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與文學 ── 我們今天寫什麼？
我首先感謝日本筆會會長阿刀田高先生對我的信任，邀請我在東京舉行的世界各國作家雲集的這一盛會上，以「環境與文學──今天我們寫什麽」爲題作這番演講，提出一些問題和看法，供大家討論。
文學面臨的環境大抵無非是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的這兩重關係，如今都困境重重。自然環境污染日趨嚴重，而地球大氣暖化也已經成了全人類普遍的焦慮，自然生態環境的惡化雖然早已成了政治和媒體日常的公衆話題，卻絲毫不見什麽有效的政策和實施，哪怕稍許延緩人類賴以生存這唯一的環境的惡化，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卻相反正在加速進行。
另一方面，人類生存的社會環境也同樣免除不了政治的干擾和市場經濟的侵淫，政治和廣告通過鋪天蓋地的媒體侵入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現今這偌大的地球恐怕再也找不到一片不受污染的淨土，這便是現今文學面臨的環境，可以說是十足的困境。
面對這樣的困境，作家能做些什麽？或者說文學能否改變人類面臨的這種困境？這就是我要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現今的作家面對這無邊無際的困境，應該說，確實無奈，而文學也無非是作家個人的聲音，這如此脆弱的個人如果不訴諸神話和科幻又能做些什麽？文學改造不了這個世界，只能採取文學的方式，去描述人類生存的這種困境，成爲人的生存條件的見證。而如何描述現時代人的真實處境，換言之，首先是如何認識這種處境，這才是作家的工作。
作家在現今社會並不具有獨特的社會地位，既無權力又無特權，如果不投入政黨政治的話，孑然一身，倘若沒有別的職業或自家經濟來源的支撐，僅僅以寫作謀生，又能否抵制市場的壓力，保持精神上的獨立不移，把他的觀察與思考寫到書中去？對現時代的作家來說，這才是既真實又嚴峻的現實處境。
這裡說的文學，是這種面對人的真實處境的文學，而非書市的排行榜上的暢銷書，這種文學所面臨的困境，也正是當今文學的處境。現時代的作家如果不肯捲入政黨政治，爲選戰捧場或充當政治權力的鼓吹手，又不追隨市場炮製的時尚，不得不面對這無需爭辯的現實。現時代人類的生存困境同作家和文學的困境就這樣緊密聯繫在一起。
在現今的社會條件下，且不說作家如何去改變困境，在這種困境中如何堅持這種超越功利的寫作，抵抗各種各樣的壓力和誘惑，維護精神的獨立，都是非常艱難的，這就是我們進而要討論的。
作家並非聖人，而聖人安在？作家也非超人，既非造物主又非救世主，也不必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代言人、時代的喉舌或社會正義的化身，再說這樣的角色不如留給政客，而且也已經太多了，像走馬燈一樣，媒體上天天在表演，卻並沒有拯救這個世界。
文學改造不了世界，把文學作爲工具或武器，乃是出於政治的需要。文學介入政治，絲毫改變不了政治乃是權力的較量和現實利益的交易所達到暫時的平衡，這也是政治言詞背後掩蓋不了的真相。所謂政治正確則隨著這短暫的平衡的打破而時過境遷，再立新的標準。文學介入政治的結果只能是文學爲政治效勞。再說，這現實的政治無非是政黨的政治，何曾見到能由作家來掌控的政治？作家從政，不成爲政治的點綴便成爲政治鬥爭的犧牲品，這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西方和東方、歐洲和亞洲，都屢見不鮮，就不用細說了。
在極權政治的統治下，這種敢於面對人的生存困境的文學從來受到打壓、查禁和封殺。即使前共産黨集權的國家如今也對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開放，這樣的文學並沒有就此解脫政治的審查，而且還落入市場的機制，可說是更加艱難。在民主政治下，政治權力雖然不直接監控文學，但所謂政治正確卻通過意識形態牽制文學。作家倒是可聽可不聽，然而，自由卻從來不是免費賜予的，是選擇自由還是選擇市場，對作家仍然是嚴峻的考驗。一個作家要是既非左派，又非右派，獨立不移的表述，也得耐得住寂寞。
文學要超越政治，又不屈從市場而獨立，在當今社會可說是相當艱難。文學也不可避免從社會生活中日益邊緣化。文學不僅從新聞媒體中退出，且已不再受到大衆的關注。然而，我們要討論的正是這種不爲政治服務，又不屈從市場消費，面對人的生存困境獨立自主的文學。
這種文學超越政治的功利，卻並不迴避政治，不介入政治權力的爭鬥而抽身靜觀，不做簡單的是非和倫理的判斷。再說，現今這時代是非善惡的判斷早已由種種政治正確所取代。各個黨派都設立一番以維護自身的現實利益爲標準的政治正確，並且隨時調整，各說各有理，而且總也有理。作家當然不必跟隨這種政治風向，而這種政黨政治的晴雨表隨權力鬥爭演變，今是而昨非，這種短淺的價值觀往往等不到一部長篇大作寫完便已時過境遷。作家並非記者，新聞有新聞的價值，又當別論，而這種不進入媒體的文學自然得由作家去做出自己的價值判斷。
