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豪毅／政治線記者
去年五月，促轉會舉辦訪談成果發表會，促轉會祕書江俊儒公布8 位曾為線民的訪談記錄，其中一名檔案中化名「陽翰」的線民，資料顯示該線民為時任《台灣新文化》社務委員林文欽，然而促轉會調查發現監控資料撲朔迷離，有多處矛盾之處。
直到促轉會找上林文欽本人，林承認認識檔案中的「轉報人」，即為其文化大學同窗，在他辦出版社時，這位同學經常來找他聊天；被問及是否得到獎金3千元，林文欽答：「他不曾拿過錢給我，不論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如果他們要報帳，應該要給我簽什麼單據吧？」
促轉會對此案特別重視，將此案放在簡報最後做強調，並將承辦的調查局幹員訪談也一併呈現。訪談中調查幹員坦承回答：「林文欽是我同學，『陽翰』是我掛名，他不是運用人員」，問為何不寫實際幫助的人名，調查局人員說：「可能對方也不方便」。
情治人員找自己熟人打探消息，一方面要維持情報品質，另方面也要保護自己的親朋好友，懂得人情世故的讀者稍加設身處地思考，兩面為難可以想見，在運用「化名」做為保護情報來源的斷點時，幹員費盡心思走在天平兩端，其內心之煎熬、處境之困頓，絕非檔案上的字裡行間可以道盡。
在週刊的爆料中，黃偉哲被控為線民的直接證據付之闕如，一紙線民一覽表更是間接資料的彙整，看不到A143與黃偉哲之間的連結，所有指控都由「知情人士」、「看過檔案人士」的匿名消息來源帶過，被幾位名嘴言之鑿鑿的「爆料」，頂多只有二級有感地震的等級。
必須指出的是，對線民的指控、追殺，與轉型正義目標還有一大段差距，在戒嚴時期的國家機器掌控下，線民之所以成為線民，有多少不為人知的威脅利誘成份參雜其中，當時的時空環境與如今截然不同，在毫無說服力的文章企圖為黃偉哲貼上「線民」二字，又能為社會帶回多少真正的正義？
如前所述，促轉會在8名線民的調查中，發現了一起調查員擅自虛構化名了一位不存在的運用人員，讓林文欽無辜揹上了黑鍋，若非調查員自己證實，這黑鍋恐怕三五年還拿不下來。如今匿名人士透過週刊對線民的獵巫與追殺，又有多少正義的成份存在，這當中的落差危如深淵，豈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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