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外來的」共產主義，會在中國流行得這麼快、這麼廣？史學巨擘、中研院余英時院士解釋，除了民族主義這個強大動力之外，還有一部份原因則是因為儒家特別注重「均」與「公」的觀念，而這就跟社會主義有了共通點，也形成了「接引」共產主義進入中國，便於讓清末的知識人理解，並奠定一種同理心的、接受的心理基礎。
余英時認為，中國傳統主張的「均」，最早從孔夫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觀念一路推展、放大到「均田」「均稅」「均役」…，在「均」的思維框架中，士大夫最感義憤的社會現象就是「豪強兼併」，譬如批評「富者連田阡陌，貧無立錐之地」，都是傳統讀書人極端同情貧民、鄙視富人的反應，這與共產主義的核心關心議題—無產階級，外在觀念上就顯得非常相近了。
另一個儒家與共產主義都揭櫫主張的觀念的，則是強烈的「公」「私」之別。天下為公這種揚公貶私的觀念在中國綿延幾千年，而清末以來，因為資本主義主張保護私人，而割據中國的列強又幾乎是資本主義興盛國家，因此，在中國知識分子眼中，私的資本主義與公的共產主義便很理所當然形成對照組，這就是共產主義能在無形之中通過儒家傳統觀念的接引，很快打入中國知識分子階層的原因。
只不過，余英時認為，就拿著「均」「公」這些概念，在沒有仔細分析不同環境、不同病情、不同脈絡的狀況下，就認定共產主義是真理，急於拿這個理論當成醫治中國的藥方，結果，事實如眾所周知，中國為此付出可怕而痛苦的代價。
更讓余英時感慨的是，當中國發現這個大錯之後，還是走到回頭路上，市場制度、私有財產、階級分化等都回來了，但支撐這些運作的，不是設立一個公平機制，竟是用不正當、不合法、不文明的方式建構新體系，正如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中共體制的內在特色，就是貪污腐敗所形成的畸形社會。
余英時總結這段讓共產主義介入中國轉型期，而導致的一連串失敗其實非常扼腕，根據他的研究，其實中國社會從16世紀起已經逐漸常態發展出市場機制，余英時指出，至遲在明代末期，中國所發展出來的這個市場機制已經創造巨大財富，使中國的結構和價值意識都發生變化。
這時主張私不害公的論述也可以看到了，譬如「遂其私所以成其公」「夫私者，人之心也，若無私則無心矣」；而於本屬於相對概念的為富不仁者，觀念也起了變化，余英時說，從16到18世紀，地方的種種福利，諸如：印書、造橋、修寺、建宗族義莊…都是靠商人捐的錢，就連倭寇入侵搜刮後，濟助地方的也都是大商人，所以明代帝國以來特別流行「藏富於民」「富民是一方之元氣」這樣的尊富觀念。
余英時以他的研究判斷，中國社會若能順著16世紀以來的新的方向發展，如果不是被暴力革命橫加摧毀的話，中國今天也許是一個「富而好禮」的文明社會也說不定，至少不至於走上如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曾說的「權貴資本主義」，落得今天「為富不仁」，讓世界瞧不起的悲慘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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