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內捲」以後，「躺平」這個詞在中國迅速走紅。在我看來，這兩個詞可以說是因果關係，「內捲」是不斷向內進行沒有創造力、沒有意義的精細；「躺平」用最最簡單的詞語形容：算了，不做了！
有網友用這樣一個例子把這兩詞聯繫起來：老闆要求每個員工工作6小時，並有一份特殊獎勵給最優員工，有員工為了得獎勵就工作7小時，大家都覺得這招很好，紛紛效仿。久而久之，明明要求工作6小時，但大家都多做一小時，業績最好的還是原來那幾個人，可是大家的工作時間都變長了。突然有一天，有人發現自己每天多工作一小時還是無獎勵，終於清醒過來，決定按時下班。他的舉動帶動大家也清醒，又恢復正常下班，這時候老闆卻質問大家：「為什麼要偷懶！」
對於普通人來說，「內捲」是過度競爭導致不良的付出，在資源有限、資本家掌握絕對話語權的情況下，每個人只能通過貶低自己的勞動力獲得酬勞。這正是資本家最願意看見的，花最少的錢，創造更多的價值，就算中國青年不內捲，也通過洗腦、話術輸出引誘人內捲。而「躺平」則是不配合，拒絕競爭，拒絕以貶低自己勞動力的方式獲得資源，寧願降低自己的物慾，換取對自己生活的掌控。這種想法其實非常清醒，屬於「非暴力，不合作」，用行動爭取自己的話語權。
以中國的房價為例。對於中國的70後來說，這代人上完中專、大學以後基本都會就近分配工作，通常是在戶籍地或者父輩工作過的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會分配住房，在家鄉工作也不會有戶口問題帶來的不方便，所以當時很少有購買商品房的說法，沒有房子就選擇租房。到2008年前後，中國商品房開始興起，當時的狀況是工作多年有能力買房的人已經分到房子住，沒房子的人剛出社會沒有積蓄買房。年輕人可謂是當時購房主力軍，為了刺激年輕人買房，社會鋪天蓋地都是「結婚必須有房有車」、「房子是剛需」的說法，「買房焦慮」就此開始籠罩中國年輕人，直到現在。
中國社會充斥「結婚必須有房有車」、「房子是剛需」的說法，「買房焦慮」籠罩年輕人。 (示意圖/Zhang Kenny)
2008年正是80後剛出社會的時候，工作資歷不深、存款不多，這代人受計劃生育的影響，大部分都是獨生子女，父母願意也有能力在結婚前幫助子女買房，一時間中國房價迅速飆升，房地產生意穩賺不賠，政府和資本家嘗到甜頭後，變本加厲試探中國人的財富底線。之後幾年間，房價一路飆升，光是父母的幫助也無法抗住高昂的房價，久而久之，又有了「六個錢包」說法，「六個錢包」就是父母、及兩邊祖父母的六個錢包，當時的房價高到一個地步，光是首付就足以掏空一家三代人大部分的積蓄，後續的貸款又讓年輕人早早背負巨債，幾代人辛苦一輩子的血汗錢只換來一套產權70年的住房。
在高房價高壓力的情況下，中國的無產階級可謂是真的無產狀態，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一無所有，要想抵抗高物價，就只能用勞動力換取更多的財富，「內捲」是必然的。首先是學歷的內捲，重點大學的學歷大於普通私立大學，私立大學大於專科，碩士學歷大於本科，學歷越稀有招聘市場上越多選擇權。但是當碩士、博士、留學生達到一定的比例，每個人都擁有好看的學歷以後，再要競爭，要麼保持薪水不變拉長自己的勞動時間，要麼勞動時間不變降低自己的薪水，總而言之，就開始貶低勞動價值。企業一再用「年輕人必須奮鬥」鼓勵年輕人，中國社會中也充滿「精緻主義」、「物質主義」的價值觀，年輕人想停都停不下來，內捲成為不可逃避的常態。
在疫情之前，年輕人的生活負擔已經達到臨界點，996已經是工作基本，但是沒有人敢說放棄，因為房價和生活的壓力逼著人咬牙堅持。疫情期間，中國失業率飆升，很多店鋪都面臨血虧和倒閉，畢業生連工作都找不到。相對人民收入的驟減，中國物價卻沒有降低，房價依然維持著超高的水平，依照2019年對世界各地「房價收入比」的排列，最高的是香港，中國排名第二，疫情後的數據只會更加慘淡。成都作為中國第二梯隊城市，主要發展旅遊業，經濟上並不發達，部分地區二手房價竟然高達近30萬台幣一坪，而成都市的平均年收入也是30萬台幣左右。
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年輕人選擇「躺平」就不奇怪了。拒絕高房價割韭菜，降低物慾，回到小城市，能夠維持基本生活就好。事實上，背負房貸高壓力的生活和悠閒的「躺平」生活，究竟哪一種更舒服純粹在於個人喜好。自由市場應該具備自我調整的能力，使其中買賣平衡，這樣的平衡已經被政府和資本奪走太久，中國人在被政府和資本夾擊割韭菜之後，必須要找回自己的話語權。很慶幸有一部分年輕人已經從國家和資本的謊言中醒悟過來，不管他們是因為「內捲」而被邊緣化被迫「躺平」，還是把「躺平」當做要挾資本的手段，這至少說明，除了「內捲」中國人還是有其他出路的，只是為了爭取有限的話語權，不可避免要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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