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政
進入1990年代，中國司法系統公檢法，包括羈押囚犯的監獄、勞改場、勞教所，以及看守所、收審所和收教所，開始有數量可觀的大學畢業生分配進入。但是，大多數畢業生所學專業並非監獄管理、勞教管理、心理學、犯罪學、教育學等。他們之所以願意整天跟「罪犯」打交道，主要原因在於：職業穩定，收入不菲，灰色收入可觀；而且監獄幾乎都「企業化」，犯人是天然的免費勞動力，創造大量贏利；而這些收入從來不會納稅，都用來發福利和獎金。
這些進入監獄系統的大學畢業生，跟幾十年一貫制的獄警管教絕大多數來自轉業軍人相比，前者對嫌犯較有同情心，審管手段相對文明；後者態度粗惡，甚至暴虐，少有拿犯人當人的。這並非說中國司法文明程度高，反而建政幾十年來，鎮反、反右、文革和八九民運等政治運動中「政治犯」的普遍存在，足以證明言論、出版、新聞自由等基本政治文化人權被剝奪、司法不獨立、政治專制。
專案員警向收審所員警提出，改變我在監倉的惡劣生存環境。值班獄警將我押送回監倉，要求阿偉將我的鋪位安排在靠近門的位置。我說不用了。我要靠自己改變艱苦處境。適者生存。細緻到每日僅有的吃喝拉撒，否則就是「強姦犯」的下場。囚犯死在監倉，所方找個藉口推脫，易如反掌。
收審決定書。（圖文無關／取自網路/本文作者提供）
每個囚犯的生存欲望都非常強烈，為了捍衛生存權利而不擇手段。在每一座監所，囚糧不足以果腹，高強度的勞動，人性被扭曲，都顯出動物的獸性。饑餓、疾病、酷勞、羞辱、沒有人格尊嚴。除非死了人，家屬有可能瞭解冰山一角，外人不可能瞭解內情。看守所、收審所、監獄、勞改場、勞教所，都是封閉的黑屋。黨化公檢法，自己既是偵辦方，也是公訴方，更是裁判方，都是一家人，社會、媒體和公眾沒有監督權。
囚犯跟外界的聯繫是斷裂的，信件、物品都要拆封檢查，犯人接見旁邊有員警看守，收音機、電視機被嚴格禁止或設定頻道，沒有報刊和書籍。囚犯權利不得保障，沒有任何隱私可言。外界包括媒體瞭解的，都是經過關押場所嚴格篩選而美化的資訊，這些透露 給外界的資訊都是不真實的。對於這些獄中黑幕，囚犯出於中國傳統的「報喜不報憂」思維，一般在會見親友和律師時都不願說明實情，何況說了也白說。
中國大陸沒有一本全面真實的監獄小說、監獄電影，而監獄文化是考察司法黑暗與公正，野蠻與文明的載體之一，也是犯人是否享受人道待遇的明證。不同政見者牢獄親歷著作，在海外有出版發行，但在中國大陸被嚴禁出版。當局的胸襟和人道立場，由此可見一斑。即使已被官方定性錯誤的「文革」，遭受嚴酷關押的知名知識份子的回憶錄《牛棚雜記》、《幹校六記》等等，也僅記錄關押經過，而對當局的政治迫害暴虐手段，缺少制度性討伐和清算思考，或者有思考也不敢寫出來。
取證返回途中，我又讓員警代買了許多食品和香煙，但在收審所第三道大門口，全被值班看守沒收。只有藏在褲襠的兩包香煙，僥倖逃過黑手。
以第一次坐牢的經驗，體內儲存的營養，我最多可以支撐一個禮拜，脂肪消耗差不多的時候，胃部也馬上萎縮，緊跟著就是強烈饑餓感的折磨。入獄頭15天是最難熬的，以後就會逐漸適應，人也就變得形銷骨立。
人圈
監倉跟牲口圈一樣，牲口尚有吃飽喝足的權利，吃得好睡得香，養得鰾肥體壯，等待屠戮或幹活；而等待收審囚犯的則是遙遙無期的羈押——僅夠活命的粗劣飯食、污濁擁擠的容身空間、隨時面臨毆打的恐懼，沒有絲毫人格尊嚴。所有的罪惡應該得到刑罰，在他們得到懲罰的過程中，健康權、吃飯權、醫療權、放風權、休息權、閱讀權絕不應該被剝奪。就人道待遇而言，所有的中國囚犯都值得同情和悲憫，不管他們是政治犯還是刑事犯。
李敖曾說，坐牢必有四失：時間、朋友、敵人和空間。昨天、今天和明天都被拷貝得一模一樣，每天重複，時間不被用來學習和創造，生命也就失去活著的價值；朋友關心著你，卻被高牆隔斷，有的朋友也對政治犯敬而遠之，惟恐被無端牽連；政治犯的敵人不是私敵，而是龐大嚴密的制度，你被投進監獄，你的敵人就意味著暫時少了一個反抗者；空間就是六面水泥牆，時間久了，思維就圍著侷促的空間打轉轉，變得遲鈍起來。臺灣兩蔣時代的監牢跟大陸共產黨的監牢，管制手法確實很相像，甚至連打飯洞的位置和大小，都絲毫不差。
