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川口命喪早稻田
一九七二年（昭和四十七年），日本已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
一月，日本士兵橫井庄一在關島的一片叢林中被人發現，當他「羞恥地活著」回到日本時，二戰已結束二十八年；
二月，札幌冬奧會；
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隨後中美發表《聯合聲明》。
就在此時，五名「聯合赤軍」（連合赤軍）青年正在長野縣冰天雪地的淺間山莊挾持人質同警察開展槍戰，龍城中的他們從電視上看到了這條新聞。
一名戰士的頭頂「轟」一聲炸彈般爆炸，受到強烈的衝擊。就在一年前，毛主席登上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人民呼籲誓死進行「反美鬥爭」。
而今卻「相逢一笑泯恩仇」。
另一名戰士的老母親向兒子喊話，「時代變了，尼克森同中國握手了，毛澤東交給你們的任務完成了，兒子回家吧」。兒子受不了，「該死的警察，利用老娘」。氣得向窗外開槍。
還有一名戰士的父親更是喊出了令人絕望的消息，兒子的同志已在大山里的革命根據地被自己人「肅清」了。也就是「聯合赤軍」以革命的名義動用私刑殘殺自己的同志，加上之前因擅自離開「革命根據地」的兩人，一共十四名同志被「內部肅清」。
五月，另外一批主張世界革命的「日本赤軍」三名戰士，在特拉維夫空港襲擊旅客，造成二十六人無辜死亡；
六月，美國「水門事件」；
九月，中日建交，日本同台灣斷交；
十一月，大歷史的裹挾下，一名無名小卒死了。
有人在東京大學附屬醫院前發現了一具被遺棄的的屍體--全身有四十處被毆打的痕跡。
這名青年男子名叫川口大三郎，早稻田大學（以下簡稱「早大」）第一文學部二年級的學生。死前那天，被五名「革馬派」活動家綁架至文學部學生自治會，從口頭辯論到集團凌暴致死。
1882年明治維新時期的開國元老、前首相大隈重信創立的早稻田大學
新左翼暴力內訌——「革馬派」與「中核派」
戰後日本絕對和平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教育下，世界名校早稻田校園內，光天化日之下竟然發生如此殘忍的事件。
事過半個世紀，因《他死於早稻田—大學校園內私刑殺人事件的永遠》（《彼は早稲田で死んだ―大学構内リンチ殺人事件の永遠》樋田毅 文藝春秋 2021年）擺上了紀伊國屋書店吸人眼球的位置而喚起人們的記憶。
川口被群毆致死的原因是因他參加過「中核派」的集會活動。
所謂「中核派」與「革馬派」，本是同根生，究竟何因如此相煎急呢？
必須費些筆墨釐清一下日本戰後學運史。
「全學聯」本是一個為學生爭取各種權益的機構。具有正義感的青年學子在反權威、反秩序時受到馬列主義的影響。一九五五年日共「六全協」召開之後，宣佈放棄武裝鬥爭。左右變臉的日共，使得以改造社會為理想的青年失望。加之匈牙利事件，蘇共的反斯大林運動，共產主義的陰暗面曝光，本來在青年中有人氣的日共名聲大跌，重新洗牌組合的黨派團體與日共、蘇共等老左翼劃清界限，稱為「新左翼」。 新左翼比老左翼更左、更激進，他們反對「燒香作揖」式的溫情主義，主張暴力革命。
高橋和巳的《憂鬱的黨派》、《日本的惡靈》、柴田翔的《但，我們的日子》、真繼伸彥的《光之聲》等文學作品都描寫這段時期學運中的問題。
一九五八年成立的「共產同」（BUND）取得全學聯的主導權，指揮了六〇年的安保鬥爭以及衝擊國會的「直接鬥爭」。但安保條約生效，「共產同」內部發生分裂。共產主義同盟赤軍派是其分裂後的一個產物。
另外一個反日共的「革共同」（日本革命的共產主義同盟）經過三次分裂後形成兩個革命宗派，也就是「革馬派」（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它的核心人物是黑田寬一。在「雙革命」的崇高目標下，絕不寬容。
