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3日12點前後我與同學進入廣場，直到6月4號早上從廣場東南角撤離，我們無法從廣場直接穿過長安街，自行車放在南長街口，只好遺棄，從前門經過一片居民區，到人民大會堂的西邊，發現有坦克在廢棄在旁觀，可能是撞上樹木或墻壁了，坦克上的炮管是彎曲的，一群士兵從長安街衝過來，想抓捕衝他們喊罵的幾個學生，這時幾位北京大爺大嬸上前阻止士兵進入胡同，避免了一場可能的流血事件。
一位北京大爺坐在門口收聽6點半的新聞，播音員字正腔圓的宣布，昨晚北京發生了暴亂，解放軍已鎮壓暴亂，這種公然的欺騙令我無法容忍，聽了幾句我們就一直步行到六部口，慘烈的場景至今無法忘記，長安街靠近北京音樂廳那邊，年輕的學生倒在路邊的血泊中，還保留著騎自行車時的身姿，顯然他倒下時，不可能有任何抗爭的行動。
後來才知道，就在我們到達這兒之前半小時左右，一批從廣場撤離的學生在這裡遭遇軍隊的坦克，灰暗的霧霾中坦克瘋狂地衝撞和平撤離的學生，為救一位女生，當時是北京體育學院讀書的方政被坦克碾壓了雙腿。
儘管這裡有坦克封鎖長安街，但十字路口可以向北通行，就在我與幾位同學穿越長安街不久，士兵就從坦克裡釋放摧淚瓦斯，也是在後來才得知，現場的一位女生被毒氣熏倒後死亡。
向北回到校園的路上，一些撤離的其它高校的同學在路邊垂頭坐著，頭上還繫著白頭巾，他們無法相信眼前的一切，有義憤不已的市民跑過來，手上拿著錢送給我們，但均被我們謝絕了。北行離天安門也就一公里左右的距離，胡同裡的市民們剛剛起床，看到我們是學生模樣，就問是不是開槍了？沒有人會相信中共的軍隊對和平的市民與學生會痛下殺手。
同學與同事繼續前往廣場
我們回到單位大院門口時，就有幾個同學與單位的年輕同事在等候我們，見到我們平安歸來，就說，就差你們幾個了，好了，大家都回來了。我們是頭天晚上幾十個同學、同事一起騎車上廣場的，走散後只有我與另外兩個同學一直留在廣場，看到還有人關心惦記著我們，當時心中感到一陣溫暖。
回到宿舍我一頭倒在床上，悲傷的哭不出聲，這天的天色昏沈，有零星小雨，以前從沒有注意到的杜鵑的聲音，聽起來像是陣陣哀鳴。
我的一些同學此時又卻開始前往廣場，頭天晚上他們在坦克抵達廣場前就回到學院了，無法相信軍隊悍然開槍與驅動坦克碾壓市民與學生。同室的江同學回來時告訴我說，他在南池子附近的墻上看到有人用血寫的大字「血債血還」，許多地方都留著血漬。研究生部的陳老師也去了，回來說，長安街邊上聚集著許多不知情的市民，他們喊口號時，士兵就衝過來，一些士兵開槍，後面的人不知道前面發生傷亡，前往現場時，又發生同樣的悲劇。
同室的熊同學與幾位進修生去了復興醫院，看到大量遇難的學生與市民遺體，太平間裡面擺不下，就擺到自行車棚裡，遺體邊上放著正在融化的冰塊，血與水流溢一地，情景無法描述。
最勇敢的一位是沈同學，他居然與一些進入胡同的士兵在混亂中發生了「肉搏」，搶奪了一位士兵的鋼盔，並帶回到宿舍。鋼盔裡面還有士兵的名字，我記得也是姓吳，這面鋼盔如果被舉報或搜查到，將面臨判刑，直到一年後畢業他一直保留，離開北京時才委托我丟到什剎海裡去。
而一位美術史博士，連續幾天都去廣場附近對著戒嚴士兵喊話，還有一些年輕人對著軍人罵法西斯，換來的都是一梭子子彈射擊。
北京一些城區如同戰後廢墟
更多的時間，同學與同事聚在一起交流信息，斷斷續續地能聽到美國之音廣播，我們仍然對兵變抱有幻想，時不時聽到一些地方傳來零星或密集的槍聲。遺憾的是，連續多日的槍聲沒有一處被證實是兵變的軍人在對抗戒嚴部隊，槍響的背後可能都是抗爭者被傷害。
第二天我給導師打電話，電話裡他也非常哀傷，說「我們這個國家真是多災多難」，他住在三環邊上，社區裡也出現了戒嚴部隊，他讓我注意安全，便沒有多說。又有同學給研究生部主任聯繫，然後與我一起到主任家，從二環內到三環外的團結湖公園附近，騎車半個多小時，所見許多的街道跟戰後廢墟一樣，一些車輛被燒毀，街道上沒有人清掃，時不時有軍車載著士兵，荷槍實彈對著我們，一種屈辱甚至是一種仇恨壓在心頭。
我們到了主任家裡（也是我們的一個教授），他似乎也不知道怎麽安排後續的教學工作，只是勸我們注意安全，說話間一顆子彈在附近炸響，我條件反射似的去關閉窗戶，但這個動作是可笑的，甚至是危險的，因為玻璃窗戶不僅不防彈，到了窗前更危險。
6月9號左右，這位同學居然幫我買到了回安徽的臥鋪車票，公交車似乎已經開通，我帶上幾件衣服，包裡還有不少傳單，就直奔火車站，進站後我取票給檢票員，她不檢票，對所有進站的人們喊，快進去快進去。似乎是在幫助我們逃亡，她的聲音至今讓我感受到來自普通北京人的善意。幸運的是，此時沒有軍警搜查，二天後我的另一位同學回安徽就遭到攔截審查。
延伸閱讀
→從未終結的苦難》吳祚來自述26 紅軍之禍 從習近平喜歡紅軍裝說起
更多中央廣播電臺新聞
留下來與離開的人都有種責任
不死的流亡文學／沒有比語言更厲害的武器
痛苦的連結與麻痺之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