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叫車平台業者滴滴出行爆發出嚴重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資訊問題，除了被中國官方要求下架其 App 外，許多赴美上市的中國企業也遭到中國官方更嚴格的行政審查。
滴滴出行成立於二○一二年六月，在幅員廣闊的中國地區，滴滴叫車平台的出現，解決了許多中國境內不容易找到計程車的需求痛點。特別是在中國已是世界工廠的情況下，叫車平台的出現可以協助媒合到中國從事商業活動的外國人之搭車需求。伴隨智慧手機的普及應用，叫車平台的數位服務也持續改善，這也使得滴滴打車的用戶數截至2021年止已增加到5.8億人口。
雖然叫車平台解決了消費者的搭車問題，但是，當消費者使用數位平台App時，消費者的國籍、手機定位、臉部資料、叫車時點與上下車位置、付款習慣等行為與身分資料所留下的使用軌跡也被數位化，換句話說，使用者的消費行為已被平台業者掌握，若平台業者對於消費者資料的保護機制不完善，則消費者的資料將可能被作為其他商業用途的使用。
滴滴出行 (圖取自滴滴出行官網)
當滴滴打車這類平台業者的經營規模逐漸擴大且業務範疇逐漸變廣時，平台業者可以掌握的消費者資訊將更為多元，一方面可以使得平台業者推出更多的服務，二方面也可以使得業者的市場影響力更大。在武漢肺炎疫情加速數位平台的普及應用下，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已逐漸離線消費轉為線上消費，因此，數位平台業者對於消費者的影響力將愈來愈大。
不要忽視中國政府對於中國企業的實質影響力
在上述的數位平台發展趨勢下，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下，一旦其國內平台業者到海外上市，平台業者的相關資訊將可能被迫對於投資人必須要有公開揭露的義務，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官方以滴滴打車有違法蒐集與利用消費者之料的指控為由，來對滴滴打車進行網路安全審查，並不令人意外。
若滴滴打車選擇在中國境內或香港掛牌上市而非紐約，則受到中國的打壓程度可能會較低。雖說對美國而言，讓中國企業到美國上市雖可能有利於美國官方獲得更多的中國企業資訊與增加金融業的獲利，但是，對滴滴打車在紐約證交所的投資人而言，在中國的中央集權體制下，投資人的權益完全受制於中國政府，這是因為滴滴打車主要的營收來源仍集中於中國市場，故中國政府對其有實質影響力。當中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理由來對於赴美上市的中國企業採取任何管制措施，都會對於投資人帶來立即的傷害。
螞蟻集團。(圖取自百度)
面對中國政府對於赴美上市企業的監管措施，美國政府也沒有相應的反制機制來保護消費者，這是值得我們借鏡與反思的。相較於中國官方中止螞蟻集團在香港與中國境內上市的後續懲罰措施，滴滴打車赴外國上市的資料外洩疑慮更高，因此，中國政府對其懲罰強度必然會加大，外國投資人所受到的損失也會大幅提高。
政府不應該協助習近平實現台灣與中國經濟社會融合
由於台灣與中國的經貿往來非常密切，兩國人員的交流甚為頻繁，因此，台灣的消費者使用包含電商、通訊、叫車與支付等中國數位平台服務的人數相當眾多，在面對中國對於數位平台業者的實質影響力逐漸擴大下，除了消費者自己本身的意識外，政府也可以對於民眾的資安教育也有必要加強宣導。
在實體消費已逐漸為線上消費所取代之際，平台App就如同實體的店面，廠商只要藉由App就可以接觸到不同國家的消費者，這也提供中國政府與企業可以更容易接近外國市場，因此，過去政府在審查是否准許外國人進入台灣進行實體投資的思維必須要改變，否則，在中國對於數位平台監理強度日益升高之際，中國電商、支付、遊戲等數位平台將成為協助習近平實現台灣與中國經濟社會融合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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