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能否回到西藏、新疆再教育營與強制勞動的爭議、以及內蒙古民眾反對漢化統編教科書的抗爭等諸多新聞熱點，在在凸顯了當今中國中央集權政治模式下，北京中央與邊疆少數民族之間所存在的長期緊張的對立關係。
然而回顧共產革命歷史，早期的中共黨人卻是主張以「民族自決」、「脫離本土中國」、「建立聯邦制國家」為自己的政治綱領。在階級革命與民族革命合二為一的紅色革命中，我們不僅在現實中看到了中共民族政策的轉變，也看到了革命理想、革命現實以及國家主義在中國歷史中難以調和的內在張力。
高舉「民族自決旗幟」 與本土中國相分離
自清代形成中國現代的基本國家疆域後，中國領土便一直分為本部和疆部。所謂本部，便是長城以內的關內十八行省，主要以漢人為主體族群。而疆部，則包括了內外蒙古、西藏、被稱為回部的新疆，甚至連關外的東北地區某些時候也被視為疆部。如何處理本部和疆部、疆部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自清代以來便是一個重要議題。
清廷依靠理藩院、北洋政府透過蒙藏院、國民政府則透過蒙藏委員會來處理中央與疆部關係。辛亥革命時，蒙古、西藏一度尋求獨立，但在中華民國「五族共和」的口號下，最終在形式上留在中國境內。由於蒙、藏以及新疆等疆部區域在族群、文化、宗教信仰、風俗等方面與漢地存在極大差異，加之中央大員在處理邊疆問題時常不能因地制宜，甚至介入當地紛爭（例如西藏的九世班禪與十三世達賴的矛盾，漢人的中央政府便插手甚多），本部與疆部、中央與民族地方之間的矛盾日趨緊張。
1921年中共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成立，「民族自決」成為中共的重要黨綱。中共之所以主張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自決，極為重要的一方面，是受到蘇俄的影響。俄國共產革命領袖列寧曾積極倡導「殖民地民族自決」。但是，列寧的自決主張只是一種打破沙皇俄國舊統治體系的手段，蘇俄隨即建立的政權——蘇聯，表面上是民族平等的共和國聯盟，實質上仍是中央集權，奉行大俄羅斯主義，其遺毒一直流傳至今，成為俄羅斯與烏克蘭等國難以和平共存的歷史緣由。
奉蘇俄革命經驗為聖經的中共，也在中國舉起了「民族自決」、「聯邦制」的旗幟。1922年，中共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其通過的黨綱明確宣示：「統一中國本部 ( 東三省在內) 為真正民主共和國; ( 四) 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為民主自治邦; ( 五) 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歷史，中共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以「聯邦制」這種現代政治模式解決邊疆民族問題的政黨。
但中共的政治主張沒有止步於聯邦制。1923年，中共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該次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正式提出「民族自決」： 「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國本部關係由各該地民族自決。」自此，「民族自決」成為中共處理民族問題的最高原則被長期宣導。也正是因為對「民族自決」的支持，1924年，當外蒙古左派革命者在蘇聯的支持下宣佈外蒙獨立時，中國社會輿論一片撻伐，卻唯獨中共特別是李大釗等人熱情讚頌外蒙民族革命的成功。可以說，在當時的中國仍以「五族共和」來維繫國家一統的思潮下，中共宣揚「民族自決」顯然已經是走得非常快、非常遠。即便在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中共也沒有因為國民黨對民族自決的疑懼，而修正自己的立場。
在國共戰爭中以「民族自決」爭取邊疆支持
1927年，國民黨的蔣中正和汪精衛先後與中共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結束，雙方走向十年戰爭的階段。呈星火燎原之勢的中共紅軍開始在華南、西南、西北等區域建立蘇維埃政權。有些蘇維埃區域毗鄰或根本處於藏族等在地民族的生活圈中。為了能夠發動最廣大民眾力量與國民政府進行對抗，「民族自決」作為一項綱領再次被突出在中共的政治信條中。
1931年11月7日，即蘇俄十月革命節紀念日（俄曆十月，西元則為十一月）這一天，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擔任蘇維埃政府主席。這是中共在中國第一次建立全國性政權。這個完全仿效蘇俄的政權，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這一憲法性文件的第十四條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古、 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地域內，他們有完全自決權: 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中國蘇維埃政權現在要努力幫助這些弱小民族脫離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王公、喇嘛、 土司等的壓迫統治而得到完全自主。」