對作家而言，真實與否才是文學固有的價值判斷。作品是否揭示了人生的真相，即使人物是虛構的，而人物的境遇與感受是否令讀者信服，真實與否的這種價值判斷因而又並非是作家任意確立的，而是不言而喻，建立在人性上人人相通的共識，自然也超越現實功利，同樣也超越時代，由人類長期形成而且可以世代相傳的良知所確認。
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注入的這種真情實感首先來自作家對人世的認識，是否洞察人生百態和人世的艱難。這裡首先還不取決於才能，關鍵在於作家是否真誠面對他的創作，恰恰要排除現實功利的考慮，切實寫出作家真實的感受和認知，因而真誠與真實便成了文學所要求的獨特的倫理與價值觀。
作家倘若確認文學的這種倫理與價值觀，也就百無禁忌，贏得精神上的獨立和充分的自由，既超越政治，也超越爲政治提供理由充足律的意識形態。
剛過去的二十世紀是一個意識形態氾濫的時代，意識形態取代了以往的宗教，製造了一個又一個革命的現代神話，從共産主義到民族主義，形形色色的大大小小的革命，也包括革命文學和文學的革命，以各種各樣的模式來打造文學，把文學變成意識形態的解說，以革命的宣傳來代替道德的說教。隨著這些革命一個個的蛻變，這種烏托邦和新人、新社會的神話如今已紛紛破滅，這種宣揚群衆暴力，鼓吹革命戰爭，歌頌革命領袖，爲革命黨高唱贊歌的作品如今都成了廢紙，也無人再翻閱。然而，以批判資本主義爲前提的這種意識形態從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到毛主義，陰影卻並未消散，仍然時不時左右人們的思想，影響人對世界做出清醒的認識。
文學要認知這真實的世界，不僅要超越政治功利，還需要從意識形態的思想模式中解脫出來。以一個預設的烏托邦來裁決現存的社會，由此進行的社會批判並沒有隨同共産主義革命而終結，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卻通行無阻，前共産國家如今較之西方老資本主義國家對金錢的追逐還更爲狂熱。世界未必日益走向進步，這種社會進化論與唯物主義的歷史觀提供的是否就是真理，也大可懷疑。
人類究竟向何處去？這樣的問題意識形態解答不了，而哲學的思辨恐怕也同樣無能爲力。文學並不企圖給世界做出一個完備的解說，這也正是作家同哲學家的區別。當哲學家努力建構一個盡可能周全的對世界的解說，作家卻只描述永遠也不完備的世界。哲學家精心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作家卻面對活生生的人世，努力給予一個審美的呈現。
如果說真實是文學作品最基本的價值判斷，而審美便是作家賦予作品的主觀的情感的判斷，以取代政治是非或倫理的善惡判斷。作家不裁決人生，也不企圖改造世界，且不說無能爲力，改造不了。然而，作家對他筆下的人物給予某種審美的判斷，悲劇或喜劇，或亦悲亦喜，或滑稽，或怪誕，或荒謬。作家對他的人物的感情盡在其中，這種判斷如此有力，而且永遠伴隨人物，世世代代如此，只要這作品日後還值得再讀的話，並不隨政治是非和社會習俗的變遷而有所改變。
文學超越政治，也超越意識形態，自有文學固有的價值和獨特的審美判斷。這也是文學自主而獨立存在的理由，而且從來如此。文學介入政治並依附政治，乃至於從屬政治，不過是二十世紀流行的一種時代病，從革命文學鬧到文學革命，再弄成黨派的文學，也是二十世紀那種特定的意識形態的産物。從歐洲的列寧主義所謂文學的黨性原則，演變成亞洲的毛澤東的文藝爲工農兵服務，把文學弄成無産階級專政機器上的螺絲釘，而作家則弄成黨的宣傳員。
這種意識形態的根據也來自馬克思主義，一旦把人的本質歸結爲社會關係的總和，而階級關係便決定人的社會地位。人在現代社會也即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異化，也就成了政治生物。而政治又是社會關係的集中表現。革命被認爲是推動歷史的火車頭，文學介入政治，呼喚革命也就理所當然。批判資本主義則是建構這種意識形態的前提，文學納入意識形態，也就成了批判的武器。
經過幾代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精心建構的這種意識形態，隨同共産主義革命的終結，如今只剩下一個空洞的邏輯構架，並不提供對現實社會和人的認知。其後繼者的不斷革命，也即所謂顛覆，不僅絲毫動搖不了現今的社會結構，相反得化解到文化消費的市場中去。顛覆只是一種修辭的策略，用語義的解析來消解意義。這種智能的遊戲有時乾脆變成作秀，在當代藝術和後現代主義的言說中也一再重複，到令人生厭的地步。
文學不預設前提，既不企圖建構烏托邦，也不以社會批判爲使命。文學當然關注社會，乃至於種種社會問題，然而，文學並非社會學，關注的是社會中的人，回到人，回到人性，回到人性的複雜，回到人的真實處境，才是文學的宗旨。
帶有革命和顛覆標記的二十世紀的現代性和後現代性是否也該結束了？這種時代性的標記如果納入賴以建立的唯物主義歷史觀，自然不可能永存，較之人性也只是膚淺的標籤。相對不變的倒還是人性，既不可能改造，也異化不了。這也正是文學不變的主題，人性的複雜與幽深同樣也難以窮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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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從他的精神視野來說，乃是天生的世界公民，不受政治權力乃至國家的約束，天馬行空，來去自由，這也是文學本身具有的品格。」 「文學改造不了這個世界，只能採取文學的方式去描述人類生存的困境，成為人的生存條件的見證。」 ──高行健 |
