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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的文化平權,在中國「緩慢發芽」


「請問今天會有人協助我看電影嗎?還有以後能不能放一些中文的影片啊?我聽不懂英語呢!」在《親密治療》的觀影現場,一位視障參與者向活動的志工提出了請求。

志工躊躇了一會兒,向參與者委婉地表示道歉,告訴對方本場活動並沒有請到專業做口述影像的老師,詢問他能否接受志工以一對一的形式,向他慢慢介紹電影的情節。至於參與者的另一個請求,志工則坦言中國本土的殘障影片並不多,因此可能無法滿足對方的期待。

視障參與者的提問,只是文化平權在中國踐行的困境之一:不僅以殘障社群為主題的影視作品、圖書出版產量極少,而且大量與藝術有關的展覽與會議都缺乏無障礙設施、合理便利,無疑把障礙者在藝文方面的需求置於「空中樓閣」。

如今,民間已經有殘障個體、殘障NGO意識到這個問題,並開始以個人行動、線下工作坊等形式,為更多障礙者提供了解與接觸融合藝術的機會。不過,在中國官方層面,與文化平權的政策,仍處在「緩慢發芽」的狀態。

當文化平權,受困於「健全中心主義」

聯繫上聽障導演高明的時候,他正在準備籌劃一部殘障與性的影片。

作為殘障社群的個人行動者,高明一直在中國努力地推廣文化平權。在他看來,文化平等的理念與踐行,不僅是有益於殘障社群,而且還可以推動無障礙設施的普及與共融社會的形成。

除了拍攝紀錄片,高明還是一個插畫師、自由撰稿人,通過畫、文字、影像等各種形式,提高身心障礙者在社會的能見度和自信感,幫助他們可以從大量偏見中「驕傲出櫃」。

然而,高明的願景很美好,實踐卻充滿了艱辛。在2014年大學畢業之後,他就開始拍攝紀錄片。對於不善言辭的高明而言,紀錄片是在失聰之後一個給予自己陪伴與鼓舞的角色,也是他回應這個世界的一種方式。

那時,高明宛如一只不怕虎的初生牛犢,主動申請去中國的一家電視臺實習,希望學到更多紀錄片拍攝的技巧。但在電視臺裏工作,高明卻沒有遇到殘障或用手語溝通的同事。這讓他非常苦惱,只能只能慢慢自我探索,積累經驗。

在沒有人為他提建議的窘況下,高明有段時間甚至開始自我懷疑,覺得殘障者可能沒法做好導演這個職位。直到他去了臺灣深造,親自去拜訪了聾人協會與臺灣公視的老師,這才發現自己困在「健全人中心主義」(Ableism)的環境中。

健全人中心主義,是指對障礙者的歧視觀,認為個體由於殘障而失去了社會參與的能力。由於中國社會處在福利模式與醫療模式中,且沒有殘障平等教育的前提下,大量的非殘障者在日常生活中,會以如此畸形的態度去看待殘障者。

上述現象,也導致了在職場中的高明,失去了殘障同伴的支持。慶幸的是,在老師的推薦下,高明得以認識了一些臺灣的聽障導演,還學到了不少創作與拍攝的知識,讓他對文化平權需要的社會支持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從那之後,高明開始研究殘障者在中國影片的形象,思考自己要如何把真實故事呈現在鏡頭面前。他發現,中國的影視作品都習慣把殘障者設定為「身殘志堅」的狀態,無疑又加深了大眾對殘障者「可憐」、「值得同情」的刻板印象。

毫無疑問,這也是「健全人中心主義」的體現之一。非殘障的藝術創作者缺乏對殘障社群的了解,也沒有與他們在日常中相處的經驗;即使個體已經有意識為殘障社群發聲,可作品呈現仍然達不到尊重、平等與共情的要求。

為此,高明決定舉起鏡頭,開始拍攝起了身邊的朋友,通過記錄他們的生活,反映殘障社群的現狀。後來,考慮到一部分殘障者有隱私困擾,高明便把他們的感受,通過文字與插畫的形式去呈現,以此填補相關資訊的空白。

在高明之外,近年來出現了不少個人行動者,以藝文形式去倡導文化平等。比如在2020年,聽障導演戈弋在北京發起了一個與聽障相關的展覽,邀請參與者通過視聽設備,去體驗聽障者的聽覺世界,並從中普及一些關於聽力的知識。

這種在社群內部興起,由個體以自身障礙經歷為素材,去發起藝文活動的形式,正在慢慢流行。畢竟,比起激烈的殘障維權,又或者是以賦權為主的小型工作坊,藝文活動在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反而顯得更加溫和,也可以傳播得更廣。

