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都感受到，文革又一次在中國大陸複活。細心的人們發現，從企業家去延安體驗生活，到現在的小學生、幼兒園小朋友參加政治活動，所穿著的是紅軍時期的灰藍色軍裝，而文革時期從毛澤東到紅衛兵，都戴紅袖章穿解放軍的草綠色軍裝。
有資料顯示，中共紅軍的軍服模仿蘇聯紅軍1924式，本來也應該染成黃綠色，由於條件所限，染成了灰藍色。
習近平參與過文革，甚至參與過武鬥，所以對文革時斯的時尚軍裝應該情有獨鐘，加之他文革之後進入到中央軍委辦公廳工作，復興文革之風，應該會選擇當年的軍裝，這樣可以緬懷自已的青春時光。那他為什麽沒有學習毛澤東穿解放軍軍裝呢？文革的遭遇與他在中央軍委時的際遇，不如他在延安時受到的對待更願意追懷與感恩，習選擇紅軍軍裝作為革命傳統教育的「正裝」，甚至在倡導與追求一種新的革命時尚審美，背後的原因與習父關系更密切。
紅軍：國家之禍，習家之恩
「紅軍」一詞來自蘇聯，1928年5月，中共將工農革命軍改名為「紅軍」，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分支，蘇維埃是蘇聯的一部分，紅軍當然也得與蘇聯紅軍同名，這也是中共曾喊出「武鬥保衛蘇聯」的背景原因。1932年3月，習仲勛等在陜北發動了「兩當兵變」，任中國工農紅軍陜甘遊擊隊第五支隊隊委書記，這是習家最值得稱道的資歷，也是習作為紅二代傲視群雄的政治資本，谷歌檢索「習近平 紅軍」關鍵詞，有4,500,000 條，關於弘揚紅軍精神與紀念長征的活動也非常之多。由於習仲勛13歲時就加入到共青團，所以習近平主政後發展了一百所紅軍小學，「習仲勛紅軍小學」是全國唯一以習仲勛命名的紅軍小學。
1935年7月23日《大公報》報道：7月22日，閻錫山在綏靖公署省府紀念周報告上說：「陜北匪共甚為猖獗，全陜北23縣幾無一縣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8縣，半赤化者10餘縣，現在共黨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有擴大區域威勢。」「全陜北赤化人民七十餘萬，編為赤衛隊者20餘萬，赤軍者二萬。」正是這則報道，引導了毛主席的紅軍向陜北逃亡。
盡管習家在文革時遭受到衝擊，但畢竟沒有像劉少奇等人那樣家破人亡，而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卻救了習仲勛，這也是習近平內心深處感激紅軍的重要原因：1935年，陜北紅軍肅反，習仲勛受到刑訊折磨。習仲勛說：「毛主席不到陜北，根據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沒有劉誌丹和我們了；要不是毛主席說『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們已給劉誌丹和我們挖好了活埋坑」（《習仲勛革命生涯》P31 ）
紅軍帶來的災難
著名學者餘英時先生曾為一位名叫余誼密的同族鄉賢的詩集寫過序言，這位偉大的鄉賢，殞命於紅軍槍口之下。
余誼密（1873—1935）先生出身於潛山鄉野，因為清末科考成功而入太學，1907年，被任命為山東省單縣知縣，由於大清遜位帶有光榮革命性質，政治革命並沒有觸發社會革命，所以北洋時期任潛山縣臨時參議會議長，最高位置做到國民政府時期的安徽省政務廳長、代理安徽省長。
從鄉野少年直入朝廷太學，從大清朝官變成北洋議員，進而成為民國政府的省官，傳統中國社會重視「舉逸民」，讓社會菁英不受改朝換代的衝擊，繼續服務於國家社會，三千年來，只有秦制與中共政權，對社會菁英進行殘酷迫害與誅殺。
通過余誼密從政經歷可以看到，為什麽北洋時期到民國時期曾有過社會經濟長足發展與較高的社會自由度，是因為「舉逸民」，重視前朝菁英人才，余誼密身上既有傳統的儒生道德自律，又有樸素的勤政利民情懷，加之新制度帶來的機遇，所以他主政蕪湖時期，能夠維護租界區國民權益，而在災害之年又能盡力賑濟災民，而他之所以退職居鄉，是因為到上海參加全國賑濟會議遭遇車禍，回到鄉村，致力於訓練民團對抗紅軍。
1935年2月底，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八軍政委高敬亭帶領三百命名紅軍突襲抓捕了余誼密及其次子，據鄉友回憶說，當時紅軍索要十萬大洋，余家無法籌措，紅軍就將余誼密與被綁架的多名人質處決。中共的紅色讀物《我們在大別山上》記述了高敬亭槍殺余誼密時的聲明：不是因為私仇，而是階級仇恨，他是代表無產階級來懲處資產階級官僚。
一句概念化的政治罪名，就可以對一位致力於家國政治和平與發展的地方士紳進行誅殺，根本不需要經過任何審判程序。而紅軍對地主的誅殺、沒收財富，也是基於所謂的「階級正義」。
紅軍犯下的階級滅絕罪行，對民間財富的非法掠奪，習近平一無所知？近期流傳的影片中，一些頭戴五星帽，身穿紅軍衣的孩子們，押著扮演地主富農的角色，標語上寫著打土豪分田地，喊的口號是「燒地契和欠條」，讓孩子們當紅軍，已不是回到能文革，而是要回到腥風血雨的「大革命」時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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