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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青春為武器—日本學運紀錄片《君死之後》


跟有理子去看新左翼學運記錄片

跟有理子去大阪第七藝術劇場看了一場電影。她剛去東京參加「反對奧運、珍惜生命」集會,坐夜行巴士回來。有理子本來叫「百合子」,60年代全共鬥運動中因傾慕毛澤東的「造反有理」而改名。日語中「百合子」與有理子「Yuriko」發音相同。

導演代島治彥繼他的兩部關於三里塚抗爭的紀錄片之後,完成了最後一部-長達三小時二十分鐘的《君死之後》(《きみが死んだあとで》)。片名源自谷川俊太郎的詩歌《おまえが死んだあとで》。

谷川的这首诗原本以60年反安保運動中的樺美智子之死為原型,只是作為後輩的代島將「おまえ」這個日語中稱兄道弟的哥們稱呼改為尊稱「きみ」。

你死之後
藍天更藍
終於,我開始愛上你
追憶往時
你,總是微笑著
……
你死之後
終於,我開始相信你
我們繼續活著
孤獨地

日本全共鬥的主體是「團塊世代」。這個詞出自經濟學家堺屋太一1976年出版的时代預言小說《團塊世代》。狭義的「團塊世代」(1947年-1949年間出生)總體大約八百萬人,而青年期直接参加過「全共鬥」運動的的大約占不到總人數的5%,也就是說四十萬人左右,但對日本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君死之後》紀念1967年10月8日「第一次羽田機場鬥爭」中遇難的京都大學文學部一年級學生山崎博昭(1948-1967)。

前半場以山崎的兄長回憶為線索,探索戰後日本的社會軌跡與弟弟的人生。哥哥曾也是京都另外一所大學的學生,但他沒有投入學運,畢業後做了一名高中教師,他淡淡地敘事,見證了時代的另外一條軌道—同時代的絕大多數人按部就班地做了齒輪機器的螺絲釘。


代島治彥導演帶著紀錄片和新書到大阪。

後半場主要是山崎的高中同學以及「10·8」参加者以及運動救援者14人的訪談。

山崎的高中-公立「大手前高中」的校史可追溯至明治十九年(1886年),位於大阪府廳北側,也就是說該校的學運直接在政府的眼皮下展開。這所高中的大學升學率也超高,每年往京大、大阪大等國公立大學以及有名的私立大學直接輸入幾百名俊才,校友中原東大全共鬥代表山本義隆是山崎的前輩,同輩中有寫了以學運為背景的小說《我是誰》的作家三田誠廣(獲得芥川文學獎)、詩人佐佐木幹郎、律師北本修三等人,他們都是這部紀錄片的登場者。


山崎(最右邊)與高中同學

山頭林立,甕罈蟲鬥的派閥,導致全共鬥與新左翼運動萎縮

高中時代的山崎就積極參加「社會研究會」的活動,參加「中核派」(全稱: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全國委員會)譜系的「反戰高協大阪府委員會」的成立以及示威集會活動,參加過「砂川鬥爭」。1967年考入京大後正式參加了「中核派」。

50年代末因不滿日本共產黨放棄武裝鬥爭而分裂出來的新左翼,進入60年代後經過多次分裂與整合之後,各自拉伙扯旗,山頭林立。形成「中核派」、「革馬派」(日本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崩得派」(來自德語的BUND 「同盟」之意,原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等十幾個宗派集團,彼此為爭奪大學自治會的主導權與群眾,內訌不斷。彼此挖墻角,瓦解對方,甚至向警察告密。他們與日共旗下的青年組織-「民青」(日本民主青年同盟)之間,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即便是成立於1948年的老牌學運組織--「全學聯」這樣一個貌似統合的組織,也分為「中核派全學聯」、「革馬派全學聯」、「民青派全學聯」等不同派別,各自有傘下的加盟校。在運動高潮期,貌合神離,運動低潮時,甕罈蟲鬥,血腥風雨。

