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上週4月22日，發表一篇華裔學者歐陽斌，專訪美國政治學教授，漢學家，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社長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的專文，名為「中國革命傳統是對人的尊重」，專文內容，著重於探討中國草根文化，以及傳統價值如何催生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不過，裴宜理擔憂指出，很多中國人對中共革命傳統解讀，等同於負面的「階級鬥爭」。她說，如果一個國家的革命傳統，只能拿出這種負面教材，那麼一個民族，如何從這裡出發，走向未來？她並強調，中國早年革命的核心價值，即追求人性尊嚴，此即中國1920年代在安源（江西省萍鄉煤礦區），一句廣為流傳的革命口號「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相較之下，現在的共黨統治階級，卻為了（統治者利益）的和諧、維穩，犧牲民眾對於生命價值，人性尊嚴的追求。
專訪內容提到裴宜理的著作《安源》一書，「安源：中國礦區的革命傳統」（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內容細緻描述早期的中國共產黨革命者，如何成功地借用中國傳統文化，在安源（素有中國工人運動發源地之稱）的工人群眾之中傳播共產主義。除了這些手段聰明、巧妙之外，是不是也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什麼東西，與共產主義有著同質性，所以1920年代的李立三（曾任中國教育部部長、政治局常委）、劉少奇（曾任中國國家主席，＊譯註）等人，才能成功促使中國工人信奉共產主義？
（中國廣西1971年小學課本，以紅衛兵做封面，圖片：維基百科，作者：朱利亞別墅）
激情洪流 拋頭顱灑熱血年代
裴宜理指出，中共從中國一些強勢主流的民間文化，汲取靈感，比如民間文學作品《水滸傳》，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反抗精神。其次，安源媒礦區，也有著秘密結社傳統，如哥老會，當地叫紅幫，他們在兄弟會和社區範圍內賬濟窮人。她並覺得，中共革命成功，主要並非共產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具體內涵上的同質性，更多是因為，他們運用民眾所熟悉的「文化手段」，來傳播馬列主義。比如李立三就把馬克思雕像，放到了一個轎子裡面遊行大街。馬克思本人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是一個神，他是個徹頭徹尾的無神論者。但是你看到中共領導人，利用這麼一個當時人們熟悉方式，向中國人介紹一種外來思想。
對於中共早年，如何能鼓動礦工為建設人性尊嚴，公平社會理念而犧牲。她指出，早期共產黨很多人，願為自己的「生活社區」付出犧牲。特別是那些在安源地區，被發動起來的礦工，他們願意為建設一個新社區而犧牲，因為理念中的「理想社區」可以給工人們，想要的尊嚴、教育，並且許諾給一個更好的未來生活。擔任礦工是一項沒指望的糟糕工作；相較而言，其它任何選擇，對他們而言，都很有吸引力。因此，脫離礦區，參加紅軍，和他們的同鄉們，一起前進，打造一個新世界，對他們來說，遠比清楚理解共產主義是什麼？更為重要。
對於，早期中共的動員群眾模式，更多著眼於物質利益，以及一些個人切身需求出發；至於宏大的意識形態本身，恐怕對於普通大眾而言，並非頂重要？裴宜理指出，對於中共領導階層而言，他們相信社會革命是可以給普通人，帶來更好的物質生活，他們也做出這般承諾。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特別）現象，即「參加革命，（心理上）覺得特別興奮」，例如我們是好朋友，（情誼因素）就更有可能讓對方加入革命行列。所以，從動員網絡來看，一旦中共成功說服幾個影響力人士參加革命，動員其他人就變得特別容易了。
在安源也是這樣的，一開始中共的重點就是哥老會的領袖們，透過他們的影響力，來帶動周邊人際網參加革命。我覺得這個模式後來也被複制了，比如說中共派遣一些農民尖兵到農村，去看誰更有可能參加革命，並且透過他們來帶動其他農民。也許運動剛開始，中共會給出一些物質承諾；一旦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加入革命，其他人自然地會形成一種動力去加入這麼一個群體，去共同努力，打造一個更好的未來。不過，不能因此認定後來加入者只是「跟隨者」，因為他們非常主動，而不僅僅是被動地「跟隨」。對許多社會、政治運動，或選舉而言，群眾的需求，（有時候）更重要的並非結果，而是參與過程。
中共著眼於「群眾內在需求的動員理論」，似乎跟傳統的集體心理學，以及集體行動理論觀點，不太一樣（傳統學說，認為群眾係盲目者居多）。她指出，群眾並不能被簡單化，看成是一群一群烏合之眾的盲從過程，這個過程很可能是非常積極主動，充滿思考行為。僅管她不能確定，多數人參加革命運動，皆出自於「高度理性」的認識。然而，她強調，搭便車並無法在心理上，滿足群眾的內在需求。人們往往更加享受，主動參與投身一項政治行動，而且能夠跟志同道合人士，一塊努力實現一項目標。
