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入聯、返聯，不如創聯 (UN：United NGOs)
國際現實讓台灣的入聯、返聯成為高難度任務，就社會教育的觀點，讓更多人了解台灣的國際與外交困境，入聯與返聯的活動也許有助於提升部份國民的國際觀、讓世界聽到台灣不平之鳴。實際上，在「中國結」情況下，入聯、返聯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因此如何超越困境，開創新局，正是台灣化危機為轉機的機會，思考「聯合國加入台灣」的新思維，而不是「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框框思維，其中一項可能性就是創立民間聯合國 (United NGOs)。台灣民間社會力的蓬勃發展與非聯合國會員國的交集，就是創立民間聯合國 (United NGOs)。台灣政府與民間團體成為夥伴(PPP：Public and Private Partnership) ，轉型為全球最強的 NGO，成為全世界民間團體的重鎮。一方面提供全球民間團體培力、論述與行動的平台，另一方面，發展台灣民間外交與第三部門產業。例如前述外債換取自然運動的中介者皆為 NGO，因此全面號召展開行動，將會在世界各地爭取更多的自然生態區域，累積地球的自然資本。常被垢病的金錢外交也得以轉型成為「綠票外交」(green vote)。
台灣是一個島，而且大部份的邦交國都是島國，生態脆弱度高。如果採行「像島一樣思考」的思維，那麼可能有變遷全球的外交空間。如眾所週知，全球變遷有兩大衝擊：異常氣候與海平面上升。尤其海平面上升對島國而言，已經是生死存亡的問題，例如南太平洋的吐窪魯共和國已「沈」在旦夕，台灣在2100年西部會有67鄉鎮市在海平面下。因此民間聯合國可致力於島嶼搶救行動，整合台灣的外交資源，利人利己。
愛因斯坦說過：問題無法在既有的情境獲得解決。換言之，外交事務如果政治與外交考量，注定會失敗，何況中國的「出價能力」早已超過台灣，因此台灣的損失難以估計。因此以環境來超越外交，將格局擴大，以「與地球建交」為志業，在民間聯合國設置國際團隊，致力於減緩海平面上升，搶救島國。如此一方面島國因共同危機而團結起來，外交水到渠成。另一方面，台灣對地球環境產生了具體貢獻。如果有了台灣，地球不一樣，則當然不是「台灣加入聯合國」，而是「聯合國加入台灣」的問題了。
2. 像島一樣思考
內政發展上，台灣處於「富裕中的貧困」窘境，產生了環境與社會貧困，例如生態足跡。外交上，台灣陷於「擁擠中的孤獨」之中，常處於斷交挫折中，入聯與返聯之路艱辛難行。在此困境中，台灣需要全新的典範(不同的思維與行動)，方可逆勢操作，絕處逢生。有話道：格局決定結局；態度決定高度；思路決定出路。首先，生態學家李奧波提出「像山一樣思考」，主張「互為主體」與「生態中心主義」，學習此脈絡，台灣應該「像島一樣思考」，恢復福爾摩沙的美名，累積好山好水好文化為主軸的自然資本與文化資本。其次，生態學最小法則謂：供應最少的元素可以控制一個系統的成長。則上述貧困與孤獨所產生的環境與外交困境即為台灣的「稀少元素」，卻足以對扭曲的「地球生態系」貢獻其力量，自許為「永續的台灣就是永續的地球」之角色。例如因為台灣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因此台灣政府應自許為全球最有力的非政府組織(NGO)，在國際領域中有極大的發展空間。台灣可將政府的力量「NGO化」，藉經貿、學術、文化等力量溶入(infuse)至環保中，在「全球變遷」之下，展開「變遷全球」之行動，開展「為拯救地球」為目標的環境內政與外交，例如以外債換取自然(debt for the nature)、創立民間聯合國(United NGOs)、境外台灣、國民幸福感運動(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等。
