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是勇敢的季節。一九九○年三月十六日，春寒料峭，幾個台大學生卻是怒火中燒，他們在中正紀念堂門口的牌坊下席地而坐，拉著布條，上頭寫著：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
那幾個台大學生裡頭，有一位個子嬌小，皮膚白皙，左臉頰中央有顆痣的女生，幾天以後將要站上裡頭廣場邊的台階上，頭綁黃布條，對著底下數千名靜坐的學生慷慨演說，指揮若定。
她是范雲，野百合學運最著名的一張臉孔。沒有人想到一開始幾個人的靜坐抗議，幾天之後釀成了幾千人的大學運，震驚全國。范雲那時是台大學生會第二屆會長，這使得她理所當然成了台大代表，得以參與校際會議，然而她本身台風穩健、思路清晰、表情堅定，頗有大將之風，也是躍上檯面的重要因素。當時媒體都將她與一年前北京天安門學運的柴玲做比擬。台大學生會第一屆會長是羅文嘉。
野百合學運的引爆點是當時的國民大會竟然通過了自肥條款，將增額代表的任期延長為九年，這使得原本早已顧人怨的萬年國會，更被唾棄。於是野百合學運最重要的訴求之一就是解散國民大會。
很多人對於野百合學運的印象來自電影＜女朋友‧男朋友＞，但裡頭錯誤還不少，比如把「解散國民大會」訴求，寫成了「解散國會」。電影裡頭描寫學運領袖錯綜複雜、愛恨交織的戀情，恐怕是導演自己的想像，那時幾對著名的學運情侶，都是純真的愛人同志，大家都認識。電影裡頭竟然演了男學生在靜坐場合與男警察磨蹭的畫面，這在一九九○年的台灣是難以想像的，那時同性戀者只能隱身在新公園的暗夜裡，連男同志、女同志這樣的詞都還沒使用。還有，當時的學運份子絕對不會無聊到騎機車朝人家新娘禮車扔石頭。
一九九○年，網路、手機還沒發明，連電腦都沒幾個人有，那時人跟人還會面對面交談，還會提筆寫信。第四台出現還要幾年，電視只有華視中視台視，報紙除了聯合中時，還有一個偏黨外的自立晚報。那時最紅的流行樂團是黑名單工作室，裡頭有一名成員叫陳明章，他們的＜抓狂歌＞寫出了台灣社會亟欲掙脫政治桎梏的活力。
雖然連繫與報導的管道不多，野百合學運還是能在幾天內號召了六千名學生，因為時代變革的號角已經響起，空氣中油氣滿布，一點火花，就能引爆憤怒炸彈。兩個重要國際因素：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柏林圍牆倒塌，冷戰結束，激勵人心；一九八九年六月，北京發生天安門學運，台灣電視連播了好一陣子，更成了最好示範。
台灣在一九八七年解嚴，一直到一九九○年野百合學運之間，學生參與社會運動頻繁，但人數都很少，幾乎就是幾十張熟面孔。那時社會運動的火車頭是農民、環團、政黨，學生通常只是靜坐或遊行隊伍裡的一員。那時的社運，手段非常激烈，警察鎮暴也不手軟，最激烈的就是五二○農民運動，群眾佔據了忠孝東路，遭到警方強力驅散，磚塊與棍棒齊飛，許多人被打得頭破血流。那時的鎮暴警察，拿盾牌舉長棍，腳穿硬底鞋，幾百人列隊跺地前進，兜兜兜發出整齊響亮的腳步聲，軍容壯盛，十分震懾人心。
我正好在一九八七年進台大就讀，那時的社會運動可說無役不與。很多同學也想參加，但因為家長擔心或反對而裹足不前。我母親不識字，不看新聞，根本不曉得我在台北幹嘛。
一九九○年三月野百合學運爆發時，我已經從羅斯福路校總區，搬到了林森南路與徐州路口的台大醫學院男二舍，離中正紀念堂很近，靜坐期間不必在廣場上跟大家餐風露宿，可以回宿舍睡覺。
那時很多同學第一次參加學運，或者只是來看熱鬧，一坐下來不好意思離開，結果家長晚上找不到人，又沒有手機可以連絡，不少父母來到廣場上找人。參加學運其實沒什麼危險，那時的家長都成長於戒嚴時期，從小被告誡不要碰政治，才會有所顧忌。
野百合學運最大的意義之一，就是破除了許多人的心理障礙，拋棄恐懼與過慮，像拋棄不合時宜的政治體制。野白合學運的隔年，發生了廢除刑法一百條運動，學生一下子再度集結，推動了社會改革。
野百合學運期間，有一晚我溜到淡海，跟幾個同學夜遊。我們騎著機車在寬廣如機場跑道的大度路狂飆，後座女同學長髮隨風飛揚，像一面旗幟。夜遊隔天早上，同學回宿舍補眠，但我回到中正紀念堂，繼續加入靜坐行列。
二十四年後，再度看到了震動全國的學運興起。年輕人有了手機，使用網路，愛聽五月天，但青澀的臉龐之上，那股不畏權威、充滿理想、燃燒怒火的表情，跟二十四年前是完全一樣的。也看到了范雲以教授身分對著席地而坐的學生演講，很動人的學運世代傳承。
年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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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政男：1968年生，台中市人。 台大醫學系畢業，老年精神科醫師。長期以通識自我教育，科學與人文兩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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