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p]快跑的未必能贏，力戰的未必能勝。
──聖經《傳道書》[/nop]
與公路有關的文學和電影，在西方早已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門類。凱魯阿克的《在路上》記載了美國「垮掉的一代」的夢想與失落，沒有公路，哪有「在路上」的精彩人生呢？而晚近二十年以來的「中國崛起」，更是以高速公路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爲標誌。儘管中國的經濟總量尚落後於美國，但中國的高速公路里程已達十萬公里，超過了美國的九萬公里。所以，公路文學和公路電影也在中國應運而生，如美國作家何偉的報道文學《尋路中國》、韓寒的小說《一九八八》以及電影《後會無期》。
獨立紀錄片導演張贊波的《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一書，是他拍攝紀錄片《大路朝天》過程中的「副產品」。這不是一部經典意義上的公路文學，雖然公路是這本書的核心意象，但作者所拍攝和描寫的，是那些被大多數人忽視的修路的人，而不是那些在路上開車的人。在湖南懷化市一個偏遠村落旁邊的工地上，張贊波與數百名修筑高速公路的人員一起生活了三年之久。由此，他發現在官方宣揚的高速公路締造的經濟奇跡背後，是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而更多底層民眾被拋棄、被踐踏、被淩辱的事實。公路越多，速度越快，中國離一個公平正義的國度反倒越遠。
修路的人和開車的人生活在兩個世界
既然農民是中國的劣等公民，那麽農民工就不屬於受尊重的「工人階級」。中國崛起的「國家機密」，無關乎制度創新和科技發明，歸根結底在於對數億農民工的無情壓搾與掠奪。
正如那些在城市裡修房子的農民工，縱然修建廣廈千萬間，也買不起一間城裡的天價房，當他們年老了、白了頭、干不動了，只能回到凋敝的農村或者龜縮在雜亂無章的城鄉結合部的貧民窟；在荒郊野嶺間風餐露宿地修路的農民工，縱然修筑過多條高速公路，也買不起寶馬香車，不可能在高速公路上風馳電掣地駕駛着，奔向無比美好的明天。他們都是「爲他人作嫁衣裳」，在那些富麗堂皇的通車典禮上，從來不會有他們衣衫襤褸的身影。
在張牙舞爪的龍的陰影下，這些農民工如螞蟻般聽天由命地生存着。韓寒筆下那些帶著文藝青年范兒的主人公，當然不會跟這個階層的人們相遇。張贊波卻願意耗費三年時間，與這群如野草般既堅韌又懦弱、既憤怒又順從、既善良又冷漠的農民工朝夕相處，建立起相濡以沫的友情。如此，「中國模式」的真相，如同經過火烤之後一點點浮現出來的密碼本，終於大白於天下。
張贊波描寫了農民工老何、老姜、老曾、老朱等數十人的故事。他們當中，有作為「共和國同齡人」、雖已年老卻不得不干「打樁」這種充滿危險的強體力活的老人，有參加過七十年代初「抗美援越」戰爭、如同哈金筆下的「戰廢品」的「被遺忘的老兵」，也有憧憬着以修路掙來的錢蓋房子、娶老婆的年輕人。修完這條路之後，作者與其中一些人仍然保持着聯繫，有的人開始修筑下一條路，有的人回到偏遠的家鄉繼續土裡刨食的「祖業」，有的人則「轉戰」到沿海地區的「血汗工厂」。他們的命運依然卑微，絕無可能翻轉成為「既得利益階層」。
作者本人也出身底層，但畢竟接受過高等教育，受過民主自由等現代理念的洗禮，他在混跡於築路工人之間時，仍然保持了獨立的思考力和判斷力。他同情底層民眾的遭遇，卻並不美化他們，更不願製造出一個「凡底層人必善良、正直、無私」的道德烏托邦。社會學家孫立平所説的「底層淪陷」、「比賽邪惡」的趨勢，也出現在張贊波筆下：他描述了人們殘忍地虐待小狗的場景，被淩虐者偏偏用同樣的方式對待比之更弱小的對象，他感嘆説：「對暴力的無動於衷，在我所生活的這個底層集體表現得十分突出，事實上，這也是當代中國人的特質，這是一個在革命、戰爭、政治運動中生活了太久的群體，以致冷漠變成了基因。」
