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俄羅斯一名參與東京奧運比賽的運動員，日前傳出被白俄官方強逼返國事件，讓奧運中的人權議題受到關注。事實上，回顧歷史，歷屆奧運常有運動員與代表隊成員提出庇護要求。
逃離壓迫 運動員奧運上尋求庇護
2020東京奧運賽事期間，傳出白俄羅斯短跑選手齊瑪諾斯卡婭(Krystsina Tsimanouskaya)遭白俄代表隊強行帶到機場，要她退出賽事並登機返國，引發國際關注，並演變成奧運期間一場戲劇化的外交事件。
在齊瑪諾斯卡婭求助波蘭駐東京大使館後，她已在5日持波蘭核發的人道簽證入境波蘭首都華沙，預料將在當地尋求庇護。
齊瑪諾斯卡婭先前表示，她因為在社群平台上批評教練，而被從國家隊撤下。根據她的說法，國家隊更直接向她表示，她一回國就會受到懲罰，她在覺得生命受到威脅的狀況下，決定走上尋求庇護一途。
事實上，過去奧運中，就曾有運動員和代表隊成員在奧運主辦地尋求庇護。
英國杜倫大學(Durham University)歷史學家凱斯(Barbara Keys)告訴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奧運為想脫離國內困境的人們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機會，最常見的是逃離政治壓迫。」
冷戰陰影下 運動員藉由奧運出走
將和平列為首要奧林匹克精神的奧運， 同時也是抗議場合以及嘗試孤立獨裁政權的平台，在過去冷戰時代，緊張局勢也顯現在運動場上。 對於部分運動員和教練來說，奧運提供他們一條叛逃的途徑。
在1948年的倫敦奧運會上，捷克斯洛伐克體操教練普羅瓦茲尼科娃(Marie Provazníková)拒絕回國，讓她成為史上第一位在奧運尋求庇護的人。在這屆奧運開幕半年前，捷克斯洛伐克爆發二月事件，共產勢力推翻民主政府而掌權。普羅瓦茲尼科娃表示，她是由於布拉格「缺乏自由」而尋求庇護。
澳洲線上媒體The Conversation報導，在冷戰期間，許多不願在共產國家生活的動運員選擇前往美國或西歐開啟新生活，儘管他們遠離家鄉的動機往往政治和經濟動機重疊，不過他們的行動自然不可避免地被以政治化的語言報導，媒體通常用「叛逃」來統稱。
在1956年墨爾本奧運期間，超過30名匈牙利運動員叛逃。在這屆奧運開幕前不久，蘇聯血腥入侵匈牙利，導致該國的政治改革告終。據信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積極遊說匈牙利運動員叛逃，在美國協助下，這些運動員從墨爾本前往美國。不過後來有報導指出，有些叛逃者很快發現，美國的生活不必然比共產的匈牙利更美好，四分之一叛逃的運動員最終返回匈牙利。
在冷戰高峰期下舉行的1972年慕尼黑奧運，留在西德尋求庇護的運動員更超過100人。美聯社報導，這些運動員想遠走他鄉的原因各異，包括想在民主國家生活、對和平生活的盼望，也有人僅是希望充分發揮自己身為運動員的真正價值。
國際賽事尋求庇護趨勢上升 難度也更高
事實上，現在舉辦國際賽事的國家對這些行動並不陌生，也有相關程序應對。即便如此，部分案例還是讓官員措手不及。
根據聯合國關於尋求庇護的協議，庇護請求人需要人在另一個國家，同時，他們提出拒絕回國的理由，須與政治、民族或其它形式的迫害相關，經濟因素並不被列入庇護理由。而運動員因為常赴海外參加國際賽事，擁有較大的移動自由，也較容易達成這個前提。
不過，冷戰時代告終後，運動員想獲得庇護身份變得更困難。在2012年倫敦奧運期間，10多名選手提出庇護請求。然而，這些庇護裁決後來延宕數年，許多運動員更面臨無家可歸等困境。
但是，運動員在國際賽事尋求庇護的案例卻有增加的趨勢。2006年的墨爾本大英國協運動會(Commonwealth Games)有26名選手和代表隊官員尋求庇護。到2018年的昆士蘭黃金海岸大英國協運動會，這個數字上升到超過200人，澳洲政府後來駁回了所有庇護申請。
應對人權問題 國際奧委會被批魄力不足
在國際奧委會(IOC)方面，並沒有對在奧運上尋求庇護的人數進行官方統計。國際奧委會曾在2012年回應德國媒體，表示「奧林匹克章程」中沒有與此議題相關的規定。
儘管在過去20多年，國際奧委會和聯合國難民署(UNCHR)合作，在難民營推廣運動賽事參與，並組織難民代表隊於2016年里約奧運首度亮相。但與此同時，在伊朗於去年9月處決曾參與反政府示威的冠軍摔角手阿夫卡里(Navid Afkari)後，國際奧委會沒有聽從國際呼籲懲罰伊朗，被批評在人權議題上的魄力不足。
國際奧委會已開始對齊馬努斯卡婭的案件展開調查，並要求白俄對此事件做出回應，而國際奧委會是否會就此事件制裁白俄，還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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