其同根兄弟是「中核派」（革命的共產主義同盟者全國委員會），它的核心人物是本多延嘉。本多也曾是早大第一文學部的學生，本來黑田與本多都是「革共同」的創始人，後分道揚鑣。
一九七五年，本多在自家遭破門而入「革馬派」幾條漢子一陣亂棍打死。
二者在意識形態上高度相近：反美帝，反達林主義。這裡不僅指反蘇共，也反中共，反所有的執政黨，要革命，就要搞世界革命，搞托洛茨基主義。
但二者在戰略方式上根本對立。
「革馬派」重視組織與理論的建設，「韜光養晦」，以待捲土重來。在後來的「全共鬥」運動，尤其是在學生死守東大安田講堂，與警察決死一戰中，不聲不響地撤兵，等於釜底抽薪。結果警察的機動隊輕而易舉地得到一個制高點，用高壓水龍頭自上而下地對付學生。
「中核派」主張對這種「敵前逃亡」的行為應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送上絞刑架。從此，「革馬派」為新左翼其他宗派所不齒，被排除在「全國全共鬥」結盟之外。
「中核派」擅長於開展群眾運動與街頭運動。
二者都自認為自身代表革命的絕對正義，而對方則是革命的叛變分子，階級異己，仇人相見，互為俎上肉。
形形色色的新左翼派閥之間的內訌、暗殺、綁架、私刑、肅反、爆破、恐怖活動，甚於與日共民青的對立，甚於與右翼的對立，甚於與權力的象徵警察的對立。甚至互相向警察告密，借刀殺人，以便鞏固與發展自己的地盤。
革命的不妥協性加之摻雜人性中的個人功利、投機、犬儒，使得革命成為一場「人鬥人」、「人整人」、乃至「人殺人」、「人吃人」的集團暴力狂歡。
稍微讀一下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史，骨髓凍透，血液凝固，渾身僵硬，四肢麻木。
「革馬派」與「中核派」動用角材、木刀、石塊的一場「親不親，階級分」的死鬥。
「親不親，階級分」的悲劇
早在一九六四年，早大的「七·二〇事件」中，「革馬派」與「中核派」動用角材、木刀、石塊來了一場「親不親，階級分」的死鬥，同年年末，「革馬派」掌握該校學運的主導權，竭力「清零」其它新左組織，早大成為「革馬派」的據點校。文學部、法學部、商學部等學生自治會被「革馬派」控制，變相強徵會費，著名的「早稻田祭」的實行委員會基本被「革馬派」掌握，也是其經濟命脈。
有的學生因觀點不同而被「革馬派」毆打以致不敢到校上課。
一九七〇年，一位名叫山村政明的文學部學生被「革馬派」群毆，在學校附近的神社以自焚抗議。
但大學對囂張的「革馬派」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直到一九九四年新總長（相當於校長）上任，下決心刮骨剜毒，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九年的三年間，中止「早稻田祭」。但也有人說如今大患雖除，但餘息尚存。
一九六五年，橫濱市立大學學生奧平浩服毒自殺。
奧平曾積極參加「中核派」組織的抗議運動，但他的戀人卻是早大「革馬派」的成員。
奧平留下一部遺稿《青春的墓碑》，記錄了自己從仰望上帝的少年到走上共產主義革命道路的心路歷程；情愛與性愛；組織中的內訌，分屬兩個不同革命陣營中戀愛的苦悶與彷徨：
「在朝向同一道路邁進的兩種精神的碰撞中，我肉體的慾望在燃燒，我要她」；「請不要忘記，中核派與革馬派對立的存在，不在你我之間。我與你相愛之後才有相互不同的黨派。我在夢中忘情地擁抱你，試圖再吻你的雙唇，你用顫抖的聲音拒絕我『不要』，從我的手臂中掙脫。也許敵對組織的我們，無法相愛。無法說服對方接受自己的政治觀點，但倘若妥協，就意味著思想的屈服」。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自然容不得精神與肉體的插科打諢。一對相愛的學生就這樣被革命的甕罈蟲殺而天上人間永訣。
