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上午十點鐘左右，我和劉蘇裏帶領數十名從天安門廣場撤離的中國政法大學學生走到了學院路上的薊門橋，兩百米外的中國政法大學校園已經遙遙在望。此時，我們由於一夜未眠，又經歷了四個多小時的持續步行，已經疲憊不堪。於是，我和劉蘇裏商議後暫停腳步，重整了一下隊形，在一面迎風飄揚的校旗引導下，數十名師生排成整齊的四路縱隊，盡管大家都已經極度疲憊和悲傷，也不敢自詡為勝利之師、威武之師，但還是互相鼓勵，積聚起最後的精神和體力，期望以不屈的形象和良好的精神面貌出現在母校師生的面前。
身為教師的我和劉蘇裏繼續在前頭帶隊，並輪流帶頭呼喊口號，以鼓舞學生們的士氣。一時間，口號震天，「殺氣」騰騰，絲毫看不出這是一支被迫從天安門廣場撤離的隊伍，以至於道路兩旁有不少民眾誤以為我們是一支開往北京市區的增援隊伍，紛紛急切而好心地予以勸阻：「同學們，不能再去了，千萬別去了！那些畜生殺人都殺紅了眼呀！」......
當我們來到中國政法大學東校門的時候，聽了北京市區響了一整夜的密集槍聲，在中國政法大學東門口翹首等待已久的數百名師生，爭先恐後，一擁而上，緊緊地擁抱著我們這些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事件的幸存者。我任職的單位中國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一位中年女教師，看見走在隊伍前列的我，撲上前來哽咽著喊了一聲「小吳......」，就再也說不下去了，一把緊緊地抱住我，放聲大哭。中國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長馬建石老師含著眼淚，不停地輕輕拍著我的肩膀，既激動又欣喜地說：「小吳，你可回來了，你可回來了！」我也很激動，帶著哭腔叫了一聲「馬老師......」然後幾度哽咽，說不出話來。在中國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老教師中，馬老師是我最親近的人，我經常會去他家中聊天，陪他下幾盤象棋。馬老師五十年代畢業於北京大學俄語系，由於他與妻子劉夢丹老師都是地主家庭出身，因而一向謹言慎行，時常為我的一些「出格」言行而擔心，好意提醒我要注意政治後果。
在經歷了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過程和六部口坦克追軋事件之後，我們還活著，我們確實是倖存者，但是，我們並沒有絲毫的欣喜和慶幸。一進入中國政法大學東校門，我們就看見了在教學大樓前的幾張課桌上並排躺著在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離隊伍事件中五位遇難學生的遺體。我們這些倖存者立即走向前去，面對著這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齊刷刷地跪倒在地，第一次放聲痛哭。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跪下了哭泣，第一次是上初中時在二外婆的靈柩前，我幼年時由二外婆撫養，無兒無女的二外婆非常疼惜我。
淚眼朦朧中，我依稀看見那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尚在滴血，一名遇難學生的頭顱被坦克軋爆了，綁在額頭的紅布條此刻已經深深地嵌入右側面額，另一名遇難學生的右半部身軀已經被坦克擠扁......我始終沒有上前細看這些遇難學生的遺體，這些遭到坦克輾軋的遇難學生遺體慘不忍睹，實在不忍心去細看。劉蘇裏本來是與我跪在一起的，後來不知是因為起身帶領呼喊口號，還是因為上前觀看遇難學生的遺體，他的白色耐吉球鞋沾上了遇難學生的血跡，十分醒目。
在一片哭泣聲中，一陣陣口號聲沖天而起：「打倒李鵬偽政府！」「血債血償！」「我們絕不會屈服！」......其中一位帶領呼喊口號的學生，是我所認識的國際法專業的李姓碩士研究生，只見他跳上了課桌，淚流滿面地帶領呼喊口號，揮舞著拳頭，一臉悲憤，平日的斯文形象早已蕩然無存。
師生們尚在痛悼哭泣，而大批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又沿著中國政法大學東大門前的學院路由北往南挺進過來，向北京市區開進，沿途曾經多次開槍示警，並對准中國政法大學東校門上方橫掃了一梭子子彈。後來我知道，這些沿著學院路向北京市區挺近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隸屬於陸軍第64集團軍。
當時，有一名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告訴我，在此之前，曾經有一些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在看到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後異常憤怒，不顧其他師生的再三勸阻，沖出了東校門，在學院路上攔截途經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搶奪了幾支槍支帶回校園，准備武力抵抗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進入校園。
在進入中國政法大學校園以後，我就一直跪在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前，跪了很久很久，一直到劉蘇裏叫我一起回青年教師小平房住處，與陳小平會合、商議。在長跪的過程中，我的腦海中不時浮現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的經曆和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離隊伍慘案的情景，心中默默地立下血的誓言：「永不遺忘！永不遺忘！！永不遺忘！！！」這個血誓，正是我後來持之以恒地搜集六四屠殺資料、研究六四屠殺真相的最初起源和動力，也讓我付出了常人難以承受的痛苦和代價。
作者》吳仁華 1989六四民運參與者，歷史文獻學者，著有《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屠殺內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六四事件全程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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