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鱷魚養殖場和工人合影。（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作者／劉敦仁
1964年時，我正在馬德里求學，利用課餘時間，結交了不少西班牙文學界的著名作家。其中一位是在1952年獲得西班牙納塔小說獎 (Premio Nadal）的女作家桃樂雷絲.梅蒂奧.愛絲特拉塔 (Dolores Medio Estrada 1911-1996) 。在她的介紹下，每週下午我都會在馬德里一家有文學歷史背景的咖啡館消磨大半天。那就是希宏咖啡館 (Cafe Gijon)，它座落在馬德里的文化區雷哥列多大街 (Calle de Recoleto) 21號。
這座咖啡館是1888年5月15日，由一位地方人士古莫爾辛多.果美茲 (Gunmersindo Gomez) 創立的，頗有歷史淵源。但它的出名是在西班牙內戰（1936-1939）後，逐步發展成為西班牙當時的文學團體「36年代」 （Generation 36) 成員聚會的場所。
顧名思義這是一個有左傾思想的文學團體。36代表著內戰的開始，那是一場左派革命團體和法西斯的鬥爭，在左派革命團體被擊敗後，內戰結束。但是在文學界裡就出現一批不甘失敗的作家，經常聚會議論時勢。愛絲特拉塔就是這個團體的成員。在她的文學作品中，表達對勞動階級的同情。為了真實描寫她獲獎小說裡西班牙北邊家鄉的煤礦工人生活，她曾經下到煤礦體驗生活幾達一年之久。
她不止一次在我們聚會的時候，對於這段經歷總會津津樂道，眉宇間流露出不讓鬚眉的豪情。
咖啡館對面就是西班牙國家圖書館，我在求學期間，幾乎每天下課後，就同兩位西班牙同學到那裡研習功課，一直到晚間十點半才離開，為的是要趕在十一點前回到宿舍學生餐廳，不然就會錯過晚餐的時間。
咖啡館旁邊不遠處即是聞名全球的博拉多博物館（Museo del Prado)，裡面珍藏著世界著名的藝術作品，最精彩的是西班牙十六世紀的幾位大藝術家如果雅 (Goya) 、葛雷果 (El Greco) 和維拉斯蓋世 (Veazquez) 的珍品都保存在這裡。
我在大學的課程裡選修了世界藝術史，教授就是這所博物館的副館長，教學極為嚴謹。每週上午有兩節兩小時的課程，他就用幻燈片作為講解藝術內容的輔導教材。當天下午，所有的學生就要到這所博物館裡，在每一幅藝術品前，聆聽教授深入解釋作品的結構等內容。
所以在馬德里求學時代，這裡就成為我每每週必定光顧的區域場所，其中必定要途經附近的西貝麗絲廣場 (Plaza de Cibeles)。今天仍然看到的新古典主義建築，雕塑及噴泉融為一體的藝術群體，是自1782年所遺留下來璀璨奪目的光芒。
每週到這裡時，駐足欣賞這個藝術群體就幾乎成了我的「必修功課」。其實最主要的目的只是到廣場邊的郵政局，除了購買郵票和郵簡外，我在這裡租了一個信箱，以便在遷居後，還能固定收到家書。
1964年6月18日那天，按照週六的安排，我先到郵局去買郵簡，查看信箱有無家書。然後就去咖啡館和文學界朋友們喝咖啡，談西班牙社會現狀。
正在排隊買郵簡時，突然見到兩位從未見過的中國人，第六感的理解是，這兩位中國人應該是剛來不久的。那時候生活在馬德里的中國人總共不到兩百人。其中包括大使館館員、三家中國餐館的業主，其他就幾乎全是在當地求學的學生了。雖然彼此間不一定知道姓名，至少一見面就會打招呼。
古巴傳統舞蹈薩爾莎舞孃的舞姿。（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這兩位在郵局見到的中國人，看上去非常蒼老而面帶疲憊神色。因為都是炎黃子孫，在異國遇見，彼此先點了點頭。其中一位，用帶著非常重的廣東鄉音向我問好。經過交談，方知原來他們是來自古巴。