一九七〇年，東京教育大學「革馬派」學生海原老俊夫被「中核派」活動家綁架到其據點校法政大學私刑致死。「革馬派」放出狠話，不惜一切手段報復。
此時離川口之死只有兩年。
東大「全共鬥」時期的校門，中間是ML派掛的毛像，左右標語為「造反有理，帝大解體」。
以頭盔區分形形色色的新左翼宗派組織。
川口進入大學後參加「部落研究會」，從關注對部落民的隱形偏見進而思考階級、政治、時事。
川口父親早逝，由母親一手帶大，高昂的學費對一個苦孩子意味著什麼，他有切膚之痛，理所當地反對上漲學費。這類對現存社會問題的思考從而嚮往「正義的革命」，政治含金量很低。
川口也曾參加過傳統的「早稻田大學精神昂揚會」，他的口頭禪是「我愛早稻田」。他對文學部自治會的「革馬派」不滿，想了解「中核派」有哪些不同的觀點。事實上，他並沒有參加過新左翼的任何宗派組織，他只是一名二十歲的嫩頭青，思考與探索自己人生的意義。
川口之死，在學運低潮期，喚起數千學生驅逐「革馬派」的抗議運動。
村上春樹的小說《海邊的卡夫卡》敘述一位十五歲的少年田村卡夫卡獨自離家出走遠赴四國島的故事。他戀上高松某私立圖書館館長佐伯女士。佐伯二十歲時在東京的大學讀書，她的戀人被殺害。這位戀人顯然以川口事件為模型。
川口入學的這一年，村上春樹也在文學部。不過這一年他休學結婚，他在早大念了七年本科。
2021年，早大國際文學館—也被稱為村上春樹圖書館宣佈開館。早大另一位著名的校友柳井正-優衣庫的創始人捐款，翻修四號樓收藏村上的手稿。
今天，早大學子已鮮有人知道校友川口，他年輕的生命被一場革命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掃得無影無蹤。
「希望你記住我，只要有你記住我，被其他所有的人忘掉都無所謂」。佐伯曾對田村卡夫卡說。
青年們為什麼不生氣？
六〇年代如火如荼的「全共鬥」運動起因之一是日本最大的綜合私立大學--日本大學二十億資金不明事件。二〇二一年，該大學又痼疾重發。大學理事長涉嫌逃稅被捕。但如此重大事件，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集團憤怒已昨日黃花，就是「全學聯」，也早已一分為五，各自的加盟校都很少。
新冠疫情下，對關乎自己切身利益的的大事—比如上網課，卻徵收實體課的學費這樣不合理的學費標準都不吭聲，寧願窩在被子裡作縮頭烏龜。
對世界性的人道人權災難，用一句糙話來說，瓷腦。
「徹夜縫製的紅旗上，也染有故友，內訌的血」
從「全共鬥」代表詩人道浦母都子的這幾句短歌，可見新左翼如何失去了民心和道德制高點。「革命」被注射了嗎啡，上了毒癮，自己的腐肉尚未消毒清理好，那竊來的人造火種卻生出集團暴力的怪胎。
如今，新左翼運動的理想主義、批判精神，對世上所有不正義、不人道的事具有不恥感與違和感，進而抗議，推動社會的進步與完善，這些正能量都被革命大義下仇殺的血腥風雨所掩蓋。今天，「正義」、「理想」已成為低情商的標誌，頂多在這些詞語前加上一個「偽」字而一笑擲之。
日本最大的私立大學—日本大學的「全共鬥」運動。
台灣學者吳叡人的一段話，令人深思：
「七〇年代台灣民主運動發軔之際，在日本的市民運動、基督教會，進步法曹與知識人中就出現了堅強的支持友人，事實上，『台灣政治犯救援會』的成立可以說是日本七〇年代人權運動的一環。而七〇年代的人權運動又是六〇年代日本新左翼運動比較不受左翼教條扭曲的正面遺產之一」。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此一具有多樣乃至進步潛力的歷史認識動向卻被旅居日本的台灣民族主義者有意識地利用，並且逐步將之引導至台灣獨立派與日本右翼勢力意識形態結盟的單一方向」。（《台灣重返世界》頁105 頁109 衛城出版2019年第5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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