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摘錄
我們習於從帝國主義日本的軍事性敗北，來考察殖民地的獨立，而缺乏從殖民地本身的觀點切入。眾所周知，日本的殖民地，一般是透過將其作為戰爭戰利品的方式而獲得的，因此在這樣帝國裡成長的人，自然就接受了戰爭敗北與喪失殖民地之間的連結。
更有幸的是，以1945年8月15日為界，日本得以將殖民地從本國領土切除，就如同蜥蜴斷尾逃生一般。帝國主義日本經由切除殖民地這條尾巴，成功地變身為戰後的日本，並且打算漠視曾經統治殖民地的歷史事實。然而，其代價是，日本必須面對舊殖民地人民對日本戰後處理所提出的異議。
日本的軍事性敗北導致放棄殖民地，就事實而言，這是正確的。不過，這樣的認知欠缺以下兩種觀點：其一，否定了殖民地的統治是建立於統治民族與被統治民族的對立之上。換言之，在將殖民地統治的結束歸因於對同盟國的戰敗的思考理路中，欠缺事後處理統治與被統治對立關係的觀點。這也是日本連進行殖民地統治的道義責任，都打算「放棄」的原因所在。其二，這樣的思考理路強調殖民地的獨立是他律的，也就是被賦予的，導致舊殖民地人民的主體性顯得非常薄弱。
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殖民地即相繼獨立。殖民地脫離帝國主義，是一個不問戰勝國或戰敗國的世界史現象。不論勝敗所展開的殖民地獨立，其重要原因可歸結於戰爭時採取了總力戰（或稱總體戰）的形態。
所謂總力戰，指的是為了實行戰爭，對國內政治以至經濟的所有資源，均加以動員的戰爭形態。戰爭一旦擴充至世界性的規模，就必須要動員殖民地人民來作為兵力或勞力。在殖民地統治中，對殖民地的戰爭動員，是造成帝國主義統治相對下降的主要原因。然後，隨著總力戰程度的加深，必然導致殖民地的崩潰。
本書即打算從這個角度來考察1930年代中期至1940年代前期――世界性規模的總力戰正在進行的時期――產生巨大變化的臺灣。本書要探討的課題為：對殖民地臺灣而言，戰爭具有什麼意義？戰爭如何與殖民地的崩潰產生關聯？
那麼，日本近現代史中，是如何看待戰爭與殖民地的關係？關於1930、1940年代戰爭的研究，在日本史學界以較完整的形式出現，應是起自出版《走向太平洋戰爭之路》（朝日新聞社）的1960年代以後。參與其中大批研究者的共通研究課題，在於究明日本為何走向戰爭之路？是否沒有阻止戰爭的途徑？他們的研究，深切反映了追求和平、反省戰爭的態度。由此產生了所謂的連續、非連續論爭，即究竟是將九一八事變以後的「十五年」當作一貫的脈絡來思考？還是應將「九一八事變」、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當作個別的戰爭來思考？對戰爭的命名，也對應此論爭而出現了新名稱。
1970年代以後，試圖從亞洲內部討論戰爭的趨勢高漲，這是在此之前所欠缺的觀點。《太平洋戰爭史》（青木書店）在關注亞洲諸地民眾之同時，對「滿洲」、臺灣、朝鮮等戰時的殖民地也有專章論述。其中並描述了超乎日本本土的經濟掠奪，以及「皇民化」政策所帶來的思想統制之嚴酷狀況等。
上述研究的背景，是因為對日本政府戰後處理所提出的異議已成為當時的社會問題：如臺灣人戰爭死傷者的補償要求、庫頁島的朝鮮人問題、舊殖民地人民的「轟炸受害者」問題等。之後，還陸續浮現強制徵召、從軍慰安婦等問題。這些都是日本被迫面對的現今課題，而問題的癥結即在於它們都是因戰爭而起的。
自1980年代左右，日本國內開始認識到此時期殖民地研究的重要性。最早登場的作品是內海愛子、村井吉敬的《赤道下的朝鮮人叛亂》。1980年代後，隨著天皇制議論的高漲，歷史學研究會提出了「皇民化政策」的課題。以此為始，皇民化政策作為日本殖民地統治政策的典型，開始匯聚了大量的焦點。皇民化政策被理解為「與一般帝國主義的民族抑壓政策，在本質上有所區別……以『天皇信仰』的強制為主軸，試圖在短時間內達成抹殺民族」的政策。然而，對於皇民化政策的實情，研究者之間的事實認知有極大差距：有人強調它的「蠻橫且不合理」及狂暴性；但也有人認為，儘管實行皇民化政策，殖民地人民「就民族的內在而言，並沒有發生任何改變」。
這種情況下，宮田節子的《朝鮮民眾與「皇民化」政策》，經由探究殖民地兵役制度施行的過程，闡明了構建皇民化政策主體之一――軍部，它扮演的角色成為重要的研究之一。
1992年，岩波講座《近代日本與殖民地》（全八卷）開始刊行。這是首次將各個研究者所關心的問題或個別的研究，彙整為整體性的日本殖民地研究群像，因此具有很大的意義。該叢書由國內外殖民地研究學者彙撰而成，提出了「去殖民化」的新課題，採取了殖民地相互比較的新研究方法等，大幅超越了以往的研究水準。1930年代後期至1940年代的戰爭時期，以「戰時體制下的動員」為題，被編入了第五卷的《膨脹帝國的人流》。但是，其中並沒有包含臺灣。
戰爭時期的殖民統治相關研究，是以皇民化政策的分析或勞務動員為中心。不過，這些研究還處於究明實態的階段，要有所突破，首先必須進行切合歷史狀況的研究：皇民化政策為何在1930年代的殖民地登場？為何必須短時間、暴力性地展開？作為政策客體的殖民地人民，又如何對應此政策等等。
