稱平生最大幸事…..’ （第4頁）。
也許是命運中的註定，也許是歷史中的巧合。劉師舜出生於有著八百年歷史的官宦家庭。其家鄉江西宜豐是東晉陶淵明的故居。他的 ‘不為五斗米折腰’ 的精神，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
而劉氏家族自始祖以來，就為後代樹立了清廉自守，公忠體國的典範。劉式曾為南唐時第一位進士。西元975年，宋統一了南唐，劉式隨劉煜歸順宋朝，並在朝廷輔佐宋太宗，擔任磨勘司十餘年，為朝廷財政稅收立下功勳。宋太宗駕崩後，宋真宗繼位，鹽運史李惟清指使他人誣陷告以藐視朝廷而遭免職。未幾即含冤鬱鬱而終，享年僅四十九。
劉式雖然遭受委屈而去職，而且其因一生清廉，家無積蓄，僅留下書籍數千卷給後人勤讀，是為劉氏 ‘墨莊’ 的起源，其夫人世代尊稱為 ‘墨莊夫人’，而傳世至今已八百餘年。
始料未及的是，八百年之後，劉式的後裔劉師舜在官場的境遇，與其先輩何其相似！劉師舜在三十餘年中竭盡全力為國盡忠服務，卻在墨西哥任內遭小人誣陷棄官而去。所不同的是劉式才過不惑之年即鬱鬱而終，劉師舜卻能在翻譯工作中，度過其性平氣和的後半生。這也是歸功於他回臺灣的決定。從另一角度分析，也許還得感謝葉公超當時拒絕他回臺灣就墨西哥發生的糾紛作出解釋的要求，否則劉師舜可能遭遇葉公超及于焌吉大使的下場。
既然臺灣方面對劉師舜擺出拒人千里的無情架勢，’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士大夫個性，也促使劉師舜決定留在美國，其實那時候他自己對晚年的生活毫無著落，他也絕對不可能拉下身段去乞求施捨他份內的薪俸。
一段時間以來，劉師舜的故鄉江西宜豐縣天寶鄉坊間，經常流傳著有關墨莊劉氏家族的官運。在八百多年的歷史潮流中，劉氏世代為官，但不解的是，幾乎歷代的官場中，劉氏家族官至縣太爺地位之後，即有激流勇退辭官回鄉的安排。
始祖劉式輔佐朝廷，以及八百年後劉師舜出使加拿大，聯合國及墨西哥，結局都是被人所陷害。因此得出的假設是，劉氏家族世代為書香門第，忠厚傳代，不結黨營私，展現個人的清廉學養。但在複雜的官場中，缺乏經營的 ‘藝術’，就必然遭到排斥甚至誣陷。所以劉氏家族歷代在官場中的中途夭折，也就不言而喻了。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