他們提到古巴時，我唯一的感覺是對這個拉丁美洲國家的認知只是「孤陋寡聞」，因此而感到有點羞澀。交談了幾句後，了解到他們是因為古巴領袖卡斯特羅施行工商國有化後，設法逃離而來到馬德里的。由於我時間有限，他們下榻的小旅社（Pension) 就在附近，所以約好第二天我去看望他們。
次日下午我如約到達那家小旅社，才知道他們一共是三人，擠在一間狹窄而凌亂的臥室中。昨天見到的那位名叫甄卓然，五十五歲，原來在哈瓦那經營雜貨生意，妻子是中古混血兒，因為缺乏盤纏，目前仍繫留在哈瓦那。他的孩子已經到了美國，所以他當前流浪在西班牙，就依靠孩子寄錢給他維持開支。
另一位名叫張毅志，三十五歲，已經入古巴籍，妻兒都在美國，所以他不久即可啟程前往美國，是三個人當中較為幸運的一個。
那第三個因為正有理髮師為他理髮，所以我就沒有打擾他。甄老先生特別喜歡和我交談，如同相識多年的好友。從他的話語中，得悉旅居古巴的華僑，幾乎都有儘早離開的打算，只是每個人的境遇不一樣，是否能如願就只能見機行事了。
從他的談話中，使我立即聯想起自己在中國的老家境遇，祖產早已被充公。面對這位正在流浪中的古巴華僑，不僅僅產生同情心，並感到我們「同是天涯淪落人」！
在告別前，他告訴我，還有十多位與他年齡相仿的老華僑，正寄居在另外一個大樓裡，接受西班牙政府的接濟。後來我曾特地安排時間去造訪過那些年邁而淪落他鄉的老華僑。他們被西班牙政府安排在一個統艙式的大房間裡，形同無家可歸而被收留的無業遊民，他們的臉上都呈現出如同一個模子裡塑出來的無奈神情！
由於我忙碌的學生生活，無法繼續和他們作進一步的聯繫，也就無從得悉他們後來的行蹤了。至於我對古巴再度產生興趣，已經是1995年以後的事了。
天真活潑的古巴兒童對一行人展現笑容。（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在學習西班牙文學的過程中，我特地選了拉丁美洲文學作為深造的科目。通過古巴現代文學的研究，其中兩位作者給我的影響較深。一位是十九世紀的詩人霍塞.馬爾蒂 (全名是 Jose Julian Marti Perez 1853-1895)。他不僅在詩歌上卓有成就，也是古巴聞名的哲學家、散文家、新聞記者、翻譯家、教授及出版商，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多面手。在政治上他對古巴的獨立解放有著特殊的功勳，幾乎可以說是古巴贏得獨立的國父，也是古巴人民心中不朽的英雄。哈瓦那的國家機場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足證他在古巴歷史上的重要性。
另一位作者阿列霍.卡爾本蒂埃爾 (Alejo Carpentier 1904-1980) 生前幾乎一直流亡海外，直到1959年卡斯特羅推翻獨裁者後，建立新政權，他才真正回到古巴定居。他對拉丁美洲文學有極其深遠的影響力。1962年出版的《光榮的世紀》(El siglo de las luces) 曾經對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秘魯作家馬爾克斯 (Gabriel Jose Garciz Marquez 1927-2014) 產生深遠影響。他的得獎作品 《百年孤獨》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1967)。馬爾克斯在完成初稿後，閱讀了卡爾本蒂埃爾的《光榮的世紀》一書，立即將初稿銷毀，全部重寫，終於成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巨作。
因為研習了這兩位古巴作家，同時回憶起在馬德里巧遇的兩位古巴華僑，使我對古巴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就如同我在八十年代對北朝鮮的好奇情感如出一轍， 抱著去古巴探秘的意願。
終於在1995年，我已從教育界退下，進入國際旅遊行業多年，想藉此機會去古巴實地考察，是否有開拓旅遊市場的機會。
