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以來，研究蘇聯共產黨垮臺和解體與民族問題一直是中共主要的資助項目。中共已經實施了這些項目提出的一些建議，更全面剝奪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的集體與個人權利。那麼黨國國師如何評估中共以往的民族政策並提供了什麼新的政策建議？
國師們以費孝通編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1989)書中的「漢族作為核心融合其他民族」的「整體史觀」，建構「大一統」，以中華民族和漢語作為「大一統」的熔爐。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馬戎從1993年到2020年出版的書文，全面評估了中共創始以來在民族問題的意識形態和政策，為使民族地區更全面納入「中華民族 」提供了話語和方案。
國師們推「中華民族一體」全面剝奪民族自決權
在《《民族與社會發展》（2001）書中，馬戎認為56個民族提法會產生誤導，國際社會將認為每一個民族都有自決權並以此建立自己的國家，因此在使用民族時只保留中華民族，中華民族中56個民族改成56個族群，使用漢族、藏族、維吾爾族、蒙古族取代漢民族，藏民族，維吾爾民族和蒙古民族等；將中華民族的英語翻譯為the Chinese nation，將56個民族翻譯為56 ethnic groups。這樣中華民族各族裔就可以對應美國的白人、黑人、西班牙文裔等，就不會有各個民族自決權的聯想了；他也提出將漢語作為中華民族的唯一通用語言。
在習近平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後不久，國師們開始提出了修改民族政策的建議。馬戎將中共上世紀以民族識別和民族區域劃分的民族政策稱為「第一代民族政策」，評釋這種民族政策學習蘇聯模式，而蘇聯的民族政策導致解體；建議中共應該過渡到「第二代民族政策」，「統一」各族群認同，這種認同是中共的「中華民族」、「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提出了「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實施方法，從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形成「中華民族交融一體」。這種政策在政治上：
「淡化附加在各族群（民族）成份上的政治權利，不允許任何族群（民族）聲稱是某一特定區域的族群（民族）利益、 資源權利和治理權利的代表，不允許以各族群（民族）成份來要求在國家享有或在特定區域內享有特殊的權利和義務，各省級行政區、各地級行政區、各縣級行政區的權利和義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以族群（民族）因素而在享有特殊的權利和義務，消除有群體差異的權利和義務。」
胡鞍鋼的經濟政策提出了在民族地區「破除阻礙市場經濟發展的體制性和機制性障礙」，強化「民族地區與國家其他地區之間的經濟互動和聯繫，加強東部對西部的流動和影響」；在文化上將不同民族傳統融入集體文化和身份（「中華民族」、「中國人」），防止「 宗教極端主義」，更加關注促進對國家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儀式」，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漢語和普通話）的學校教育；在社會上使用新的方法增加「自由流動」、使「族際共同居住和自由通婚」，改變現有的行政區規劃，改變自治區域的人口構成（使非漢族人在自己的家園上也變成少數）。馬戎和胡鞍鋼的「第二代民族政策」都提出了要以美國民族融合模式為參考。
「公民平等」實際上是強勢族群完全操控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郝時遠認為沒有必要取消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指出中共的民族政策不是蘇聯模式，美國模式也不是中國的榜樣。他強調蘇聯解體不是由境內的非俄羅斯民族共和國造成的，而是俄羅斯共和國首先獨立造成的，非俄羅斯加盟共和國在軍界、行政、司法部門中俄羅斯族比例不足，這是蘇聯主權國家聯盟設計的結果，也是造成其他加盟共和國隨後獨立的原因。在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設計及其實踐，不存在漢人在民族地區核心部門比例不足的問題，因此應該繼續保留民族區域制度。