最近潛伏地下長達51年之久的「中核派」責任者、83歲的清水丈夫露面,震驚日本。他依舊老調重談「打倒資本主義」。追蹤他的警方指控他與數樁血案脫不了干係。

倒是只比中共小一歲的日共自60年代與中共決裂,儘管現在恢復了關係,但在中共成立百年大典,日本執政黨與在野黨、老牌政客紛紛發出賀電之際,日共領袖志位和夫不僅沒有發去一字賀電,還在機關刊物《赤旗》上批評中共「在東海、南海搞霸權主義,在香港、新疆侵犯人權,不僅與社會主義無緣,還不配共產黨之名,要求中共遵守國際法」。

阻止佐藤首相訪問南越的「第一次羽田事件」

1967年10月8日,「三派全學聯」試圖阻止佐藤榮作首相訪問南越,這三派是「中核派、社學同、社青同解放派」,這次鬥爭被稱為「第一次羽田事件」。

從幾百公里之外的京大趕來參戰的山崎屬於中核派隊伍。頭一天晚上三派全學聯在中核派的據點校法政大學內爭執不休時,他只是一個人靜靜坐在角落裡看書。他隨身攜帶了十本書,除了德語、法語課本之外,有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列寧的《怎麼辦》等。

第二天,試圖衝進羽田機場的抗議者與警察機動隊在弁天橋附近發生激烈的肢體衝突,學生甚至奪取了一輛警察的放水車,但此時發現這台警車後面的一名學生已經死亡。他就是山崎博昭,不到十九歲。

關於山崎的死因,警方與抗議派各持己見。警方認為是被學生自己奪走的警車碾死的,逮捕了駕車的學生,但最終不予起訴。抗議派相信年輕的生命被代表權力的警方虐殺至死。


1967年10月8日的「第一次羽田機場鬥爭」

毛高度讚揚的樺美智子的父親致追悼詞

山崎的追悼會上,左翼歷史學者井上清以及樺美智子的父親致追悼詞。

樺美智子曾是東京大學四年級學生,加入過「崩得派」,1960年6月15日「全學聯」指揮下的幾千學生與民眾直接衝擊國會時與警察機動隊衝突不幸身亡。

樺美智子遇難時,正好野間宏為團長的日本文學家代表團訪問中國。毛特意派專機將代表團接到上海,向日本知識人表示了「為一位勇敢的姑娘不公正之死悲痛的感情」。同年6月21日毛發表《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時再次提到日本的民族英雄「樺美智子,現在全世界聞名」。並指出:日本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日本的代理人,要求民族獨立和民族自由的勝利鬥爭,對於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維護世界和平的鬥爭是一個極大的支持。(《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紀念樺美智子的抗議集會

全共鬥與紅衛兵,與台灣70年代左翼青年的「青春之歌」

早在「砂川鬥爭」中就有學生頭部受傷,基於這個教訓,以後的抗議運動中開始頭戴不同顏色頭盔保護頭部,同時表明屬於不同的宗派組織或大學。手持暴力棒(ゲバ棒),以白毛巾覆面(抵擋催淚瓦斯)作为全共鬥的「STYLE」登場。與中國紅衛兵運動草綠色的軍便服、腰間系粗皮帶,手持紅寶書,有異曲同工之處。

但是比較日本,包括台灣70年代左翼青年的青春之歌,西方的學運,戰後出生的這一代完全不認同父輩、教師的道德觀,中國的紅衛兵運動卻並非因為代際差異與衝突,尤其是早期紅衛兵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繼承了暴力革命的傳統。

中國的紅衛兵運動,經歷了從盲目到懷疑,到自覺,從瘋狂到幻滅、到覺醒的變化歷程,尤其是經歷上山下鄉艱的農牧區生活以及秘密讀書會、「思想村落」,出現了眾多的獨立學者以及「思想上的失蹤者」。

而日本的學運一開始出於學生對自己切身利益的關注,比如,漲學費、學生會館的使用等問題,政治含金量很低。後期的內訌與暴力造成難以愈合的傷痕。

中國的紅衛兵運動一開始就因毛澤東的振臂一呼,出於強烈的政治性與個人偶像的崇拜。毛的政治目的達到之後,紅衛兵們就成為一塊抹布,被毛的一句「接受再教育」的口號,扔到農牧區,荒廢十年青春。

