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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以自由台灣為精神原鄉的知識分子
沈清楷/比利時魯汶大學哲學博士、「哲學星期五」發起人[/nop]
藉由好友李雪莉介紹，讓我有幸在2013年1月在台北慕哲咖啡館所舉辦的「哲學星期五」，認識了中國作家余杰。經過這一、兩年閱讀他的文章，以及間歇性地接觸與相處，我所認識的余杰，是個文字犀利，卻溫潤典雅的人，看起來充滿反差，但人、文一致的是，充滿關懷與「不妥協的正直」。
余杰這本新書《從順民到公民：與民主台灣同行》，除了可以閱讀到這幾年他在台灣的見聞與反思外，余杰更將台灣視為自己「精神的原鄉」，藉由台灣公民社會朝向多元、開放、自由的道路上，反觀現今中國崛起的精神危機。余杰在本書中，點出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思維本來就和馬列思想扞格不入，而這個思想的錯亂，催生了另一種虛假的意識形態：為了鞏固「大一統」以及「反分裂」思想，運用歷史屈辱來正當化仇恨；透過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去填補意識形態空缺。在情感高於理性、整體重於個人，以愛國主義為包裝，朝向霸權式民族主義、更戕害個人自由的法西斯主義路上邁進。
面對中國的危機、中國未來的國家想像，余杰在本書中回顧了梁啟超─陳炯明被遺忘的「聯省自治」所蘊含的美國聯邦主義思想後，「聯省自治」也變成一種他反思各種「獨立思想」的參考座標；同時也因為愛爾蘭哲學家柏克（1729—1779）的「自由」觀，使得余杰對於國家主權和個人自由之間，脫離一種鄉愁式的中國天下觀，拋棄了虛構的「大一統」，回到尊重人權的自由價值。因此，我們看不到余杰使用「血濃於水」的膚淺修辭，去模糊台灣與中國的主權問題；也看不到他屈從於中國官方政治威脅，而盲目地支持「台灣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本書中，余杰清晰地拋棄中國大一統思想，進而支持台灣獨立。不過，當余杰支持台獨時，並非以「民族主義」的視角進行論述，而是以「自由」闡發他的價值判斷，並援引支持人權價值的「自由主義」思想。面對自由主義思想日盛的中國，對他而言，除了有真、假自由主義之分，更進一步認為：「台灣獨立是天賦人權的一部分，是否同情、理解乃至支持台灣獨立，是一面試煉中國『公知』（公共知識分子）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的『照妖鏡』。」也就是對「自由」的信仰，讓余杰也可以大聲說出疆獨、藏獨、港獨、川獨等脫離大一統中國的「分離主義」說法。他明確地指出：「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就當超越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大一統』觀念之束縛，就當為台獨正名，為分裂鼓掌。因為，分裂而自由的中國是美好的、統一而獨裁的中國是邪惡的。」筆者淺見，他的文字所帶來的啟發，不只是中國如何治理，或是勇敢地對統、獨議題表態，而是更深一層地帶我們返回到國家的目的，當我們捍衛一個虛無飄渺、神聖化的大一統國家時，它卻不再保護人民的自由、安全與幸福，甚至犧牲個人時，這個國家是否還有其正當性、存在的必要？而反觀自身，在台灣島內近幾十年來，不斷上升的台灣獨立的國家意識，我們是否也可從國家存在的目的不斷地自我提醒：我們所追求的什麼樣的獨立國家？是一個封閉而保守的國家，還是開放並充滿對人關懷的國家？
何謂知識分子？
這本書《從順民到公民：與民主台灣同行》，還應和著一種公民不服從的時代脈動，我們也可以從2014年台灣、香港、澳門等地風起雲湧的新公民運動（太陽花、佔中……）的脈絡來思考，他整理了我們少見的中國觀點，所謂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是如何片面及不對稱地評價台灣太陽花運動；他爬梳著台灣兩地知識分子各自從《零八憲章》和《自由人宣言》倡議著時政的改革，以「獨立」與「自由」作為價值座標，讓我們在面對混亂的局勢，看見真、假知識分子。
