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朱蒲青／台北報導
中研院台灣史副研究員，也曾是林義雄文膽的吳叡人，26日砲轟傲慢是馬江政權崩解前兆。他在今年228事件暨林家祖孫受難2014年追思紀念活動中，以「行過另一個死蔭的幽谷─一個台灣讀冊人的懺悔」為題發表演講。演說中，他說，台灣數百年累積悲劇命運的全部重量，都落到林義雄一個人的身上。他也說，李登輝是一個快樂的哲學家皇帝，但林義雄像希臘神話英雄薛西弗斯，一個存在主義哲學常引用的希臘神話英雄，神懲罰他一生都要推一顆巨石，從山腳下推到山頂上，推到快到山頂時就會掉下來，然後要從頭再推起，永不停止。林義雄就是這種人。依他來看，林是台灣歷史悲劇中，一位存在主義式的英雄。
吳叡人這篇「行過另一個死蔭的幽谷─一個台灣讀冊人的懺悔」演講，內容精采，本報特摘要如下：
我願意很驕傲地說，我是「林義雄學校」第一期的學生，雖然不是很努力，所以沒有畢業，但是應該有稍微學到一點林先生的精神。
那是1994年的春天，我在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的博士栽培計畫做研究，不過那時候我對學問這條路充滿著懷疑。就是在這個時候，我的芝大前輩吳乃德介紹他認識當時剛從海外讀書回國的林先生。那時候我就做司機，開我那台小台的紅色喜美，有時候也開吳乃德那台舊的、二手的賓士 (引擎還燒掉過)，陪著林先生到台灣各地，拜訪以前黨外運動的同志。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去基隆拜訪前省議員周滄淵先生。
林義雄讓政治變得高尚
另外一方面，那時我也參與核四公投的運動，陪林先生在立法院前面靜坐絕食，也稍微幫他做一些文宣和其他的雜事。95年，林先生要參加民進黨黨內總統初選，我也去幫忙，我跟作家林雙不先生跟著林先生，坐著陳定南先生以前選省長使用的那輛九人座，在台灣全島四處跑。就這樣，我在學問道路上迷路的時候，因為林義雄先生的關係而走進了政治。
從高三到博士班，我可以說是一路受到林家的牽引，一步一步走向政治。像我這麼討厭選舉的人，竟然會進去參與選舉活動，這又是為什麼呢？因為那時候，我覺得幫林義雄選舉，不像在為一個個人選舉，而好像是在做一件更大的事情，一件非常有志氣的事情，好像是在創造歷史一樣。
林義雄這個人反對所有世俗的候選人那一套，他堅持一種非常精神主義的政治路線。有時候我會開他玩笑，說這是一種「反政治的政治」路線。那時候我們用的口號就是「決定政府的成敗是政府的精神，不是公共政策」，我們引用的是法國的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那時候我整個腦袋裡在想的是甘地、捷克的哈維爾總統，還有「林義雄路線，或者林義雄主義，到底是什麼？」這樣的問題。你說，還有比這更浪漫的政治嗎？那時候我們大家都認為政治是一項非常高貴、高尚的志業，值得你投入一生為它去奮鬥。我認為那一次的總統初選，是我們台灣政治史上理想主義的高峰，在那之後就沒有了。這就是我進入林義雄學校，「入學」的一個過程，我在那裡學到很多事情，直到現在，我還是覺得非常的驕傲。
我在他身上看到「歷史」
然而林義雄身上這種比政治更大、更加開闊，甚至是超越政治的氣質，把我拉進了政治，卻同時也把我推離了政治。為什麼要這麼說呢？因為林義雄就是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歷史哲學》裡，所說的那種「世界史的人物」，他本身就體現了歷史。只要是稍微敏銳一點的人，當你在看到林義雄的時候，你在他身上絕對不會只看到政治或者道德而已。
林義雄就在這裡，大家請看一下他，想想我講的話。那時我陪林先生到彰化員林的時候，當地民進黨黨部不知道林先生到底在幹甚麼，只知道這個人很有名，所以貼一張紅紙說「歡迎林『立委』義雄」。（不知道林先生還記得這件事嗎?）換句話說，我們地方上的民眾所知道最了不起的人是立委，這就是當時台灣地方政治的程度。但是只要是比較敏感的人，跟在林先生身邊，跟著他夠久，跟著他一段時間，你就會知道這個人不只是政治，不只是人格者，還有一個更大、更加開闊、更超越的東西，一種很難解釋的東西。我在他身上看到的這個東西，就是「歷史」，大寫的History。
有時，我會在他的面容上發現一點憂傷。有時，我會在他的眼神當中，看到一抹陰影─歹勢，說不定是我太過敏感，但是有時候我真的這樣覺得。甚至有時候站在林先生身邊，我也會在他的肢體動作中，看到一種緊張。你說我到底看到了甚麼？各位，我看到的是一個受苦的人，我看到的是歷史和命運。我跟大家報告，這是我一輩子唯一一次看到一個活生生、一個活的個人─一個人，他背負著整個台灣歷史的重量。不是李登輝，是林義雄。我說的歷史的重量，指的是一種悲劇性的重量，數百年累積的悲劇命運的全部的重量，竟然落到一個人的身上。
充滿台灣歷史重量的政治路線