台灣的外交環境嚴峻，間接導致「環境外交」的空間大為受限。一方面，外交成為兩岸較勁的場域，已產生了「重量不重質」、「面子重於裏子」不正常現象，發球權常常在對方國家手中，金錢外交不得不成為其中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台灣建交國大部份為發展中國家，要求買單的皆為初階基礎設施，例如高速公路，未見高階基礎設施，例如下水道。因此環境外交無法成為台灣的選項。但是外交部外圍組織「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於1996年7月1日正式成立並運作。基金約新台幣116億元，其中海外志工計畫，多少作了一些環境外交。其他部會的一些措施也促進環境外交，例如國防部的外交與環保替代役；國科會學術交流的環境外交，包括IHDP、DIVERSITA等國際環境相關研究組織的參與。例如筆者藉參與永續台灣指標之機會，與聯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CSD)聯繫，並於1999年3月31日訪問該委員會與演講。過不到三個月，IHDP的首次 open meeting 在日本神奈川縣湘南國際村召開，筆者代表國科會參加，在1999年6月23日提出會員國報告，同時代表國科會捐助一萬美金給 IHDP。 民間團體的環境外交，其空間比政府寬廣。台灣已有至少十個 NGO 為聯合國註冊者，因此有機會參與各式各樣國際大會，例如1992年巴西地球高峰、2002年南非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2007年巴里島氣候變遷世界大會等。另外，慈濟基金會等民間團體在各地建學校時，同時會加入環境議題，有些環保團體定期選派代表參加英國、日本、韓國的「生態工作假期」(working holiday)，都是環境外交。
雖然外交處境艱難，在一些環境議題上，仍然有機會成為正式會員國。例如12屆國民信託大會2007年在印度舉行，筆者以 TNT (Taiwan National Trust)代表與會，難得出現的國旗，卻在印度出現，飄揚三天。
http://tw.myblog.yahoo.com/jujuwang22/article?mid=398&prev=414&next=393
並受邀簽署成為INTO國際新組織的發起國。
http://tw.myblog.yahoo.com/jujuwang22/article?mid=389&prev=393&next=-1
3. 生態足跡：看不見的腳
資本主義經過亞當史密斯以「看不見的手」加持之後，再以工業革命作搖籃，呼風喚雨近兩世紀，成為「愛恨交加」的兩面刀，如以「人類中心主義」而言，跨國企業為主的經濟殖民現象仍方興未艾、貧富差距每況愈下，難怪消滅貧窮成為2002年南非地球高峰會的重點。但如以「生態中心主義」而論，成績單更是滿江紅，因為由資本主義操作邏輯而來的「看不見的腳」踐踏了無法用錢衡量以及沒有選票的生態環境，地球末日鐘與日益擴大的生態足跡可多少說明其嚴重程度。在台灣，拼經濟拼出了「富裕中的貧困」現象，GNP (Gross National Product: 國民生產毛額)也「生產」了另外三種GNP: 1) Gross National Pollution (國民污染毛額); 2) Garbage, Noise & Pollution (垃圾、噪音及污染); 3) GNP=NG+NP (許多黑槍及污染)。另外，生態足跡的計算也可說明被踐踏的土地(看不見的腳)，生態足跡衡量每一個人所使用的土地面積，而非每一單位面積可支持多少人，意即推動成長的「手」也造成了「環境踐踏」的「腳」。由國內所計算的生態足跡個案中，例如1994年的台北都會區的生態足跡為43,600平方公里（台灣全島外另加7,600平方公里），即「踐踏」了其自身面積21倍的土地。如以消費型態來估算1997年台北市的生態足跡，則需要583.85個台北市的土地來維持目前的生活水準。可見國內的生態足跡早已超過土地的承載容量，也就更容易產生環境難民了。再由「世界體系」的分工而言，商品鏈所伴隨而來的「污染鏈」、「風險鍊」及「疾病鏈」也是另一隻「看不見的腳」，而生態足跡所計算出「超用」的土地其實也就是「幽靈耕地」。
換言之，一切向錢看的資本主義思維與行為(看不見的手)已經創造了一個「第四世界」：因環境受破壞而組成的野生動植物、人民與空間。「沒有土地，那有花」就象徵著環境與經濟的關係，無法珍惜環境，理所當然會落入「窮到只剩下有錢」的窘境。呼應西雅圖酋長的主張：對土地不應該僅用英畝與美元來衡量，要用愛與尊重來衡量。雖然它們沒有票，但它們卻很有料。
因此台灣要「手腳並用」，必需回歸 Eco (Oikos: 地球之家) 的格局，兼顧綠色經濟資本、有謙卑關懷的人文資本(人不是自天降臨的神，而是由地下升起的爬蟲類)以及好山好水的自然資本，讓「看不見的腳」成為守望台灣而非踐踏台灣的腳，真正符合「立足台灣」的願景。
4. 全球變遷：無法面對的真相