而台灣的左翼運動以及後來的野草莓,太陽花學運等,如吳叡人先生指出:「正因為先行時代的學運從未像日本新左翼運動那麼激進,所以沒有造成社會負面觀感之故」。(《新左翼運動與公民社會》 安藤丈將著 林彥瑜譯 左岸文化出版)三者之間更多的是相異。這個問題另文討論。


保護頭部,區分不同派閥與學校的頭盔

死者改變生者的生命軌道

第一次羽田機場抗議中,學生與警方都出現數百人負傷,日本主流媒體對三派全學聯的暴力棒、派閥之間相互攻訐不予善評。但是比起後來更加激烈的抗爭以及暴力行為,這一次算是相對溫和的。

此時民眾心中的「學生さん」依舊是舊制學校的特權階層,文質彬彬的才俊,未來國家的棟樑。但頭盔、暴力棒、火焰瓶改變了民眾心中的「學生像」,部分民眾甚至認為學運變質。

知識人的輿論兩派對立。日高六郎、小田實、竹內好、鶴見俊輔等進步知識人聯名發表《關於羽田機場事件聲明》,他們沒有批評學生的過激行為,而是鼓勵學生「以百倍之力抗議日本政治」。

山崎之死雖然沒有像樺美智子那樣獲得廣泛的社會同情,表明學生運動已經開始孤立,但獲得大學生的同情與共鳴,也就是說,對死者的懷緬團結了生者,改變了生者的生命軌道,尤其改變了那些並不信奉「主義」的素人學生投入抗議運動。

「他死時。你在幹什麼?」這一問題直錘「六八人」心。「10月8日」成為一個紀念碑的日子。

已經從東京大學大學院畢業且已結婚成家的柏崎千枝子決心「不再欺騙自己,決心以犧牲性命與越南人民一起奮鬥的山崎君為榜樣」參加了全共鬥運動。

山崎死後只一個月,三派全學聯又組織了阻止佐藤首相訪美的「第二次羽田機場鬥爭」。機場附近居民組織了自警團保衛商店街,並拿起木棍配合警察對付「暴力學生」,學運與新左翼逐漸失去民心。

高中學生短暫的抗議運動

山崎之死激發了疲於高考的高中生的政治社會意識。

1967年前後,正是「團塊世代」全民高考的時代。「三無主義」-「無力氣、無思想、無節操」,「登校拒否」成為流行詞。質疑權威,道德良心與政治敏感使得高中生開始投入「火紅的年代」。1968年,高中生在東大安田講堂前成立「10·21高中生實行全國委員會」,大約有60所高中的兩百名代表參加。

1969年秋至1970年春,全国35個都道府縣有176所高中發生了封鎖校園、罷課、罷考,鬧畢業典禮。(小林哲夫《高校紛爭》 中公新書)。為此,焦頭爛額的文部省於1969年10月頒發了《關於高中政治教養以及政治活動的通知》,禁止高中生参加政治活动,對違法行為,嚴厲處分。

關於高中生的全共鬥學運,留下的史料記載不太多,其中村上龍的小說改編的電影有《69sity nine》,此外,斋藤次郎原作、真崎首作的漫畫《共犯幻想》,森田健主演的《高中流離派》等比较廣为人知;小說中有秋葉安茂的《學校之草》、押井守的《獸們之夜-BLOOD THE LAST VAMPIRE》、小池真理子的《無伴奏》、鸿上尚史的《我們曾喜歡的革命》、三田誠廣的《高中时代》等。究其原因, 高中没有「大學自治」這樣的護身符,參加學運的學生立即被退學,高中學運壽命只有三、四個月的時間。

三兄弟一起參加聯合赤軍的最小的弟弟加藤墩教回憶:「對充滿物慾的日本經濟騰飛反感,越戰喚醒了兄弟們的加害意識。我們想成為共產主義者,在那裡找到自己的價值。鐵臂阿童木、鞍馬天狗等『正義少年』的形象使得我們產生全能的力量。」