郝時遠的觀點反映了中共的民族區域制度設計和實踐保障了在這些區域內漢人的大權在握，但他未說明中共（最高層都是漢人）通過黨國機制有效地控制民族區域，這種自治制度不過是有名無實。馬戎和胡鞍鋼以每個人生而平等或「公民平等」，反對給予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但問題是中共制度造成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與漢人生而不平等，出生後更不平等，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在自己地大物博的家園被剝奪了基本權利和資源，被剝奪了信奉和實行自己宗教、或使用自己文化和語言的權利，這些民族多數人的社會地位和收入普遍低於漢人的趨勢繼續增大（這恰恰是馬戎比較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所證實的），所稱的「公民平等」不過是無公民權利奴隸之間的關係，是由統治者和強勢民族操控的。爭論雙方在維護中共一黨獨裁、背書中共剝奪人民和民族自決權的「中華民族一體」是一致的，都不質疑中共專制剝奪所有人的公民權利、剝奪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的民族權利。不同點在於，馬戎和胡鞍鋼將分裂指向「藏獨」和「疆獨」；郝時遠反對對方將分裂僅限於指定的某些特定民族，他稱「民族分裂就是分裂中國、分裂中華民族，台獨、港獨、藏獨、疆獨都屬於民族分裂勢力，在這個問題上不存在漢族與少數民族之別」。
民族政策爭論的雙方都寄託於強化中共權力實施自己的方案，中共從2013年後綜合了上述幾位國師的建議，繼續採用費孝通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詞語，延續自治區、州、縣、鄉作為民族區域行政劃分的單位，但在這些民族區域實施馬戎和胡鞍鋼的加速同化政策。
控制歷史話語建構民族國家話語
在習近平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後，國師們的民族問題話語在中共最高統治者的復興之指導下言說，繼續使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多元不過是將圖博和維吾爾文化等作為口號和觀賞，一體是實質，「中華民族復興」不過是「大一統」天下帝王復辟的現代升級。
馬戎在2016年主編《「中華民族是一個」——圍繞1939年這一議題的大討論》，這本書使用顧頡剛的文章「中華民族是一個」作為書名。 顧頡剛為防止日本帝國侵略分裂聯合抗日提出了「所學務求實用」。不過馬戎迴避了在當時顧頡剛可以自由地批判國民黨政府和中共的獨裁。1949年後，中共牟取政權後，顧頡剛所學不能由己，只能被中共「大一統」專制使用。知識人被強制灌輸並納入黨國體制，喪失了獨立批判政府的意識和能力，更不用說對自己過去盲點和錯誤的自主反省了。馬戎只引述顧頡剛的說法而不分析和辯駁，恰恰違反了顧頡剛在學術自由時實踐的「辨偽」方法。 馬戎批評抗戰時費孝通的觀點謬誤，費孝通當時主張「民族間的裂痕，並不在民族的不能相處相共，而是出於民族間在政治上的不平等」。但馬戎迴避了審視費孝通當時使用的方法和觀點是否可以説明分析中共統治下的民族問題。費孝通在1949年後從不質疑中共制度導致民族間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不平等，而是説明中共以「中華民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構民族國家，他的人生軌跡是中共體制下被改造 知識人從思想自律到進入體制被權力者看中的國師之路。
拒絕承認中共統治下存在土著人民和原住民族
馬戎在中國[少數民族]問題中沒有提到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長期居住的土地問題也未批評中共針對這些民族的殖民政策。他批評了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在《聯合國土著人民權利宣言》第一輪中投了反對票，對其他國家產生了負面影響。但是他沒有評論中國政府雖然簽署這個宣言但否認土著人民的權利和義務。馬戎嚴格遵守中共宣稱其統治下沒有土著人民的禁忌，也不使用原住民族詞語討論中共的政策和實踐對藏民族、維吾爾民族和蒙古民族等造成的影響。
中共民族問題國師言說最多的不外是「民族優惠政策」，企圖以優惠政策掩蓋被剝奪的民族自決權。 這種優惠政策不過是「大一統」專制者繼續剝奪非漢族權利和掠奪資源和財富的遮羞布，中共利用民族問題爭論加快推行強制同化，在喧囂的大漢沙文種族主義中牟取合法性並建構擴張的超級「大一統天下」。
延伸閱讀
→中共霸業與國師（一）誰的「天下」？服務了誰？
→中共霸業與國師（二）「天下」與「大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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