但與此同時,殘障行動者們也面臨著一些困境,比如找不到合適的線下場地。因為在中國的藝文空間中,如影院、藝術園區、圖書館等,無障礙設施與合理便利普遍缺乏;只有少數是障礙者就業的店鋪,才可以接納殘障者發起藝文活動。

如果線下做不了,那麼線上可以解決問題嗎?在疫情蔓延的當下,高明把紀錄片都放在了網路上傳播,收到了不少好評。但他也很擔心,隨著官方對網路的審查愈發嚴格,這些被誇為「有創意的作品」,會突然有一天消失得無影無蹤。

現在,由於脫口秀在中國受到了大量追捧,高明一方面在思考能否能發起殘障主題的脫口秀演出,另一方面也在尋找其他推廣文化平等的形式,從而讓障礙者獲得更多的發言權。

為障礙者的文化需要,而「散播種子」的民間力量

促進文化平權這條路上,若只是依靠個體行動者的發聲與行動,無疑是難以持續的。為此,比行動者擁有更多人力、資金等資源的非政府組織(NGO),則成為了滿足社群需要的重要民間力量。

一位在NGO工作多年的志工黃香告訴筆者,對於不少殘障者而言,這些藝術活動都是他們在生活中難以接觸到的:一方面是無障礙設施與合理便利的缺乏,導致出行困難又繁瑣;另一方面則是外界會以異樣目光看待,令他們不敢主動報名藝文活動,進而長期無法進行社交活動,最終對身心健康形成負面影響。

黃香曾深度參與兩個針對不同年齡的殘障藝文項目。第一個是面向中老年殘障人群的項目。NGO會先邀請不同障別的人群參與,再向當地的居委會申請一個免費的場地,之後再尋找如舞蹈、音樂等專業老師,在每周末組織一次藝文活動。

她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則是這些中老年殘障者們,盛裝打扮好,去監獄表演。演出除了給障礙者一個表演的舞臺,也是利用了殘障者的「身殘志堅」的刻板板標簽,給勞改犯們看到生活的希望,讓他們積極改造、早日出獄。

對此,黃香坦言「這是一種政治目標」。在中國,NGO的大部分藝文活動,都要考慮中國「維護社會穩定」的要求,才可能長久地進行下去。而且,若藝文活動的規模足夠大,NGO還需要提前向政府部門報備,得到批准後才可以發起。

後來,黃香來到另外一個服務青年殘障群體的機構,接手了一個藝術療癒的項目。與上一家機構明顯不同,這個機構服務的群體年齡輕一些,倡導的理念也更為先進,從服務社群轉變為賦權社群,鼓勵個體在參與藝文活動之外,也可以自主發起。

比如NGO會發起一個領導力工作坊,邀請一些經驗豐富的老師,以及全國各地的殘障骨幹,一起根據社群的需要,討論如何發起一個線上或線下的藝文活動,再學習如何寫一份項目書、計算成本以及最後執行的技巧。

在工作坊中,黃香會不斷地調整每日的安排,讓這些殘障骨幹們在安全空間內,淋漓盡致地表達想法與困惑,尤其是基於殘障的刻板印象。她認為,這些表面只是傾訴的對話,會慢慢像蒲公英的種子般,散落到全國各地。到那時,骨幹們也會發起類似的觀影會、讀書會、茶話會等,殘障者的藝文需求就得以「有處安放」。

除了在社群內部賦權,NGO也在思考各種「出圈」的可能性,比如發起殘健融合的藝文活動,讓殘障議題不再局限於「小眾狂歡」。黃香就參與過一個心智障礙機構發起的撫慰犬活動,以寵物議題為亮點,吸引大眾去了解撫慰犬的工作,科普其與自閉症群體的聯繫。

然而,單個NGO自主組織的藝文活動,或者以培力工作坊賦權個體行動者,影響力是有限的。哪怕這些活動的時間已經選擇在中國助殘日(每年的5月17日)的前後,可以通過媒體增加曝光率,但公眾對此的關注度仍然很低。

一些NGO注意到上述現象後,便決定聯合起來,組織行動。比如在2014年11月,一加一殘障人公益集團等六家公益機構,共同發起殘障發聲月的活動。從那之後,每年11月都被社群認為是發聲月,一些NGO也會發起響應的藝文活動。

長達一個月的時間裏,與殘障相關的藝文活動,則成為助殘日之後的第二個活動高峰。這也是黃香整年的工作計劃中,最忙的一段時間;但她卻不覺得辛苦。畢竟,只有在這個月,障礙者才有更有機會去接觸與了解多元文化。

文化平權政策,正在「緩慢發芽」

當民間力量已經有意識去採取各種策略,實現身心障礙者的文化平等。那麼中國的文化政策,在平權的進度如何呢?