從加拿大到哈瓦那，只有從多倫多直飛的航班，而西海岸就必須轉機。當時日本航空公司是從東京到溫哥華的航線，在停留溫哥華後繼續飛往墨西哥的唯一航班，而且是747-400寬體航機。在獲得這條從東京到墨西哥便捷航線信息後，我和妻子的古巴之行就選擇了這條航線。在抵達墨西哥城後，先住一宿再接次晨飛往哈瓦那的古巴航空公司班機。
我和妻子是在11月9日從溫哥華啟程，次日抵達哈瓦那。抵達後的第一印象幾乎和80年時訪問平壤一樣。偌大的機場顯得空蕩，旅客不多，古巴國家旅遊公司的陪同霍塞.安東尼奧 (Jose Antonio) 在機場接我們。加拿大和古巴之間一直維持友好的外交關係，所以加拿大公民前往古巴旅遊，可以向古巴駐加拿大大使館申請簽證，或是抵達哈瓦那後，在機場支付15美元即可辦理一次入境的旅遊簽證。
旅途中作者妻子與古巴音樂人共同玩耍樂器。（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辦妥了簽證，安東尼奧陪我們前往位在市中心區的「國家大酒店」 (Hotel Nacional)，這是國家級的五星酒店。在大堂裡，他將未來幾天的行程給我們作了大略的介紹，同時為了爭取時間，我們將行李放到客房後，即開始了我們的 「探險」旅程。
當天下午我們在哈瓦那老區步行參觀，先到海濱遠眺西班牙人用聖經裡「三王來朝」的故事名稱命名的古堡，全名就是「莫洛三王來朝古堡」 (Castillo de Los Tres Reyes Magos del Morro)。接下來到城裏參觀了「聖克里斯多巴大教堂」 (Catedral de San Critobal)。
晚餐之前，應我的要求，安東尼奧帶領我們到有歷史傳統的「唐人街」參觀。我腦海裡一直盤旋著溫哥華或是舊金山唐人街的繁榮景象，思忖這裡應該也是一片盛況。豈知一走進後，就被呈現在眼前破舊而凋零的街道所震懾，一股悲哀之情也隨即湧上心頭。萬萬沒有想到，經歷了一百多年歷盡滄桑的古巴華僑的命運居然如此多舛！從十九世紀中葉，中國人被販賣豬仔的方式，到達古巴，取代一直受到西方列強販賣的黑奴，開始了他們的奴隸生涯。經過了幾代的苦難磨練，始能在當地稍展頭角。
華僑甚至後來還參加了古巴獨立戰爭，贏得朝野的讚揚，在哈瓦那迄今還豎立著一座紀念華僑參戰的豐功碑。這座黑大理石豐功碑上刻著1931年10月10日中西兩種文字的解說：
大理石豐功碑上，中西兩種文字的解說。（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在豐功碑上還有古巴將軍岡沙雷斯.狄.蓋沙達 (Gonzales de Quesada) 銘刻著兩句稱頌名言：
「沒有一個古巴華人是逃兵，沒有一個古巴華人是叛徒」 （No hubo un Chino cubano Desertor, No hubo un Chino cubano Traidor）。
卡斯特羅接見古巴華人將軍時親切握手。（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直到卡斯特羅掌權後，仍然有古巴華僑繼續參軍的事蹟，而且有的還晉升為將軍的地位。
順著破舊的街道，我們在一間老宅子裡，遇見一位年紀看上去已是古稀之年的老前輩。看到我們的到來，先是一陣疑惑，接著是驚喜不已。
經過相互自我介紹，了解到這位華僑是少數幾位碩果僅存的「民治黨」成員。他不無感慨地說，過去哈瓦那有幾十萬華人，後來死的死，走的走，現在剩下不到五百人，而且很多已經和當地女人通婚，他們的子女對漢文也不懂，更不要談論什麼中華民族的傳統了。他的語氣裡帶著難掩的悲傷和無奈。這是我開始了解到為什麼古巴華人後來的處境艱險，哈瓦那唐人街淪落到殘破不堪的地步！
在交談時，我注意到他的桌子上，放著一份四開的《光華日報》，老人談起過去曾經有四份華文報刊每天出版，現在這份四開報紙也只是一個點綴品而已，因為沒有多少人能看懂了。