「革命的正義」刀俎下的一磅肉

山崎死後,以70年反安保鬥爭為目標,在以後的佐世保港、王子醫院、沖繩問題等一系列的運動中,全共鬥運動高揚。1968年,馬丁·路德牧師被暗殺,全美黑人暴動的消息傳到日本,改變了日本學運的內封閉性質,使得學生關注外部世界,拷問自己的良知—日本人既是二戰的受害者,也是越戰的加害者,思考人生的意義。


「全共鬥」運動中出現一種獨創字體,被稱為「GEBAZI」(ゲバ字)。


需要手寫拼成,用以製作宣傳單、立看板。

1969年9月,在日比谷野外音樂堂,178所大學,三萬名大學生參加的「全國全共鬥」成立,但這最昂奮的一幕,由於「無數個派閥的野合」,預示著這場鬥爭的走向終結。因為自立型的新運動方式蛻變為舊有的黨派政治運動,內訌、綁架、仇殺、報復、肅清、武鬥開始,主張武裝鬥爭的赤軍派登場。

據日本警視廳的調查,從1968年到1975年之間,一共發生1776件派閥內部暴力衝突,近五千人受傷,四十四名內部同志的肉體被消滅,數千人被捕。

1972年「聯合赤軍」在冰天雪地的深山裡進行軍事訓練與思想肅清,以革命的名義殘殺14名內部成員事件曝光之後,震撼日本社會,至今留下深刻的後遺症。

1994年,全共鬥運動25週年之際出版的《全共鬥白皮書》以及2019年50週年出版的《續·全共鬥白皮書》,對參加者的問卷調查,就「脫離全共鬥」的原因這一項目的回答中,第一位是「暴力內訌」,第二位是「黨派內肅清事件」。

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主人公「我」諷刺兩「頭盔」衝進課堂散發傳單,「這傢伙真正的敵手恐怕不是國家權力,而是想象力的枯竭」。戀人綠子更是揚言:「我們怕是反革命,一旦革命成功,我們難保不會被吊到電線桿上去」。

運動敗北之後,寸寸臠割的自我否定與思想上的肅清,使得人們都以更加激進的革命表示自己與時共進。任何妥協與彷徨都會被貼上「機會主義者」、「投降主義者」或「小資情調」的標籤,成為「革命的正義」刀俎下的一磅肉。

實際上,運動後期,聯合赤軍內部發生的慘殺「革命同志」的慘劇,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在新左翼內部。如果一旦權力在手,人人都有可能成為森恒夫(聯合赤軍最高幹部,1973年在獄中自殺),成為永田洋子(聯合赤軍最高幹部,至今仍在獄中),「全共鬥」一代代表歌人道浦母都子詠過這樣的短歌:

我曾可能會是/永田洋子/淤血的/,在夜半的空曠/終於激溢。

淺間山莊事件以後,川本三郎在《我愛過的那個時代》(賴明珠譯 新經典出版)引用了一首詩表明那一代人的迷茫:

從此以後/我們/長大了. /曾經是小孩/的我們/大家都長大了/我們之中/一個人為了留學/剛剛從羽田機場出發/另一個人/72年那年2月/在黑暗的山中迷了路


東大校門的漢字:造反有理,帝大解體。毛肖像下面是新左翼黨派的一支「ML」派的標誌。全稱為:共產主義同盟馬列主義派。


全共鬥學生佔領了東大總長辦公室,在沙發上放頭盔表示勝利。


抗議學生佔領東大加藤總長的辦公室牆壁塗鴉,門口吊的是孔子像。

苦悶的自殺

電影之後的「10·8」紀念會上,團塊世代的白髮老人帶來各種花花綠綠的宣傳單,大都是紀念自殺或者死於派閥鬥爭的同時代人,也是紀念他們自己消逝的青春。

在山崎死亡之前的兩年,橫濱市立大學的學生,21歲的奧平浩服安眠藥自殺。他也曾參加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加入中核派,1965年,參加阻止日本外相訪問韓國的羽田鬥爭,在與警方衝突中被打碎鼻骨。但比外傷更為痛苦的是他高中時的戀人考入早稻田大學之後加入了中核派死對頭的革馬派。據說他死時,桌子上的《資本論》還是打開的,手裡握著一束康乃馨。