《自由與文學》結集自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的演講
包括在世界各地的精彩演講紀錄
全面呈現高行健文學藝術上的思想成就
「作家從他的精神視野來說，乃是天生的世界公民，不受政治權力乃至國家的約束，天馬行空，來去自由，這也是文學本身具有的品格。」
「文學改造不了這個世界，只能採取文學的方式去描述人類生存的困境，成為人的生存條件的見證。」
──高行健
高行健對於寫作自由高度重視，認為「寫作的自由既不是恩賜的，也買不來，而首先來自作家自己內心的需要。」更提出「文學改造不了這個世界，只能採取文學的方式去描述人類生存的困境，成為人的生存條件的見證。」成為本書最好的註解。
他的一生，孜孜不倦在小說、戲劇、繪畫乃至電影等文學藝術領域不斷創新，而且不屈不撓地追尋文學的真理。他最後找到的文學真理就是真實、真誠、獨立不移和對於「自由」的覺悟。
──劉再復
作者簡介
高行健
國際著名的全方位藝術家，集小說家、劇作家、戲劇與電影導演、畫家與思想家於一身，1940年生於中國江西贛州，1997年取得法國籍，定居巴黎。200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華人作家。他的小說與戲劇關注人類的生存困境，瑞典學院在諾貝爾獎授獎頌辭中以「普世的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加以表彰。
他的長篇小說《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法譯本曾轟動法國文壇，法新社評為二十世紀末中國文學的里程碑，現已譯成四十種文字，全世界廣為發行。他的劇作包括《車站》、《野人》、《彼岸》、《逃亡》、《生死界》、《夜遊神》、《山海經傳》、《八月雪》、《叩問死亡》和《高行健戲劇集》等十八種，已在歐、亞、北美洲、南美洲和澳大利亞等地頻頻上演，也是進入當代世界劇壇的第一位華人劇作家。他的文學藝術思想論著《沒有主義》、《另一種美學》和《論創作》，都見解犀利，獨立不移。他的繪畫作品也獨具一格，將沉思、想像和詩意溶匯在水墨之中，呈現出超然幽深的內心世界，在歐亞和北美的許多美術館、藝術博覽會和畫廊舉辦了八十多次展覽，出版了三十三本畫冊。
不僅諾貝爾文學獎，他還榮獲法國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法國榮譽騎士勳章、法國文藝復興金質獎章、義大利費羅尼亞文學獎、義大利米蘭藝術節特別致敬獎、美國終身成就學院金盤獎、美國紐約公共圖書館雄獅獎、盧森堡歐洲貢獻金獎；香港中文大學、法國普羅旺斯大學、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臺灣的臺灣大學、中央大學和中山大學等皆授予他榮譽博士。此外，2003年法國馬賽市為他舉辦了大型藝術創作活動「高行健年」，2008年法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館和香港中文大學為他舉辦了「高行健藝術節」，2011年德國埃爾朗根大學舉辦《高行健：自由、命運與預測》大型國際研討會。
延伸閱讀
高行健作品：
《靈山》（小說）
《一個人的聖經》（小說）
《八月雪》
《周末四重奏》
《叩問死亡》
《論創作》
《論戲劇》
《另一種美學》
《沒有主義》
《論戲劇》（高行健、方梓勳合著）
其他相關論述：
《高行健論》劉再復著
《雪地禪思：高行健執導〈八月雪〉現場筆記》周美惠著
《逍遙如鳥──高行健作品研究》楊煉主編
目次
輯一
環境與文學──我們今天寫什麼？
──國際筆會東京大會文學論壇開幕式演講
意識形態與文學
──韓國首爾國際文學論壇演講
自由與文學
──德國紐倫堡─埃爾朗根大學國際人文研究中心舉辦「高行健：自由、命運與預測」國際學術研討會演講
認同─文學的病痛
──臺灣《新地》雜誌舉辦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在臺灣大學演講
走出二十世紀的陰影
──臺灣《新地》雜誌舉辦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在台中的演講提綱
意識形態時代的終結
──韓國首爾檀國大學演講提綱
非功利的文學藝術
──韓國首爾漢陽大學演講提綱
呼喚文藝復興
──新加坡作家節演講
輯二
洪荒之後
關於《美的葬禮》──兼論電影詩
《山海經傳》──臺灣國家戲劇院演出感言
輯三
創作美學──香港中文大學演講
杜特萊與高行健對談／蘇珊譯
輯四
林兆華的導演藝術
馬森的《夜遊》
後記
附錄：高行健年表／劉再復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