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2019年6月12日已經超過兩年，這個香港有史以來最多人參與的遊行——二百萬人零一人（接近香港1/3的人口）在炎熱的6月走上怒火街頭誓要爭取「送中條例」正式撤回。遊行人數統計多數都會取一個整數作為單位，為什麼當日遊行主辦方民間人權陣線會特意宣佈200萬+1人呢？因為這一人在當天已經不能參與遊行了，他就是在6月11日在金鐘因反送中示威而墜樓身亡的烈士——梁凌杰義士。
痛苦的連結
民族主義大師 Benedict Anderson 指出民族主義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人們透過想像去創造出一個本質有限而同時享有主權的政治共同體。受 Benedict 啟發而寫出《香港民族論》的七一立法會義士——前香港大學學生報「學苑」總編輯梁繼平再進一步指出：「所謂的共同體，就是能夠想像他人之痛苦，並且甘願彼此分擔的群體。」。我想6月12日的二百萬人內有為數不少的人都受梁凌杰義士的犧牲而感召再次回到港島，走上街頭。筆者亦是其中一員，11日那天一直在留意金鐘的直播，直至看到義士墜樓身亡的一刻，筆者頓時心頭一痛，那種因為手足犧牲悲痛不已的情緒正正是想像共同體內他人之痛苦，而走上街頭的二百萬香港人亦一同甘願成為彼此分擔的群體。
2019年的6月15日，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暫緩」修訂《逃犯條例》，但不會撤回法案。 同日下午，身穿黃色雨衣、在金鐘太古廣場掛上「反送中」標語的梁凌杰危站多個小時後，終墮樓身亡，終年 35 歲。(立場新聞提供)
其實不止於6月12日的二百萬零一人大遊行，其實之後更多不同行動都是香港人以共同體內的痛苦而連結成不同行動，包括7月21日在西鐵元朗站白衣人無差別襲擊、8月31日警察血洗太子站、周梓樂懷疑被警察從高處推下致墜樓身亡等等不同手足遭遇重大傷亡的事件之後都因這些傷痛而在共同體內營造出巨大的動員力。
至痛之後是麻痺
傷口破開的痛楚劇痛無比，但當傷口一再被掀開，餘下的只有麻痺。由6月12日到營救理大圍城，當中經歷過數之不盡的擦傷、流血與結痂，我們真的有這麼多能力去承受這樣一次又一次的痛楚嗎？我相信不能，那一種回憶是一種無名以狀的責任，是共同體內的一種維繫原素。但香港人不可能一直與痛苦同渡至永遠，我們是時候去追溯那一些作為香港人共同價值的其他文化，把香港民族的意識擴大至不同維度，不論是2019年6月12日還未有的黃色經濟圈、又或是 Youtube 的四台聯播與 VIU TV／香港新一代本土電影為首的本土娛樂圈，這些都是在文化範疇上香港民族可以藉此建構與壯大我們的文化身分的場域。
是時候去追溯那一些作為香港人共同價值的其他文化，把香港民族的意識擴大至不同維度。(示意圖/Pop & Zebra)
「文化戰」——街頭之後的戰場
作家野夫的一篇文章標題《要毀滅一個民族，從摧毀其文化開始》正正指出了中共的下步劍指香港何處。
「要毀滅一個民族，從摧毀其文化開始。要摧毀一種文化，先要消滅其歷史。要奴役一個民族，先要崩潰其意志，被摧毀了傳統與道德基礎的民族，就失去了靈魂與意志。處在這種狀態下的民族，無論其體魄如何強健，科技如何發達，卻是任何白癡都可以放心蹂躪與奴役的民族」
文化是我們要守衛的第一環，當文化失守其他構成民族基本元素的條件亦即將會土崩瓦解，由香港二流財閥陳啟宗指出香港人要用普通話取代日常粵語、香港教育局在初中歷史科的課程框架，要求學生從歷史角度理解「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事實等不同事例都可感覺得到敵人正亦步亦趨的嘗試對香港民族進行全力的清洗與打擊。
眼下正是香港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願我們都少一點互相爭鬥，多一點為本土文化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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