在台灣，我們似乎只看到中國經濟的大國崛起，或是因為中國對台威脅，而不小心地將「中國政權」與「中國人民」等同起來，輕忽了在中國還有一群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他們面對中國崩壞的危機，正默默地為國家的民主自由而努力。不幸的是，這種「默默」不是他們刻意的低調，而是一種政權的壓制。如同早期台灣的民主前輩，在國民黨戒嚴以及威權統治下，為了言論自由、民主價值，他們必須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那些勇於和當權者對抗的中國知識分子，也有著相同的處境。他們活在由腐敗所支撐起的經濟繁榮，同時面對言論控管甚嚴、缺乏人權觀念、不重視司法程序正義的中國，一旦當權者羅織罪名，隨時可以濫權羈押、刑求，動輒被無限上綱打上叛國之名而身陷牢獄，這時，還勇於站出而針砭時政之士，可見其巍巍風骨。
遠離了白色恐怖的台灣，也沒有身處在充滿言論限制的中國，現在很多台灣人很難感受到余杰所說的：台灣最可貴的是「自由」。也因為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啟發，「自由在哪裡，祖國在哪裡」，台灣遂成為余杰「精神的原鄉」，他認為，因為在這裡，人人可以自由地談話，不用顧慮任何威權式的思想檢查。筆者淺見，作為台灣人或許受到了鼓舞，但毋須為台灣可以作為余杰的「精神原鄉」而自滿，因為如果沒有自由，就不會有精神，而自由並非自然形成，是透過許多人努力爭取與捍衛才有的成果，威權獨裁幽靈隨時會在我們沒有警覺之際，讓自由變成幻覺，使奴役成為噩夢。
余杰在他的文章中不斷提及知識分子之重要性與虛假性的辯證，從西方的柏克、聶魯達、哈威爾與東方的梁啟超、林獻堂、劉曉波等等反抗不義政權正面例子，到龍應台對台灣、香港公民社會的嚴厲批判，卻對中共政權的極權統治輕輕帶過，對中國六四的噤聲，自甘成為「中共的統戰花瓶」（余杰語）的負面例子。
呼應余杰的看法，個人淺見，「公共知識分子」或許是一個自我期許的目標，但是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知識分子」很可能是商業炒作下的身分，也因為這些明星的光環過於炫目，以致於遮蔽心中應有的清明，而將知識分子的頭銜讓位給「沒有態度就想要有高度」、充滿世故卻投機的人：不僅對公共事務自我閹割，因為對權力之惡的恐懼，反過來虛假地自我標榜中立、客觀；在自我蒙蔽中自我癱瘓，同時帶有品德地教訓他人，進而癱瘓他人，用更有技巧的虛假，充滿傲慢且自戀地活著。余杰說道：「傲慢是為了掩飾內在的虛弱與恐懼。」
在這個知識日益普及、資訊爆炸的時代，正常的公民社會，公共事務的知識不再是門檻，因此，人人都可以就其所長，被稱之為知識分子。在公民社會我們所欠缺的，可能不是知識分子的光環，而是一種正直的勇氣。反而要回歸一種素樸的態度：拋棄知識分子光環的無謂枷鎖，以一個「識字分子」自由地踐行公民身分，為了美好，想像且批判。
閱讀余杰這本新書時，從其他的中國友人得知，「香港佔中」前後，中國在習近平「中國夢」帶領下，動輒以「危害國家安全」之名，抓了許多有良知以及無辜的中國人，他們被羈押、刑求，羅織罪名，生死不知，人權悲劇不斷上演中。余杰的文字在這個動盪的時局，是一種對台灣人的提醒，提醒我們需要珍惜自身的自由，提醒我們，稍有不慎，隨時會回到獨裁戒嚴之中。再加上中國持續「以經逼政」的策略，兩岸權貴資本密室談判，讓台灣陷入「跨海政商集團」的把持中，台灣自主性正一步步地被蠶食……。
余杰的這本書，並非要告訴我們中國政權有多麼的腐敗、人性有多麼的懦弱，而是鼓舞著我們，面對腐敗、面對權力的傲慢，在強烈的現實感的犬儒心態包圍下，不要放棄警覺與反抗，為民主自由的深化而努力，即使身處黑暗，也要繼續發光。最後，做為一個台灣人，我很感謝余杰「支持」台灣獨立，但是，不論有多少人願意支持，台灣獨立最終需要台灣人自己去「主張」與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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