李登輝是一個快樂的哲學家皇帝，他有權力，他很現實。但是林義雄是薛西弗斯：一個存在主義哲學常常引用的希臘神話裡著名英雄，神懲罰他一生都要推一顆巨石，從山腳下推到山頂上，推到快到山頂時就會掉下來，然後要從頭再推起，永不停止。林義雄就是這種人。所以依我來看，他是台灣歷史悲劇中，一位存在主義式的英雄。
跟林義雄一起來創造歷史，實在是很有魅力。有這個機會跟林義雄這種人來一起創造歷史的這種魅力，把我拉進政治之中。但是當我在思考什麼是「林義雄路線」的時候，我感受到的卻不是任何世俗的榮耀感，secular glory。跟林先生一起時，甚至我跟林義雄根本就是在講選舉、講政治的時候，我也從沒感覺到我們在追求glory，我完全沒感覺到在追求那個。各位，當時我很認真思考什麼是「林義雄路線」，因為那時候我把自己定位成一個「文膽」，我想看看有沒有辦法用我政治學跟哲學的專業，為林先生發展出一條政治路線。
但是我在嘗試發展這個路線的過程中，從未感受到世俗的榮耀感，我覺得我們根本不是在追求世俗的glory。相反地，我感受到的是一種鋪天蓋地而來的台灣歷史的重量，台灣命運的重量。這個過程、這個感覺，把我帶向某種超越政治，更加有精神性的東西。也就是說，待在林先生的身邊，明明就是在做政治，但是我竟然會開始思考歷史跟哲學的問題。林先生那種獨特的氣質，誘發了我身上這種「精神的辯證」。
「政府的精神」應先創造
另一方面，在選舉的過程中，我跟林先生到全台灣各地的基層跑，和很多的草根群眾對話，還有那時和競選對手許信良先生、彭明敏教授，還有姚嘉文主席交鋒的經驗，也開始讓我感覺到說，我們所主張的那種托克維爾說的「政府的精神」，事實上是我們這塊土地所欠缺的，因此必須要先被創造出來的東西。我開始感覺說，那才是我想要去追求的東西、我想要走的道路。
這條道路就是我要跟大家講的，另一個死蔭的幽谷。因為當你對台灣的歷史知道越多、認識越深，你就會越悲傷、越悲觀。就像義大利但丁神曲所說的，「進入這個門之後，你要放棄一切的希望」。做為一個台灣人，面對台灣的歷史，你要放棄一切的希望。客觀上，我們台灣處在幾個帝國的夾縫中間，我們的命運欠缺自主性。我把這個欠缺自主性的命運叫做「賤民的困境」。在主觀上，我們台灣人的民族性，現實、世俗、重利，我們很容易受到統治者的收買和收編。歷史上，除了國際的強權帝國之外，最會出賣台灣人和台灣的，都是台灣人。
過去兩三年來，我們台灣史研究所有機會拿到一份新的二二八史料，是保密局那時候在全台灣各地方監視台灣精英的完整報告，總共有好幾千頁，我們一頁一頁的讀，兩三年後我們獲得一個心得；組織、領導這個間諜網的是林頂立，他是台灣人，他所使用的抓耙子，差不多有八九成都是台灣人，換句話說，在二二八事件當中，台灣人出賣了台灣人。
悲傷不餒志 有一天咱會贏
在台灣這個地方，黑暗的力量往往比光明的力量還要大，這是林義雄先生一直在追求的「政府精神」所很難生根的一個沙漠。跟林先生比起來，我想甘地非常的幸福，因為他的印度是一個宗教性、精神性非常強的社會。台灣政治的荒原背後都有一個精神的荒原。台灣歷史的悲劇，某一個意義就是台灣政治跟精神的雙重悲劇。所以要研究台灣的歷史，要面對台灣的歷史，等於你每一天都要跟絕望鬥爭，我相信我這樣說沒有錯吧。
在二二八這一天，在紀念林園，我的懺悔是，我離開了我曾經承諾的台灣政治改革的道路，但是我的救贖是，我選擇走上開拓我們台灣的學問和思想的道路。和整個台灣的悲劇已經重疊在一起的林家悲劇，和整個台灣的歷史重疊在一起的林義雄個人歷史，先給了我政治的啟蒙，然後又在一個更深的層次，再給了我一次精神的啟蒙。然而其實這是同一條路的兩種不同款的走法。林先生在追求的那種「比較少人在走的路」的那種政治，需要精神的基礎跟深度，而這也需要有人去開拓、去開墾。這也是一條很少人去走的路，所以我選擇這條路，讓我背負、讓我走。我雖然很平凡，但我願意獻身在這條路上。
所以我離開，但是我並沒有離開。我跟你走的是同一條路，我們走同一條死蔭的幽谷，同一條坎坷的台灣路，我們悲傷但不餒志。因為我們知道出世在台灣，你想要做一個人，你想要做一個有尊嚴跟有自由的人的話，除了在這條艱苦的路上向前走以外，沒有其他的方法。美國有一位著名的女詩人，叫作Edna St. Vincent Millay，她有一首詩說：「所有的傷痕都會好，只有一種傷痕不會好，就是放棄希望、放棄夢想所留下的傷痕。」你只要放棄希望跟夢想，這個傷痕十輩子都不會好。所以，我們台灣人不會放棄希望、不會放棄夢想─就是要做獨立自主的人，要建立獨立自主國家的希望跟夢想。因為我們台灣人不願再受傷，不願再悲傷，而且，而且我們不會輸，而且我們會贏，像林義雄先生在四十年前向宜蘭鄉親說的那句話一樣：「不用怕，咱在這裡住得比他們久，有一天咱會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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