這是中共第一次在自己建立的政權中承認並接受民族自決獨立的原則。從某個程度上說，這樣的做法的確對於中共動員非漢族的在地族群參與共產革命，起到了作用。例如康巴地區著名的藏傳佛教大師格達活佛，就受紅軍的感召成為親共人士。後來1950年代中共著手進軍西藏時，格達活佛更是親身前往藏軍控制的昌都，勸說西藏噶廈政府接受中共的條件。
不僅對藏族，對內蒙民眾，中共也以民族自決、民族平等作為精神動員和爭取支持的工具。1935年12月，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身份發佈《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宣言中稱內蒙古人只有與中共合作，才能實現民族自由：「我們認為只有我們同內蒙古民族共同奮鬥，才能很快的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蔣介石；同時相信，內蒙古民族只有與我們共同戰鬥，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時代的光榮，避免民族的滅亡，走上民族復興的道路，而獲得如土耳其、波蘭、烏克蘭、高加索等民族一樣的獨立與自由。」同時，該宣言再次明確「民族自決」的主張，承諾內蒙民眾有權獨立：「我們認為內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權利解決自己內部的一切問題，誰也沒有權利用暴力去干涉內蒙古民族的生活習慣、宗教道德以及其他的一切權利。同時，內蒙古民族可以從心所欲的組織起來，它有權按自主的原則，組織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權與其他的民族結成聯邦的關係，也有權完全分離起來。總之，民族是至尊的，同時，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對日抗戰：走向中華大一統的轉折點
1937年對日抗戰的爆發，是中共民族政策從「民族自決」走向「民族融合」、「民族區域自治」的重要轉折點。1938年10月，中共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在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提出「各民族平等，建立統一新國家」的論點。這種重大轉變，固然有戰爭因素，即面對日本與中國之間的戰爭，倡導民族自決已經難以團結中國社會的力量進行抗戰。大中華式的國家主義思潮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同時，當時的中共再次與國民政府合作，紅軍亦被編為國民革命軍，若中共此時再倡導民族自決，便有分裂國家之嫌。但筆者認為，中共政策轉變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共在本質上就是一個大中華主義政黨，它從未將「民族自決」作為一項真正意義上的終極政治理念加以實施和落實，而僅僅是作為與國民政府或北洋政府進行政治鬥爭的手段。這是一種目的與手段的顛倒。不獨中共，蘇俄的情形也是如此，民族平等、民族自決成了空洞的口號，民族矛盾的日益加深最終導致1991年的蘇聯解體。
正是這種對「民族自決」的實用主義態度，使得已經在抗戰中放棄了「民族自決」政策的中共，在1944年新疆爆發的三區革命中，角色極為尷尬。新疆三區革命是當地維吾爾、哈薩克、烏茲別克等民族反抗國民政府的武裝起義。這其中，既有反對國民政府民族壓迫政策的元素，中共固然表示支持；但三區革命是在蘇聯策劃下實施的，期間又建立了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中共官史對此一直諱莫如深。三區革命後的新疆，幾乎完全是俄化狀態：不少當地居民擁有蘇俄護照，學校教材亦是來自蘇俄。中共在不得罪蘇俄的前提下，以「逐步分批、禮送出境」的形式，慢慢清除蘇俄影響。但新疆的民族問題，卻成為懸案，影響至今。
建政後的民族區域自治成效備受考驗
中共在奪取中國政權後，開始以「民族區域自治」來處理邊疆民族問題，徹底否定和拋棄了自己原本主張的「民族自決」、聯邦制等主張。在「民族區域自治」的名義下，依據當地主體民族，成立民族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民族鄉等自治行政單位。但一個世人皆知的現象是：民族自治區域的行政首長固然是由當地民族人士擔任，但掌握實權的黨委書記，卻通常由漢族來擔任。這種獨有的模式，顯現出中共對「地方民族主義」的高度警覺。
民族自決是弱小及被壓迫民族爭取自由的重要理論武器。曾畢業於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即國立政治大學的前身）的藏族精英平措汪傑，受到列寧民族自決思想的感召，組織了西藏共產黨，希望實現藏民族的命運自主。平措汪傑後來加入中共，成為中共對藏政策的重要中介者和執行者。然而，因為信仰民族自決，平措汪傑在1950年代末期被免職，做了二十年的冤獄。出獄並被平反後的他，寫下了《平等團結路漫漫》的回憶錄，對中共的民族政策進行了反思，可謂是以自己的一生坎坷去回憶歷史。從更廣的時空看，不論是西藏的1959年拉薩事件，還是文革時期發生在內蒙古的內人黨案，亦或在新疆層出不窮的維吾爾與漢族之間的衝突，均告訴我們：中國依舊沒有徹底解決好民族問題。從早期的民族自決到後來的中央集權，民族矛盾的對壘與博弈，不僅考驗著歷史研究者如何看待和審視中共過往百年走過的道路，更應引起漢族知識分子反思：究竟怎樣的民族關係，才是未來中國的出路所在。
文：羅文宣／文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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