再者，戰爭時期殖民地統治的抵抗運動，其研究現狀又是如何？在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方面，已有許世楷、若林正丈等以民族運動、抗日運動為觀點的研究成果。許世楷的《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抵抗與彈壓》，發掘出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的極機密資料《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並依據這份官方資料，描述了1895至1902年、1913至1937年期間的「抵抗」。此外，若林正丈藉由對《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詳盡研究，而能脫離官方所描繪的運動觀，並將許世楷所欠缺的中、臺關係觀點加入論述，突顯出臺灣「抗日民族運動」所蘊含的複雜而多義的思考面向。然而，上述的運動研究，如同《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記述，結束於1937年8月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解散，在史料上受到很大的限制。
另一方面，在臺灣有關戰爭時期的研究，一直被放在日本侵略中國和中國抗日戰爭的架構中討論。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的《臺灣省通志稿》，是將臺灣人在抗日戰爭下的中國所展開的運動，放在〈光復志〉，而非〈革命志‧抗日篇〉中敘述。換言之，它不是被定位在殖民地統治下所展開的革命鬥爭史，而是被定位於從日本帝國主義取回臺灣的中國國民黨政府的業績當中。即使是現在，強調「血濃於水」的中國本土與臺灣的紐帶關係；或是採取「中國」國家看法的「臺灣光復」觀點，仍舊是一般的通論。
1990年後，出現家博（J.BruceJacobs）以此時期的臺灣人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為題的新研究。研究中，家博將在大陸參加抗日運動的臺灣人稱之為「半山」（Banshanren），但本書並不採取這樣的立場。
臺灣共產黨員之一的蘇新，在中日戰爭後，以「莊嘉農」的筆名撰述了《憤怒的臺灣》一書。其中，將國民黨所主導的運動總括為「盡了臺胞對祖國應盡的義務，對於抗日戰爭有了相當的貢獻。不過，因為一些幹部在國民黨內外滾來滾去……不顧到國家民族的利益」。
島內民族運動右派的蔡培火、陳逢源、林柏壽、吳三連、葉榮鐘等執筆的《臺灣民族運動史》，則完全未觸及中日戰爭以後的事。由此可見，戰前的運動家們，也並非站在脫離黨派的自由立場來進行運動史的敘述。
在中國大陸，因「是少數人的政治集團，脫離了臺灣的人民大眾，尤其是沒有在臺灣生根，因此對臺灣人民本身的革命運動，沒有起多大作用」的否定性評價，在戰後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但文革結束後，一改黨派性的單面評價，也出現了其為「愛國抗日團體」的積極評價。
如上概觀其研究史可知，關於中日戰爭時期臺灣的研究，乃是以皇民化政策與臺灣人在中國大陸所展開的運動為核心。
本書不將上述兩者視為個別問題，而希望採取如下的統一觀點。
至今（1996）為止的研究均認為，臺灣的抗日運動在1937年撤銷臺灣議會設置要求的階段，幾乎就已經結束了。15然本書則立足於抗日運動乃從臺灣轉向大陸，隔著臺灣海峽展開與日本殖民地主義對峙的觀點，希望從日本殖民地主義的戰時統治，以及臺灣人在大陸進行的抗日運動兩個方向，反映出殖民地臺灣逐漸崩潰的樣態。
在這樣的構想下，本書採取以下的分析視角。
首先，將問題的焦點放在搖撼戰爭時期臺灣並導致殖民地崩潰的勢力。在本書第一部中，必須了解釀成戰時體制、實行戰爭的勢力――軍部的動向。其次，在洞察與軍方的關係之後，有必要將推動「南進」政策的臺灣總督府作為討論主題。日本中央政府自1930年代中葉起，亦將「南進」定為「國策」，與「北進」政策並行。「南進」是此時期殖民地臺灣的重要課題。因此，以「南進」為主題，將使臺灣與中央政府之關係納入本書的研究範圍。
再者，進入總力戰階段之後，殖民地統治即進入總督府與殖民地各個人民直接對決的階段。軍部或總督府為了實行總力戰，有必要訂定驅使殖民地人民參加戰爭的政策，這就是「心的動員」。臺灣是由占人口九成以上的漢民族和幾個百分比的原住民所構成的複合民族社會，臺灣總督府對其進行分割統治，此「心的動員」也依照不同的途徑實施。
實施「心的動員」後，接著就是將「人力」和「人命」驅向戰爭。讓殖民地人民大規模地參加戰爭，是以往的殖民地統治未曾出現的新局勢。本書將一面檢視帝國日本對此局勢所採取的措施，一面討論戰爭時期的日本殖民地主義。
本書第二部，主題轉往中國的抗日運動主要政治勢力，如臺灣義勇隊、中國國民黨臺灣黨部、臺灣革命同盟會，分別探究他們如何試圖解放臺灣。即，臺灣義勇隊如何參加正不斷遭受侵略的中國之抗日戰爭？如何試圖建立解放臺灣的軍隊？又，中國國民黨臺灣黨部為了不讓日本將臺灣用於中國侵略，進行了怎樣的工作？另外，亦探究臺灣革命同盟會如何統一臺灣解放運動的諸勢力？如何描述、實行其解放願景？接著，闡明與上述臺灣殖民地解放運動密切相關的中國方面的動向，以便了解為何殖民地的崩潰是歸結至「光復」（回歸中國）而非獨立的過程及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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