2007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給IPCC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與致力於全球環保問題的前美國副總統高爾，一方面說明了：溫室效應所引起的全球氣候變化與衝擊可能比戰爭還可怕，另一方面，全球氣候變化(或稱全球變遷)的問題不再是「髒」的環境問題，而是「生死存亡」的社會問題。
工業革命以來，由於人類大量使用石化燃料、濫伐森林、使用含氯、氟之碳化物等，造成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氟氯碳化物、六氟化硫（SF6）、全氟碳化物（PFCs）、氫氟碳化物（HFCs）等易吸收長波輻射氣體大幅增加，形成地球暖化現象，這種現象即為「溫室效應」，上述六種氣體即為「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 GHG）」，其中最主要且量最大者為二氧化碳，占64%，其產生與社會生活有關，因此被稱為「社會性溫室氣體」，高碳社會(High Carbon Society)之名因此而起。
高碳社會已對地球環境各種衝擊，包括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異常氣候，光搜尋2007年的相關衝擊，就包括：南極大陸30年最大規模融冰約11.4個台灣大、全球暖化冰河不再北極熊恐滅種、全球暖化登革熱發生國北移台灣小心、非洲盧文佐里山赤道冰川面臨全部融化危險、2007年將是全球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年、華府高溫飆23℃ 冬天暖烘烘、19年來第一次東京飄下四月雪、高溫籠罩倫敦將出現32年來最溫暖四月天、法國今年的4月為近60年來最熱降雨銳減恐影響農作物收成、全球暖化嚴重大麥收成欠佳德國啤酒陷危機、澳洲嚴重乾旱總理霍華德籲人民祈雨(Goodall，2007).。算成經濟損失，則預測2007-2200溫室效應之經濟損失為GDP之13.8%，比起1914-1918一次世界大戰(4.98%)與1939-1945二次世界大戰(6.97%)還高出更多。
自1992地球高峰會開始討論全球變遷議題之後，1988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與「世界氣象組織（WMO）」共同成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IPCC）」。2001年IPCC第三次評估報告指出：若不採取任何防制人類排放溫室氣體措施，於2100年時全球平均地面氣溫將比1990年增加1.4－5.8℃，而海平面將上升9－88公分；此外，預估全球二氧化碳濃度已自工業革命前280 ppm增加至1992年360 ppm，到2100年二氧化碳濃度增加至540-970ppm，是1750年的90-250%，若要在21世紀末將二氧化碳濃度保持為工業革命前之二倍，則目前全球二氧化碳之排放量即需削減一半以上。為採取措施，於1992年5月9日在紐約的聯合國總部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簡稱FCCC）。公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於1997年12月1日至11日於日本京都舉行，會中通過具有法律效力的「京都議定書」，並且於2006年生效。京都議定書中第六條、第十二條及第十七條分別訂出之共同減量 (Joint Implementation, JI)、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與排放交易（Emission Trade, ET），已陸續各次締約國大會(COP-n)中提出討論。