參觀古巴雪茄煙廠製作工藝。（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1960年卡斯特羅施行工商國有化之後，稍微有些「成就」的華人都難逃厄運，一夜之間從中產階級墜入到「無產階級」，而且還要承擔難以抵擋的社會責任，為了生存，唯一的一條路就是設法離開。有一部分華人因為一時無法取得去美國的簽證，只能利用古巴和西班牙之間傳統的殖民關係先行離開，所以就出現了我在西班牙馬德里遇見幾位古巴華僑的那一幕，他們採用了唯一的「捨近求遠」途徑，先到了西班牙，再尋求以難民身分前往美國。
帶著低落的情緒離開了唐人街，一路上我不時在分析發生在中國，在越南，在朝鮮，和在古巴的華人，因為當地的政權更迭而遭到的多舛，卻得不出誰是誰非的結論！
在後來的幾天，我們按照古巴旅遊公司的設計，先到離開哈瓦那約83公里的瓦拉狄若 （Varadero）。這是一個狹長的海濱城市，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曾經是法裔美國人依雷內.杜.邦 (Irenee du Pont 1878-1963) 購買下來的人間天堂。不但建造了富麗堂皇的別墅，還擁有八公里長的私人海灘及碼頭。他將該別墅命名為「上都大廈」 (Xanadu Mansion) ，是借用中國元代忽必烈汗的夏都來取名，象徵他在工商業中的帝國地位。整個狹長的瓦拉狄若也被建造成九洞高爾夫球場，供其私人招待客人打球作樂。
1963年卡斯特羅將工商國有化後，這棟美國巨富的別墅成為國家財產，而且改造成對外營業的高級餐廳及酒吧，原來十一間臥室也改裝成酒店客房。
從那一刻起，我開始理解為甚麼卡斯特羅要施行國有化政策。自西班牙殖民古巴開始，對當地原住民屠殺殆盡。在西班牙殖民之前，古巴是眾多原住民世代相傳的家鄉，其中以泰伊諾 (Tainos) 部落為主。據歷史記載，在1511年西班牙佔領之初時，泰伊諾部落有十餘萬人之多。可是到了1550年世代，因為西班牙的無情屠殺，其人口已急遽下降到四千左右，瀕臨滅絕的悲慘境地。
也因此導致古巴勞工的嚴重缺乏，就必須要到非洲去販賣黑奴，到古巴操作體力勞動。所以我們看到的古巴民眾其膚色都偏向深棕色。而且在幾天的參觀訪問中，也逐漸體會到，古巴的過去和拉丁美洲其他國家都沒有任何的區別，淪落為美國人的後花園，只有牛仔主人享樂的份，當地居民卻在生命線上掙扎。
法裔美國鉅富依雷內.杜.邦在瓦拉狄若建造的私人別墅，是典型的殖民主義享樂象徵。（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在古巴一週時間裡，我們的行程幾乎覆蓋了整個古巴。首先去了在哈瓦那西邊約164公里的比納.狄.里奧 (Pinar del Rio)，那裡因盛產雪茄煙而聞名於世。同時附近還有一個歷史悠久的溶洞，裡面展示著許多原住民的岩畫和古蹟。
接著我們又朝哈瓦那東邊前行，約有870公里路程，一直到東邊的頂端瓜瑪（Guama) 小鎮，那裡湖泊縱橫遍佈沼澤地，古巴政府特地在沼澤地建造了十幾座水上高架酒店客房，別有風趣。附近還有一個鱷魚養殖場，裡面的鱷魚幾乎都在兩米長，有的已經相等於人類八十歲的年紀，是當地的經濟開發重要資源。
在瓜瑪過夜後，次日再往回程的路途，行車約590公里，到達古巴中部小城特尼里達 (Trinidad), 這座城市濱海，而且自十六世紀以來，有非常深厚的西班牙影響，1988年聯合國宣布為世界文化遺產，而該城市的著名是因為它在製糖業歷史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作者夫婦在歷史溶洞中留影。（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從特尼里達島西南角的西恩符艾格斯 (Cienfuegos) 只有83公里路程 , 陪同安東尼奧領我們參觀了以前富人們的別墅，反映出這個海濱城市就是設計好為資產階級享受的勝地。