以上，在李敖著作《快意恩仇錄》中，臺灣早期「台獨」學生領袖謝聰敏著作《臺灣的黑獄——談景美軍法看守所》，都有詳盡記載。李敖跟國民黨鬥幾十年，鬥死老子蔣介石，又鬥兒子蔣經國，非常罕見。中國大陸許多人誤讀了李敖。李敖的價值，首在幾十年公開反對國民黨獨裁恐怖統治、不屈不撓的姿態；其次才是作為作家、政論家的李敖。今天中國大陸獨獨稀缺的，就是像李敖這樣錚錚鐵骨反獨裁的鬥士，李敖是所有求自由的中國知識份子的楷模。
收審所的日子，喪失時間概念，每天被起臥、打飯、開關門和電視機等標誌事件，劃分為幾個時間段。清晨6點，值班獄警拿著鑰匙，嘩啦啦依次打開幾十個監倉，時不時吆喝「起床，起床了！」聽到開門聲，頭腳交錯擠睡在一起的囚犯，從水泥地板上爬起來。每人身下墊一條配發的淺紅色毛線毯，長2米、寬1.5米，幾對折鋪在身下一尺來寬當被褥。這也是監倉不超員狀況下，一個人的睡躺寬度。起床後，將毯子折疊整齊，然後拿到水泥炕上，交給值日犯人。每個人都給自己的毯子做了記號——或在邊緣某個位置用線頭打結，或用筆劃上符號，彼此不會搞混淆。家屬送進的衣物卷成包裹，睡覺當枕頭。冬天，所裡發放三合板，一張張緊密鋪墊在水泥炕上隔潮保暖。然後，囚犯拿著毛巾、口杯去廁所排隊刷牙洗臉。當過兵的囚犯，會被安排專門整理被毯。毯子靠牆疊碼成高約50公分的一長溜被垛，外面用較新的毯子裹住，被垛捋得有棱有角。白天任何人都不得靠坐被垛，包括號長和獄頭。每日，值班獄警都會趴在監視窗檢查內務，然後通過每個監倉的喇叭，公佈評比結果。洗刷完畢，全體囚犯排成兩排坐在過道，等待開早餐。其他人安定下來，值日囚犯拿著撕下的一塊毛線毯頭，屁股撅得高高的，張開兩臂彎腰擦拭水泥炕和走道。隨後，依次將毛巾三折對疊，整齊地掛在走道鋼條上。
半個小時左右，會聽到叮叮哐哐的聲音傳進監倉。外役囚犯拖動竹籮筐、大水桶，順著倉號送早餐、開水。有飯票的犯人，可以用來買包子、饅頭、油條和糯米糰，其他人是沒有早餐的，只有白開水。每天兩頓的囚飯，每人一大勺劣質米飯和一勺水煮菜。米飯裡經常有老鼠屎、小石粒；湯菜裡難得看見油花子。飯票是囚犯親友把現金交給管伙食的後勤獄警，然後由獄警將現金兌換成等值的塑膠飯票，隔幾天發放給囚犯。午、晚餐都會有加菜，只能用飯票買。加菜是伙房單獨做的，油水很足，每份都有幾大塊連毛帶皮白嘟嘟的肥豬肉，但是營養、味道要比囚飯好多了。有時加餐也有烤鴨、燒鵝和燒雞。一隻烤鴨60元，幾個人合夥買一隻。60元在1994年前後，這幾乎相當於內地中小城市一些人的月工資。
這僅是收審所黑色經濟的一部分。加餐飯菜的香味飄散在監倉，對那些面黃肌瘦、饑腸漉漉的囚犯，誘惑委實很大。每個週末，全所所有囚犯集體加餐一次。所謂集體加餐，每個囚犯一大塊紅燒肉，大者一兩，小者半兩，人人有份。外役囚犯按每個監倉關押人頭配肉塊，要多也就多那麼幾塊。肉盆由號長端著分發，按犯人地位高低，肉塊從大到小。為此，囚犯之間常常起爭端。
其餘時間，犯人要麼靠牆坐著發呆，要麼爬在水泥炕沿上寫信，要麼三五人圍在一起玩撲克牌、象棋和麻將。沒有書可讀的。日子每天如此重複。
囚犯小團夥，是以「鍋」為標誌的——幾個人飯菜混在一起圍堆吃飯。每鍋2—5人，主要由那些有飯票的人組成，也有以省籍老鄉組成的。每鍋就是一個利益體，實行「共產主義」，食品和用品，每個「鍋員」平等享用。即使一支香煙，也是每個「鍋員」輪流吸一口。如有「鍋員」受到欺負，其他人都會出手支援，打群架都是這樣引起的。每個監倉結成的「鍋群」，一般在3、4個，「鍋員」也就十多人，大多數人獨自吃飯，勢單力薄，淪為被欺負對象。
收審所囚犯跟看守所一樣，因在偵查取證期，不能會見親友；進出信件，全部通過管教檢查，嚴禁涉及案情、監倉內情。半年以後，我才獲准通信；其他囚犯，入倉即可通信。關鍵字句，我用英文書寫。管教問起什麼意思，就隨口編一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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