在「京都議定書」具體架構下，英國政府於2003年揭示其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建構一個低碳經濟」(Our Energy Future: 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其中一項對策為建設五個環保城。歐盟於2000年6月成立歐洲氣候變化計畫（ECCP），其報告評估：GHG減量成本有效措施可減少644至765百萬公噸CO2相等的排放，減量成本為每噸20歐元以內，2007年推出20/20(2020 -20%)政策。日本於2002年3月修訂全球暖化對策推動大綱（稱新大綱），以達到京都議定書要求將溫室氣體降至1990年再減6%水準。接著在2007年2月成立「2050低碳社會計畫小組」，預計在2050年減碳70%，其中的一大重點為社會結構之轉變。年法國新總統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將環保、交通、永續發展三合成一部會，並通過Feed-in-Tariff高峰會，推動40%。美國打量。中國利用其非附件一國家身份，其中33個已獲聯註冊，有資格爭年全球排放權交48億美元。韓國已垃圾發電廠，2007/11將完成全球最2008年，瑞典宣告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無油國」。 國家排放量〈排放比例美國5718.3 23.9 中國大陸3176.1 13 俄羅斯1524.2 6.38 日本1印度960.6 4.02 德國820.1 3.43
2007/5/14-17舉行的都市氣候高峰會(C40 Large Cities Climate Summit)，許多都市動起來，例如倫敦設立低碳排放區，加速Euro 3標準，期許2025減碳60%。斯德哥爾摩、奧斯陸等都市開徵塞車稅。哥本哈根繼續成為自行車首都，年減66萬噸碳。柏林以建築能源更新方案來整合都市更新與節約能源。
2001年台灣地區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為160百萬噸二氧化碳當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佔82.6%、甲烷佔8.7%，氧化亞氮佔8.7%。2000年台灣地區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為272百萬噸二氧化碳當量，其中CO2排放量佔88%、CH4佔4.6%，N2O佔4.3%，F Gas佔3.1%。統計台灣CO2 排放比例，從1990年至2000年，工業部門排放比例最高，均維持在50%以上。因此工業部門在未來溫室氣體減量的工作上，扮演主要的角色的地位。1992年到2002年間成長 79%，平均每年成長6%，總排放量達239百萬公噸，占全球排放量的0.91%，全球排名第二十二 。同時期，實質國內生產毛額(GDP)增加68% 。經濟成長、能源消費與二氧化碳排放成長間的正相關非常明確，而且二氧化碳排放的年成長率已超越經濟成長率。摘要言之，自1990年至2003年，排放量增加為原來的2.15倍，自1988年至2005年，人均排放量由5公噸急速增加為12公噸。台北市：每人每年約6.5公噸，高雄市：每人每年約34.6公噸，高居世界第一(僅僅中鋼一家公司排放量即約全國的8%)。最近一期的自然雜誌，台灣二氧化碳總排放量已前進至第十三名，發電廠所在地都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台中市高居世界第一位，雲林麥寮世界第三位。
京都議定書依公約「附件一」所列成員共37個，包括：24個經濟開發暨合作組織（OECD）國家，歐洲聯盟（EU）和12個經濟轉型國（前蘇聯及東歐），「附件二」的成員包括經濟開發暨合作組織的24個成員及歐洲聯盟。「非附件一國家」包括以77國集團與中國（G77/China）為首之開發中國家及一些新興工業國。
台灣既非聯合國的會員國，又非京都議定書的締約國，目前隨中國被掛在「非附件一國家」中，處境非常尷尬，正好是台灣的轉捩點，要成為「民公敵」或低碳社會典範，很值得討論。依現在趨決定論：環境決定社會，如採用社會決定論，則社會也可以決定環境。 國家排放量〈排放比例〈美國5718.3 23.9 〉遠見雜誌(2007)的全球暖化調查，發現：88.5%受訪者認為問題嚴重；63.9%不清楚發生原因：最擔心天氣異常(48.7%)、海平面上升(19.7%)、自然災害(15.9%)、生態異常，農漁收到減少(15.5%)；63.5%願犧牲經濟成長以保護環境；政府應該開發替代能源(33.3%)、獎勵節能產品(18%)、鼓勵使用大眾運輸系統(17.8%)；行動上隨手關燈拔插頭(90.9%)、少開冷氣/調低溫度(77.3%)、使用環保袋/筷(76.8%)；44.5%願意選購環保標章產品(45.1%不會)。顯見朝向低碳社會具有典範轉移的經濟市場與社會市場。 日本960.6 4.02 加拿大