奧平浩留下的遺稿《青春的墓碑》,記錄了黨派對立的革命青春與初戀的撕裂。

山崎死後的兩年,1969年,20歲的立命館大學的學生高野悅子臥軌自殺。她留下一部《二十歲的原點》,一直都是暢銷書,有電影版、漫畫版。細膩地記錄了全共鬥時代個人理想與現實的溝壑,青春期的苦悶:「孤獨的自己,未成熟的自己,這就是我二十歲的原點」,至今仍引起年輕人共鳴。

如果山崎活過1967年的「10·8」,是否能活過以後的黨派內訌、暴力殘殺?是否會因理想的幻滅而自殺?是否會像很多人一樣,脫下全共鬥的行頭,換上西裝、領帶做一名企業戰士,然後安度晚年,兒孫滿堂?是不是會用團塊世代的豐厚的退休金,喝杯小酒,唱一首《國際歌》懷舊式地自我陶醉?

是否會參加反核、反歧視、環保等社運?是否會關注香港、西藏、新疆的人权問題以及對世界上任何不公義的事發出急切的呼聲呢?是否會向右轉?

學運傳統的京大竟然沒有一塊「立看板」表明與抗爭中的香港命運同體

1968年,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自民黨在1969年選舉中獲得大勝;1970年,日美安保條約自動延長,日本承辦了亞洲第一屆世博會,這一年日本流行的廣告詞是「從猛烈轉向美麗」,被視為消費社會的重大轉折年,日本迎來泡沫經濟的頂峰時代。

村上龍的《無限近似於透明的藍》描寫美國海軍基地的長崎佐世保港。他在這裡讀高中,與同學組織搖滾樂隊,演奏披頭士等歐美流行音樂,此時正值反安保運動的高潮期。佐世保不斷發生抗議美軍航母停泊的示威集會,小說描寫基地附近的一群青年男女,在毒品、濫交、酗酒、暴力、搖滾音樂的放浪生活中尋求刺激,但狂熱過後,青年們對未來依舊迷茫,困惑,壓抑。小說中人物麥爾的一句「那種髒生活,我已經受夠了,可不知道該幹什麼好」代表了「透明族」的共同心態。小說獲得芥川文學獎,不僅成為文學事件,也成為社會事件。

而六、七十年代的中國紅衛兵正是「不知披頭士」的一代,「性禁忌」成為青年的道德繩索。王小波的《黃金時代》裡的主人公「王二」是一個土流氓,滿口髒話,而知識分子的陳清楊找混蛋王二的目的,只是想證明自己不是「破鞋」。21歲王二仍然認為那是他的「黃金時代」,「有好多奢望、想愛,想吃,還想在一瞬間變成天上半明半暗的雲」。

泡沫經濟破滅之後,日本經歷低成長時期,新生人口下降,青年被拋入「下流社會」,不再熱衷於集體力量改變世界的理想主義。安倍政權時代,被稱為「政治冷感」的新一代學生曾組織過「學生捍衛自由民主」(Students Emergency Action For Liberal Democracy-s。簡稱SEALDs),但他們竭力與新老左翼劃清界限。SEALDs一度曾與香港的「雨傘運動」的黃之鋒等人聯合呼籲與行動,但也很快就偃旗息鼓。

原東大全共鬥會議代表山本隆義現在是科學史研究者,在駿臺預備學校教書二十幾年, 他曾經說過,不贊成任何山頭主義和暴力內訌。2019年11月香港理工大學圍城戰時,自己在京都。而素有學運傳統的山崎的母校—京大也正好舉辦文化祭,但京大居然沒有一塊「立看板」表明聲援或支持香港學生,真是很遺憾,對自己這一代沒有向下一代傳授見證的歷史與行動而懊悔。

電影結尾,山本有一句話令人印象很深:現在的學生,臉上沒有了笑容。哪怕老師說很幽默的笑話,也沒人笑,不是不好笑,而是因為沒有人帶頭笑,一個人單獨笑不起來,那讀不懂空氣先笑起來的人,會因不合群而被排擠。


2019年11月反修例示威者與香港警方在香港理工大學周邊發生包圍與衝突。

(本文圖片出自網絡。)

作者:劉燕子  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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