作者還寫到一場有趣的爭論：在討論利比亞格達費垮臺的國際新聞的時候，人們眉飛色舞、群情激昂地發表反美言論——儘管傷害他們的切身利益的不是美國，而是共產黨政權。張贊波聽不下去，剛回應一句「格達費出動直升機衛隊掃射平民是不應該的」，人們卻七嘴八舌地反駁説——「哪有政權不殺人，這完全可以理解。」「要是你當了皇帝，你的手下要反對你、推翻你，我敢肯定你也會殺人。」在這種思維模式之下，共產黨政權犯下的滔天罪行——從大饑荒到六四屠殺——都被遺忘、都被容忍，這就是魯迅所説的「奴在心者」。於是，奴隸和奴隸主各安其位、各得其所。
通往黑暗地帶的不歸路
聖經中記載了猶太人出埃及的時候，在曠野中塑造金牛犢作為偶像崇拜的故事。今天中國的金牛犢是什麽呢？是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房地產、股票、航空母艦、航天飛機以及習近平編造的美不勝收的「中國夢」。
高鐵的執行者之一，是曾貴為鐵道部長、掌控千億預算、如今卻只能在獄中度過餘生的劉志軍；高速公路的執行者之一，是讓湖南省走入「彎道超車」時代、并在調任到新疆這個更大的轄區之後複製此一經驗的封疆大吏張春賢——然而，新疆高速公路里程倍增，新疆原住民的分離主義趨勢卻愈演愈烈。
其實，從中央部會到地方省市，哪一個官員不是如此迷信政績工程呢？張贊波在書中涉及了諸多修筑高速公路過程中的既得利益群體，從巨無霸式的路橋建筑公司以及項目部、監理公司、大小包工頭，到利益均霑的各政府機關、執法部門，其錯綜複雜的關係編織成一張「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大網。作者發現：「在中國特色的現實裡，『關係』這兩個字是決定一條高速公路修建與否的核心指標，從項目的招投標到正式的建設，再到考核和結算，方方面面，都離不開它。」 對於局外人來說，這足以構成一門名為「工程關係學」的高速公路建設必需的專業知識。
作者并沒有單單基於道德的義憤而譴責那些權貴人物都是卑鄙無恥的「吸血鬼」，而是抽絲剝繭般地梳理出一條千絲萬縷的利益交換鏈條。在龐大的築路經費當中，真正用到築路上的只有很小的一個百分比，大頭部分用在官商的層層剝皮和打點各項關係上面。比如，施工方要使用炸藥，而當局出於「維穩」考量，對炸藥的使用嚴加控制。於是，由一名科長專職負責申請炸藥的事項，張贊波跟隨這位科長將此流程整整走了一遍。從派出所長到公安局長，再到公安局指定的、壟斷性質的保安公司、運輸公司，一直到倉庫儲存，每個環節無不雁過拔毛。簽一個字、蓋一個章，便可坐收漁利、撈足油水——如果將這部分利益加入到官方公佈的「維穩」費用當中，那麽實際的「維穩」費用大概要膨脹一倍以上。
書中還詳細記述了當地方政府與高速公路修建方發生衝突時，地方政府僱用黑幫前來打殺工地上的農民工的「十月九日事件」。血肉橫飛的是那些命薄如紙的農民工，大人物們永遠在幕后討價還價。雙方從劍拔弩張到握手言和，整個過程充滿了戲劇效果，正如張贊波感嘆的那樣，該事件的發生誘因，較量方式和處理結果彰顯了一條典型的中國式博弈路徑：利益——暴力——宣傳——私了。矛盾始於「利益」，經過「暴力」和「宣傳」的激勵較量，最后出於「維穩」的考量終於「私了」，「這樣的路徑某種程度暗合了這個國家的傳統和現實」。