5. 變遷全球：典範轉移
永續發展已成為21世紀主要的潮流與趨勢，由文獻探討中了解永續發展相關的關鍵詞，例如經三E：經濟、生態與公平；尋求發展而非僅成長；濟效率、環境整合、社會正義；代間福祉、社區與生物多樣性；公平與共享；生活與生態均衡；有效公平的分配、永續規模；環境正義。另外1996年提出的永續發展Bellagio十原則，包括擴大參與、有效溝通、制度量能、正義與生態時間尺度等。以上各式各樣的關鍵詞多與社會如何使用地球的空間與時間有關，東方觀點的社會文化對話空間與典範建構極為寬廣，且有助於「治本式」 的制度量能提昇與建構。
就社會科學的觀念而言，典範(paradigm)是一組具有邏輯且相關的觀念及假設，可用來提供一種世界觀或宏觀視野來檢驗人類的社會現象。換言之，人們可藉著主要的社會動力(例如價值觀、階級、權力等)來建構分析的因素。因此，典範有時也被稱作是社會學視野、觀點或世界觀，它雖不是理論的同義語但都是找出問題及研究解惑的基礎。Kuhn 更認為典範是一種求知的規範以用來主導科學及研究的本質及內涵。綜合而言，典範轉移可說是人類文明社會化程度的社會指標，由此可觀察及檢驗一個社會中的成員是否改變了原有的思考模式及生活方式。以下提出一些變遷全球的環境內政與外交策略。
6. 外債換取自然
之前呂秀蓮副總統的「波音之怒」凸顯出「花錢受氣」的外交困境，拉回副總統的中南美洲之旅，她宣佈展延了巴拉圭的借款；而中美洲高峰會也曾在台北舉行。這些場景的交集乃呈現出「花錢受綠」的台灣外交新出路：外債換取自然，因為中南美洲正是外債換取自然運動的集散地。早期殖民主義的遺毒使得中南美洲成為外債國的聚集地，台灣的「外匯存底」對中南美洲的國家們是一種遙不可及的夢。但是由逆向思考之，中南美洲也是「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非常豐富之所在，例如馬雅文化與亞馬遜河流域。如用世界銀行用來衡量國力的三項資本，則中南美洲雖然「經濟資本」不如他國，但「文化資本」與「自然資本」卻遙遙領先其他國家，因此「外債換取自然」或「外債換取文化」的概念乃因而興起，因為自然生態與文化都是人類共有資產。
1987年，第一個「外債換取自然」的個案發生在玻利維亞的 Beni 保護區，美國環保團體國際保育組織(CI)居中與銀行協調，以10萬美金的代價取消玻利維亞政府的65萬美金的外債，另一方面，玻利維亞政府承諾永久維持Beni 保護區，並擴大鄰近的三個地區，外加投入25萬美金的當地幣值來展開保護工作。迄今，「外債換取自然」運動已包括19個國家，超過30個案，累積了15億美金的的「外債清償」，但也為後代保留了更多的「好風水」。19個國家中大部份仍在中南美洲，例外的是非洲的奈及利亞、歐洲的波蘭以及亞洲的菲律賓。15年來的運作，「外債換取自然」也衍生出多樣的面向，本來非政府組織(NGO)居中牽線的角色仍是主流，但大型的NGO如WWF也發現它的功能，積極使用「外債換取自然」為主要的保育方法。另外政府也主動出擊，例如八大工業國(G8)要求波蘭在五年改善環境、提昇生物多樣性，如果成果達到目標，外債全免，因此未來的「綠色波蘭」值得期待。
甚至學校也可以用「外債換取自然」來從事綠色外交與環境學習，挪威的一所小學幫哥斯大黎加還10萬美金外債，哥國政府劃出一塊10公頃的森林保護區，並以該小學命名，之後該小學的暑假作業就是包機出國作森林調查。由上可知，「外債換取自然」是一種新思維與作法，尤其台灣曾於2003年宣稱「永續元年」，更應該超越傳統外交模式，用「外債換取自然」展開「綠金外交」(「花錢受綠」)，為地球留下「好山好水」，讓台灣綠色足跡能夠滿佈全球，如此，台灣你的名字叫「福爾摩沙」。
7. 境外台灣：第三條路
聯合國各式各樣的活動舉世注目，身為創始會員國的我們此時此刻特別感受到「熱鬧中的孤獨」，如果真的把聯合國作為第一優先，則台灣必須採取更具創意的「突圍模式」以用來解構目前所面對的兩難，例如一中一台，統獨之爭，省籍情節等。換言之，我們必須超越目前的格局，跳出舊的框框以便能開創第三元思維及行動（triplicate），目前我們所面臨最大的問題在於其一：不被國際認可為一個國家，其二；台灣被視為中國的一部份。要解開上述兩個死結，一則甘被和平統一，二則冒血洗台灣之險宣佈獨立，三則利用國民信託的民間資金購買一大島，開創新局面。由於近年來我們屢受大陸打壓，民眾對和平統一漸失去信心，台獨可以說卻不能做，惟有第三方案的「境外台灣」方能在夾縫中求生存，重回國際舞台。以下分點敘述之：