早在2016年,聯合國便通過了《殘疾人權利公約》,中國正是締約國之一。在公約中的第三十條,就明確提到了「參與文化生活、娛樂、休閑和體育活動」,表示國家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殘疾人有權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參與文化生活。

從2010年起,中國殘聯、文化部等部門發起「全國殘疾人文化周」的活動,讓各地組織相應的藝文活動。至於藝文活動的時間,則沒有統一標準。各地會選擇靠近障礙者相關節日的時間,或者根據當地具體情況再發起。

不過,上述政策雖然看起來非常注重殘障者在文化方面的參與,但在活動的實際執行中,卻差強人意。

一位曾在殘聯工作過的社工荔枝告訴筆者,殘聯發起的眾多藝文活動,如觀影、插花等,都不是公開發起的;參與者只限於戶籍在當地的殘障者,由專門的工作人員直接打電話通知。至於非本地戶籍的殘障者,則不知道有藝文活動的存在,也沒資格參加。

荔枝認為,殘聯在發起藝文活動的過程中,更重視對障礙者的管理。如果允許非本地戶籍的殘障者參與,在活動中出現了意外的窘況,那麼當地殘聯則需要承擔這些風險與責任。出於此,殘聯便只願意管理與負責當地殘障者。

此外,對於藝文活動的選址,殘聯並不會花太多的時間去解決無障礙、合理便利的問題,而是從殘保金拿出一部分資金,再征集一些志願者,讓他們去引導殘障者進出場地,或者幫殘障者抬輪椅等事宜。

最後,參加藝文活動的殘障者,都會獲得一些從殘保金支出的交通補貼。哪怕個體對藝文活動不感興趣,也會因為補貼而來。因為活動的參與者越多,發起的政府部門則可以把此作為政績,寫入工作報告。

從戶籍限制殘障者的參與,到活動執行不考慮殘障者的需要,荔枝不由得感慨「過於形式主義」。她坦言,這些藝文活動更注重領導的政績,執行的理念也是通過發錢的「幫扶與救助」,實際上無益於提高社會上的殘障平等意識。

荔枝的不適感,在另一位採訪對象東芝的分享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描述。東芝是一個肢殘的大學生,曾給殘聯與高校合作的藝文活動做志工。當時,東芝看到有學校要舉辦一場「無障礙衣服」的展覽,便興致勃勃地報了名。

但在活動的現場,東芝只是看到了不同的殘障者在走秀,至於無障礙衣服的理念是什麼,不同障別的個體對衣服的需要是什麼,直到活動結束都沒人提及。這讓東芝大所失望,覺得自己只是參加了一個以殘障為噱頭的服裝發布會。

後來,只要知道是殘聯發起的藝文活動,荔枝與東芝都不願再參與。她們的回避態度,正是對中國在文化平權政策上「敷衍了事」的一種反抗——當藝文活動,變成了當地政府顯示政績的「工具」,殘障者的基本人權也成為了「空中樓閣」。

中國官方應該反思的是,這些藝文活動的策劃者是否大部分是殘障者,以及殘障者本人想參與什麼類型的藝文活動。最重要的是,官方不應該限制障礙者的選擇,而是應該提供一個想像空間,讓他們意識到自己可以選擇什麼。

截至目前,新冠疫情在中國已經得到了控制,偶爾還會有零星病例出現。隨著趨勢逐漸好轉,一些殘障融合的藝文活動,正在線下有條不紊地展開。黃香告訴我,由於殘障者在家憋得太久,所以每次把活動申請發出後,參與者都是爆滿。

她說,中國的輿論環境有可能會愈發緊縮。但在此之前,她與個人行動者高明的理念一樣,都希望自己可以盡量多做一些事情,讓「文化平等」這顆緩慢發芽的種子,還能在這片不自由的土地上,繼續生長下去。

 延伸閱讀 

→ 集體缺乏無障礙意識讓中國社會殘障者成了隱形邊緣人
→ 從倡導到投訴,他們用行動爭取障礙者的權利
→ 從電影淺析障礙者性權:若他們的愛與欲,可以變得無障礙

作者:陳贊多 一位長期關注性別議題與障礙者權利的中國社工,透過報導與個人書寫,帶領讀者了解障礙者在中國社會的生存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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