在這些如同晚清譴責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和《官場現形記》的故事中，還有一個讓張贊波和讀者們倍感沮喪的細節：有一次，省上來了一名年輕的、擁有博士學位的官員檢查工程質量。此人對施工方擺設的標語和招貼不屑一顧，冒著烈日親自測量，對未達標凖之處發出雷霆之怒。施工方領導個個面如土色，張贊波以為終於出現了一個包青天。誰知，次日施工方老總驅車前往省城，專門約了該官員會面，用一個碩大的紅包就化險為夷了。「他們總是習慣用人民幣去擦屁股。」一位老於世故的工作人員雲淡風輕地對大吃一驚的張贊波説。既然溫家寶都是如假包換的影帝，共產黨政權內還能有值得信賴的包青天嗎？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湖南省交通廳黨組成員、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長馮偉林被判無期徒刑，馮在法庭上痛哭流涕說，「我給自己修了一條不歸路」。「工程上馬、廳長落馬」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僅湖南一省的交通系統，一兩年間就有從廳長以下的二十七名官員落馬，甚至出現了「夫妻、父子、父女、兄妹」同堂受審的「盛況」。不過，張贊波人微言輕，不可能拍攝到這些高層腐敗的內幕。
是冷靜的觀察者，還是嚴峻的批判者？
在前往重慶探望那幾位農民工朋友的路上，張贊波偶遇了一個名義上的同行——爲官方拍攝大型紀錄片《三峽》的、躊躇滿志的導演。兩人都拿攝影機，卻「大路朝天，各走一邊」。
作為御用製片人，有充足的資金支持，有電視臺的播出渠道，所拍攝的全都是光鮮體面的畫面；而作為獨立紀錄片工作者，不僅資金捉衿見肘，作品也無法在電視臺播出，比如張贊波此前的幾部作品，在豆瓣网上只有數百人點擊觀看。那麽，為什麼還要堅持拍攝那些不被待見的小人物呢？張贊波説：「我所拍攝的對象，只能是和我呼吸相通、患難與共、悲喜相連的人：我的朋友、親人、同學或者父老鄉親，他們都是像我一樣卑微而無力的人群。他們就真實地生活在我面前，我可以感受他們的溫度、質感和形狀——甚至，他們說話時迸發的唾沫星子。」不為帝王唱贊歌，只爲蒼生留側影，這就是張贊波的理想。
所以，在拍攝過程中，張贊波無法充當一名冷靜、客觀、置身事外的旁觀者，而不知不覺地成了一名嚴峻、熱切、「路見不平一聲吼」的思考者和批判者。近年來，中國有多名獨立紀錄片導演不由自主地成了人權活動人士——面對那無邊的苦難和不公不義的現實，他們無法保持長久的沉默。就在張贊波隱姓埋名地紮根在工地上拍攝的時候，「老大哥」并沒有放過他：懷化市國保大隊的三名警察專門赴辰溪縣調查他的情況。雖然國保只是請張贊波採訪過的對象「喝茶」，而沒有直接去騷擾他，但黨國維穩機器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事實，仍然讓他吃驚不已。黨國對於任何企圖暴露「社會陰暗面」的企圖都深怀警惕，張贊波則自我辯護説：「所謂的陰暗面，也只是世間真相的一部分。而陽光和陰暗，本來就是事物的一體兩面。既然你們成天用『大機器』展現光明，那麽為什麼我就不可以用『小機器』勾勒出光明背面的影子呢？這些影子正是我的生活，我不斷親眼看見它壓在和我一樣的底層人們身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深重印記。」
中國的高速公路四通八達，中國卻失去了方向和遠景。如果高速公路上行駛的汽車沒有剎車裝置，再順暢的高速公路也不能避免車毀人亡的慘劇，這就是中國的現狀。張贊波的影片和文字，驗證了經濟學家陳志武語重心長的告誡：「中國表面上看來到處都是高樓大廈，地方官員和高層官員都把大量精力放在形象工程上，但中國不能只陶醉於這種表面的東西。中國如果繼續把錢投入這種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而忽略看不見摸不著的制度建設等軟體，是很危險的。」然而，像陳志武和張贊波這樣「不說吉言」的先知，在故鄉是不受歡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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