1. 解構一中一台，建構境外空間：如可購島建立新國家，則它以非中國的一部份，以隨時可以獨立建國，爭取完整的國際人格，藉此凌駕一中一台的格局，並可因此加入聯合國，善盡國際責任，一方面讓時間來解決兩岸問題，二來讓國民有另外一種選擇：境外台灣。
2. 解構省籍（族群）之爭，建構地球公民：藉著空間的轉移，將「地球公民」取代中國人、台灣人、原住民的省籍情結。中國人雖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經過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及台灣的功利教育，真正的中國人已是「瀕臨絕滅的動物」，換一個地方培養地球公民的「原鄉人」，推動新故鄉運動，此乃契機也。
3. 解構「國力流失」，建構「國力轉移」：台灣負經驗：政治不安定、僵化的教育、社會治安敗壞、生活環境低劣，已逼走了一批一批的國民，這正是「國力流失型」的移民。如果能將這些移民導向「境外新中原」，則不僅創造了「國力轉移型」的移民，而且更降低了台灣的空間及社會密度，讓台灣環境也獲得了喘息的機會。
地球村的時代已經來臨，緊抱著民族主義顧到了面子，卻失去了裡子。其實台灣目前的情況用「內憂外患」來形容並不為過，國內一再宣揚的台灣經驗經不起考驗，以致產生了「富裕中的貧窮」諸亂象，國外則充滿了政治、外交、貿易等的打壓，因此實有必要思考新國家運動來經營另一個新台灣，建立一個境外台灣，以追求永續發展。
8. 國民幸福感 (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國際上，GNH大會剛在泰國曼谷的朱隆功大學落幕，企圖以社會運動的型態企圖展開三轉(典範轉移；制度轉型；結構轉變)：由GNP(國民生產毛額)轉移至GNH，其中一項特殊之處在於：這個運動論述與行動的主場在東方世界，企圖解構長期以來「西方看天下」的處境。這個會議不丹與泰國兩國的總理一起開場，企圖抓住本運動的發言權，當然佛教立國的共通性讓兩國更多合作。本次會議有會前會，二週前在泰北已號召了20國的青年大會師，接著到主會場來繼續參與，在閉幕當天，泰國副總理見證下，率先成立GNH青年運動聯盟，宣告各自回國就地展開GNH運動。
說到幸福，東西方的宗教界與哲學界其實在2千多年前即主張追求幸福為人生終極目標，可惜被資本主義操作窄化成為經濟發展，而以GNP(國民生產毛額)代表之，過度強調人類中心主義與物質中心主義，因此市場導向「看不見的手」竟成為踐踏社會與環境之「看不見的腳」，造成目前諸多「富裕中的貧窮」現象或社會成本，例如GNP曾被稱為國民污染毛額(Gross National Pollution)。上述社會成本與幸福該有的核心價值(尊嚴、感性、信任、安心；希望等)背道而馳。
在此背景下，薾薾小國不丹決定走自己的路，率先展開GNH運動，追求幸福成為國家級共識，27歲新國王身體力行，由不丹研究中心(CBS)研究與推動GNH，目前包括八大項目：心理素質、健康、時間均衡使用、教育、文化多樣性、政府治理、社區活力、生態多樣性、生活水平等。不丹代表團表示：政府有責任結合民意將這些項目有機串聯，才能創造「幸福結構」，提供人民「結構性幸福」，因此特別組成兩個委員會來展開上述之三轉行動：皇家人民服務委員會與反貪污委員會，以整合與擴大幸福規模。自2004年開始舉行國際研討會，不丹已經成為討論焦點，因為它敢於創造典範。其中另一個典範值得台灣參考，不丹挑選外交國，因此只挑了22國，他們認為節省外交使館之費用有助於內政。
根據GNH的脈絡，英國萊斯特大學社會心理學家懷特於2007年首次發表「世界幸福地圖」，訪問178國的八萬多位民眾，結果丹麥高居榜首，瑞士和奧地利等歐洲五國也在前十名，唯一的亞洲國家就是不丹(第8名)，台灣排在第68名，而中國大陸第82名。這種趨勢與結果值得正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台灣關注，因為這是一個在地全球化(lobalization)的契機，上述不丹「像山一樣思考」，走自己的路，期許台灣「像島一樣思考」，以「生態中心主義」與「結構性幸福」為典範，兼顧內政與外交：內政外交化，外交內政化，走出困局，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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