在古巴的一週停留，除了歷史古蹟及風光迤邐的海濱沙灘外，給我留下的印象是整個古巴仍然保留著五十年代的面貌，這都是因為美國的制裁所造成。除了工商業落後外，市面幾乎看不到任何的繁榮景象。街上搭載遊客的出租車，幾乎都是1940年代的美國轎車，但也因此成為哈瓦那街頭的一景。
由於古巴人無從獲得新車的進口，他們很珍惜這些在世人眼中早就應該被淘汰的舊車，整修得煥然一新，而且性能如新車無異。這些汽車工業中的古董，也就無形中被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所青睞。
從這次的旅程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古巴人的不屈精神，他們經受美國多年的不斷經濟制裁和軍事威脅，仍然屹立於加勒比海上堅毅不倒！卡斯特羅也經歷了無數次的暗殺威脅，卻令他越戰越勇。不由得使我對這個拉丁美洲的小島國更是刮目相看！
1999年，我應加拿大政府旅遊委員會主席Judd Buchanan （為了方便和中方的協調， 特地為主席取了個中文名字「符堅仁」）的邀請，前往北京擔任加拿大旅遊委員會駐華首席代表。賦予我的主要任務就是和中國方面商討如何能將加拿大成為中國公民的「旅遊目的地」。
我對這個任務一直有一定的保留。鑑於多年經營國際旅遊業務的經驗，擔憂過早地開發加拿大市場，可以預見對中國的影響將是負面的。因為在東南亞的旅遊市場，由於過量的中國遊客，很多始料未及的問題陸續浮出水面。
既然身負重任，也就必須要按部就班執行命令。就在此時，新聞中突然爆發福建廈門遠華走私案，該公司老闆賴昌星逃往加拿大，在當地尋求政治庇護。導致中加兩國之間關係驟然緊張，正在談判中的旅遊合作事項也因此而擱淺。
既然每天困坐北京，雖然使盡全力也無法挽回幾乎已達成的協議，就只有設想開拓新市場，來彌補甚至可以說是挽救中加兩國之間的尷尬。
經過深思熟慮，我有了一個「三C旅遊合作項目」的構思，三C是代表中國、古巴和加拿大，因為三個國家的英文名字都是以C字母打頭。於是和符堅仁主席商議後，得到他的首肯，立即和古巴駐北京大使館聯繫，也獲得他們的支持。因遠華案引起的低氣壓而造成的壓抑和委屈，一瞬間轉化為峰迴路轉的積極開發目標。
經過交涉談判，終於得到古巴旅遊部的官方邀請，並經符堅仁主席的批准，我著手組織了加拿大官方旅遊代表團前往古巴訪問。成員包括符堅仁主席夫婦、副主席羅傑.威洛克 (Roger Wellock) 和他的女友及我一行五人。
我們在2002年3月27日到31日，對古巴展開了正式訪問，並受到古巴旅遊部長易卜拉欣.費拉達斯.加西亞 (Ibrahim Ferradar Garcia) 的熱情接待。抵達的當晚，部長先生就在代表團下榻的國家大酒店設宴款待。與會的還有加拿大駐古巴大使、古巴商業部官員，及旅遊部副部長等共十二位，部長還特地用七年的朗酒款待賓客。
作者與古巴旅遊部長伊卜拉欣.法拉達斯.加西亞在宴會後合影。（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在席間交談中，從古巴旅遊部的統計數字紀錄得知，加拿大赴古巴旅遊人數位居榜首，而且停留時間一般都在三個月到半年之久。加拿大冬天漫長而且氣溫低，所以加拿大年長者幾乎都在冬季成為南下的「候鳥」，一直以來，都選擇美國的佛羅里達州為首選。
也許古巴政府已經做過詳盡的市場調查，所以在席間，部長向符堅仁主席提出，是否可以考慮鼓勵加拿大的「候鳥」選擇古巴為冬季棲息地。實際上古巴政府早在年前，就已經擇地興建了大小不同的別墅，作為加拿大人到古巴過冬的寓所。最重要的是古巴的度假費用只有佛羅里達的一半，而且服務內容要比佛羅里達強多了。部長的介紹令符堅仁主席很受鼓舞。
宴會結束後，全體在酒店花園裡一個西班牙留下的砲台邊留影，部長還給代表團分贈高級雪茄煙一盒作為紀念。我在前一次的旅程中曾參觀過雪茄煙工廠，立即分辨出部長贈送的雪茄煙應該是每枝價格在一百二十美元左右，那麼這一盒十二枝雪茄煙，也順理成章成為珍貴的禮物了。
