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近
我上了四樓，如往常一般來得早一點，所以站在走廊的窗檯邊等著下一節課的開始。因為地震關係延後開學的大學，在我回到東京時剛好開始了第一周，我以觀摩者的身分了參與了這個課堂，偶而提供一些台灣文化、風俗等問題的解答。從剛開始的陌生，到後來學生們對於這位每周都會出現的台灣老師雖也說不上熟識，但也都習慣了。
「映像台灣（從影像看台灣）」是通識課，不知大家是懷抱什麼心情選擇這門課的，但其中有一位工科的男學生很明顯對課程、對台灣充滿了興趣。三一一大地震的時候是日本的春假，這位男學生在假期到了台灣一遊，正好遇見台灣人為日本三一一震災展現捐款與慰問的熱情，讓他感受甚深。所以課堂的參與感也比其他人強烈。
每次在看完影片的討論時刻他都會發問，課後的心得作業也寫了不少。雖然問題的本身顯示他對台灣其實是陌生的，但因為喜歡，所以每一個「陌生」都成為他想要去瞭解的開始。
漸漸的，他發問的時候不僅望著Ｈ教授，有時也會看看我，並似懂非懂的聽著我的解答。
有幾次下課後，他上前問問題，還與我和Ｈ教授並肩走下樓，所說的都是他短暫到台灣的經驗與認識，配合著這學期課堂才學習到的台日相關歷史，明顯懷有高度興趣。不過我和這名學生倒沒有單獨接觸過。
學期就要結束了，現在他站在我身邊大約一公尺左右，一樣等著進入下節課的課堂，他看看我，我對他微笑點頭。忽然想到，作為老師的我是不是應該主動過去招呼這個學生，對於他的高度學習精神表示讚許，並且鼓勵他學習中文，有機會可以到台灣讀書，或者，到我的課堂來？……
學生很靦腆，我也很猶豫，下節課教室開放了，這樣的心思也瞬間結束。
其實日本媒體在多年前就自立了公約（默契），對於台灣「身分」的報導始終是很模糊的，加上日本諱言戰敗的歷史，官方在正式場合對台灣冷處理，許多日本學生對於日台殖民史毫無所悉也十分「尋常」。兩年前我也曾到過這個課堂，當時便因學生幾乎對台灣「一無所知」而感到吃驚。
沒想到因為一場世紀災難的台灣熱情解囊，在日本民間引發意想不到的效應，也帶動了一些年輕人主動關注台灣，並在社群網站上熱烈討論。
所以，這位學生也可說是因為災難的「機緣」而來認識台灣的吧。
距離，因為災難而拉近了。
但災難，真的是會讓人因此而靠近嗎？還是，讓人看見疏離的真相？
三一一大地震發生的下午，台灣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因為太過震撼，台灣媒體的報導又一向驚悚。電話雖然斷線但所幸網路是暢通的，知道我隻身在東京的各地朋友都紛紛捎來關心。有的非常迅速、有的則在一天兩天之後；有的持續關心著、有的如打卡應卯；有的不動聲色彷彿希望我先主動報平安……
我在電腦前看著這些朋友，感謝這些朋友的心意，但彼此也有種「重新調整」的認識。
天搖地動後第三天東京電力毫無緩衝期的宣布開始分區限電，社區很暗很安靜，我想像大家都在家中依偎取暖。我無法依偎，坐在床上開始盤算如何在停電的深夜度過仍會下雪的寒冬。電爐電毯電熱器之一切需要電的東西都無法使用，用瓦斯燒熱水還可以，不知會有熱水保溫袋嗎？清查電池後剩下兩顆，沒事就不開手電筒吧，並且記得先把電腦手機的電充滿。還有什麼呢？我需要地震笛嗎？
一個人在夜裡沉沉睡去。醒來後看電視都懷抱狀況變好的希望，但卻一次一次壞。三一一震災最棘手的不在地震本身，而是隨時充滿威脅的核電廠災變。福島二號機小幅氣爆後，要我回台北的呼喚湧進信箱，每一封都是擔心的語氣。
珍貴的情義，對照無論如何都改變不了的災難孤絕，愈發顯出人生在有常與無常之間難料的殘酷。
但真正的殘酷還在於，災難讓人知道人心如此靠近，也無可避免考驗了感情。
出發到東京之時，彷彿始終站在我身邊，說要到東京來看我的人，此時若說一聲「因為東京現在的狀況不太好所以取消了」，自然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說「倘若妳不回來，我還是到東京去看看妳吧」，便意外顯出情感的重量；然原本積極異常，至此卻彷彿擔心自己必須在「亂世」履約，就提也不提假裝從來沒有約定過的……內心除了啞然失笑，大約也能從中領悟「所謂感情」的真實模樣。
真正靠近的彼此，是願意為對方涉險，但對方絕不會願意你為他涉險。這是災變下最動人的互愛。人們總是喜歡看這樣的新聞，歌頌這樣動人的故事，成為太殘酷的災變下人性的救贖，用以撫慰倖存的人，以及因這一切心神震撼的旁觀者。
但如果這靠近的兩人，並不是人們認知中「應該」的那兩人呢？
人們喜歡不離不棄的故事。也的確有許多不離不棄的故事在震災中上演。但同樣真實的是，災難發生時忽然發現另一半居然自顧自的逃生、或者只顧保護他最重要的東西，甚至那個本能反應想「不離不棄」、「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對象竟然不是自己。我們歌頌了這樣的在災難中仍努力靠近的心意，也許背後就是另一方領悟了自己「被放棄」的殘酷事實。
幾個月過去，倖存者的後遺症也逐漸出現。以家庭關係來說，新聞報導災後訴請離婚事件增多，至今在日本搜尋網站上打入「三一一離婚」關鍵詞，還是能看見一連串的討論資訊。被核災間接波及的東京，生活與人生信念的選擇都成為全新的課題。因為生活議題不是紙上議題，關於食物、關於居住，都是無法迴避的日日實踐。有些連人生觀也起了變化，才發現彼此所想走上的人生道路是多麼的不同。
災難讓人體悟人生苦短，有些人更加珍惜緊密靠近的時光，有些人則驚覺須積極追尋自由，自己毀棄了原本守住的家庭秩序，義無反顧的離開。
日本導演是枝裕和在二０一一年連載的專欄結集《宛如走路的速度》中說道：「三月十一日前後，展現在我眼前──也包括過去──的世界的意義，便起了很大的轉變。」
對我來說，這所謂的「世界」，還包括了人生與人情的體悟：災難中的確需要溫暖撫慰，但孤絕仍與之並列，是無法相互抵消的。對於沒有共處當下的人，我們有時只能把獨有的孤絕記憶藏起來。重新去定義「永恆」的價值。
短暫返台重新回到東京，在民生日常稍稍穩定、並摸索出新的規律後來到了夏天。災後仍不放棄約定的朋友說：「只要妳回去（東京）我（們）就會去」。作為盡責勸阻的朋友，我提供了許多在觀光宣傳辭令之外，該不該到東京旅行的資訊，以及必須注意的事項。作為情義的回報。
後來在東京見面，即使只是在摩斯漢堡內喝一杯冰紅茶，或者僅是在吉祥寺井之頭公園散步聊天，都覺得「是的，我們如此靠近」。不僅在東京見面的彼此，縱使見不了面，我也在心裡一一記下了那些災變以來始終不懈怠的關心；而那些過不了災變考驗的關係，就算見了面，心裡知道是再也無法「靠近」了。
最後一節課結束，和Ｈ教授步出教室，那位工科學生一直伴隨著我們、聽著我們有關台灣與日本文化的討論。隔著Ｈ教授，我看見他求知的表情。這學期我們看了幾部台灣電影，包括侯孝賢王小棣李安魏德聖。「所以，你因此而更加認識台灣了嗎？」我想這樣問。「因為三一一捐款而讓你覺得『靠近』的台灣，是真正的靠近了嗎？」我也想知道。
但這對一個才修了一學期的通識課的大二工科男學生來說，應該是太為難了。
本文摘自二魚文化《東京暫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