遺憾的是我畢生從不吸煙，收到這份特殊禮物，還真成了旅途中的累贅，不知如何處理。直到回北京後，將它贈送給一位知己「煙蟲」，當他看到這份來自古巴的雪茄煙時，真的是喜出望外如獲至寶。我也感到這盒千里迢迢的雪茄煙總算是「物盡其用」了。
古巴旅遊部長加西亞在贈送雪茄煙禮盒中的親筆簽名。 （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幾天的訪問中，古巴旅遊部不僅認真接待，而且規格極高，全團還獲得機會和古巴的副總統會見。雖然是禮貌性質，也體現出古巴政府對加拿大提出的「三C」旅遊提案給予了非常正面的支持。
代表團在訪問期間，也正是古巴和中國的外交關係，從六十年代幾近破裂態勢，進而到當前的熱絡。我前一次訪問時看到的唐人街破碎景象，已逐漸改觀。街口豎立了一座中國政府贈送的傳統牌坊，華僑人口比例也顯著地增長，當然如今見到的華僑幾乎都是從中國到古巴經商的年輕一代，往昔的蒼老頹廢情景已不復存在。
在離開古巴前，雙方簽訂了英文和西班牙文版本的「三C」合作協議，符堅仁主席交給我帶回北京翻譯成中文後，再遞交給中國國家旅遊局局長何光暐先生過目。
結束了訪問，送走了符堅仁主席一行，我在哈瓦那多逗留一天，處理一些善後工作。在前往機場的路上，和出租車司機閒談間，好奇地問他，古巴有多少共產黨員？他帶著頗富中氣的口吻回答道：「每一個古巴公民都是共產黨員！」
多麼堅強的民族意識！多麼振奮的國家觀念！令我不禁想起，當卡斯特羅在奮戰的時候，古巴的腐敗和西班牙殖民主義及美國干擾中留下的一脈相傳的互鬥和分庭抗禮的局面，導致國家一直處於寄人籬下，民不聊生的淒慘局面。
卡斯特羅革命成功後，流亡在佛羅里達州的十二萬古巴人，和中央情報局密謀在1961年4月偷襲豬灣，期望一舉推翻卡斯特羅，卻以慘敗告終。這一危機觸動了卡斯特羅的決心，立即施行共產主義政權，創建了一切為窮人，也是窮人掌權的體制。
這不禁讓我想到美國林肯總統在蓋茨堡演說中的「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到了卡斯特羅建立政權時的宣言中，卻變成了「of the poor, by the poor, for the poor」 ，從林肯的「人民」（People），成為卡斯特羅的「窮人」（Poor），而古巴的貧窮不正是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壓榨所導致？
這不由令我追憶起，古巴是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地區放棄的最後一個殖民地，這一個殖民統治的結果，卻在1898年的巴黎協定中，西班牙將古巴的利益私相授受給美國。這和中國的百年國恥中，也曾發生德國人將山東半島利益私授給日本，兩者的命運何其相似。但最終導致兩國建立人民政權，似乎有異曲同工之處。
在回北京的航班途中，忽然想起杜甫在公元755年從長安前往奉縣途中，寫下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不朽之作，其中有這麼兩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不禁體會出，這兩句詩恰如其分地描寫了中國歷代王朝，一直到解放前，以及古巴在近五百年殖民主義壓榨下的現實描述。但是由於意識形態在美國主導下，中國和古巴始終被視為是政治的異類。
如杜甫生在當下，他那兩句警世之作，如果用現代的政治觀點來分析，那麼他又是否會被看成是共產主義的同路人呢？當然人民有自由選擇生活在怡然自得的平淡中，或是在大國的控制下繼續甘為受人欺壓的賤民！至於政治人物的功過是非，歷史自然會有公平的評價。
想到這裡，我不禁宛然地笑了出來！
（2020年4月21日完稿於溫哥華）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