（1976年春文革期間，上海復旦大學校園標語：「用鮮血和生命保衛黨中央」、「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圖片：維基百科，作者：Villa Giulia）
文化符號運用成敗 攸關政權興衰
裴宜理教授在《安源》一書，提到中共早期動員群眾的2種方法，包括有文化位置鎖定(Cultural Positioning)，以及和文化御用(Cultural Patronage)。為何當年國黨擁有更多資源，卻輸給中共？對於此一問題，裴宜理表示，自己並不確確有真正答案；不過，她認為很可能與社會背景有關。當時共產黨領導人多數都是來自農村，並非特別貧窮，毛澤東和劉少奇是富農子弟出身，李立三的父親是農村秀才。因此，可能與他們來自鄉間，對農村文化了解會更多。對比之下，當時國民黨菁英，多數來自城市，所以儘管2方面領導人的富裕程度，差別不大，教育也差不多，但社會背景完全不同。這就導致中共能夠善用民間文化，來吸引農民，其次，早期中共領導人，比如毛澤東、李立三、彭湃，他們碰巧在這個領域，特別有創造力。也許國民黨在1927年之後，從一個革命黨變成執政黨之後，失去創造（活）力。
關於裴宜理提到，利用文化手段動員民眾，是種相當微觀（即細緻）層面操作，然而這種理念與操作手法，直至今天，依然被繼承了下來？對此，她認為，運用文化符號，在細緻微觀的層面動員民眾，這種運作手段，從1920年代到今天，一直未曾不斷。推動一項文化符號，需要高智商，以及敏銳度，才能掌握用什麼樣的文化符號，透過怎樣的形式，才能真正發揮效果。直到今天，人們仍可以看到習近平正在運用「儒家」符號，進行試驗。這個試驗很可能會引發反作用。比如說，幾年前，天安門廣場樹立了孔子的雕像，可就是幾個月之後，這個雕像就被移走了。一個文化符號，有時候得到成功有效，有時候卻反效果。直到今天，中共仍然努力重視這一區塊（有人稱之為，文化洗腦），中宣部、文化部，以及相關部門，皆不斷思考這類問題，努力尋找確實有效方法。例如，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的瞿秋白，就對民間文化，以及如何運用民間文化符號，來對普通人說話，高度重視。
《安源》一書的副標題是「挖掘中國的革命傳統」，可是這個革命傳統是什麼呢？它總是在變動的，比如說你提到中國早期革命，傳統文化顯然是重心點；但到了文革，批林（彪）批孔，破「四舊」，傳統文化又被完全放棄了。再比如毛澤東晚年，將「階級鬥爭」視為最重要的革命傳統，並且希望不斷延續下去，但是改革開放之後，基本上，又拋棄了這個傳統。所以能否告訴我們，這個中國的「革命傳統」，有沒有什麼東西是一直持續的？
裴宜理專文指出，僅管組成成分一直處於變動狀態。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批林（彪）批孔期間，人們表面上完全切斷傳統文化；實際上，人們行為仍然在傳統文化框架內運作。《安源》這本書，強調的是中國革命傳統，人性尊嚴的追求。事實上，中共革命傳統曾經有這般理念：「革命給普通人，給沒有受教育機會，以及社經地位低落者，擁有生命尊嚴機會」。這意味着，給大眾提供基本的教育、組織，以及各式各樣文化活動。她強調，無意於將共產黨早期在安源的所作所為，加料予以浪漫化；事實上，正是這些訴求發動民眾，告訴他們，人人皆可擁有尊嚴的生存權，當年的革命的確與「尊嚴生活」劃上等號。
中共革命傳統 階級鬥爭同義詞
她並指出，這個革命傳統，也跟中國以前各種民間革命、民間文化，以及以兄弟情義、忠誠、均富等理念為核心的秘密社會價值，一脈相承。當然，馬列主義裡面是否還有很多其它的質素，同樣發揮啟動中國革命的推波助瀾作用，仍有待深究。
中國革命傳統的核心價值「人性尊嚴」要素，與美國革命傳統非常不一樣，美國革命傳統是自由（尊重人們之間的彼此不同、差異），以及民權（反歧視）。當然，不同文化背景者，對自己的革命傳統都會有不同的解讀。有一點卻讓人擔憂，即「為數甚眾的中國人對自己的革命傳統解讀，等同於負面『階級鬥爭』」。擔憂之處在於：如果（民眾）從自己的革命傳統，只能找出這類負面評價，那麼，人們如何從這裡，走向來來？千百萬的中國人，因為革命而喪命，除非有人，能夠為這麼多人自我犧牲，建構出正面理由，否則中國政治發展，即將陷入僵局。人們無法篡改歷史，但是中國民眾也有資格詢問「為什麼」？
研究這段中共歷史，裴宜理的結論是，中國革命在開創期間，看似大有希望，特別是較之於1927和1928年在革命運動變得越來越軍事化、暴力且血腥的時候。當時人們總認為，革命變得更加暴力血腥，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現在中國相較於當年，已經站在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歷史階段，她說，如果自己是中國人，就希望能夠從自己的歷史中，找到一些正面傳統，可以激勵民眾繼續向前行。
關於，中共當年革命傳統的核心價值，追求「人性尊嚴」，是否在今天被延續下來了？裴宜理指出，這個早期革命核心價值，在那個時候吸引很多人。到了後期，共產黨離這個核心價值越來越遠，很多人為此感到憤怒，並認為現在的中共，並不尊重一般大眾的人性尊嚴，而且淪為，特權階級、腐敗份子的代言人。中共現在也很少使用「尊嚴」這個詞，從胡錦濤、溫家寶的社會政策，人們能夠看到，中共也意識到，普通大眾對自己的生活，以及對黨的認知，二者之間已經出現巨大鴻溝，中共似乎想要縮小統治與被統治之間的認知差距；儘管他們更傾向於使用「和諧」、「維穩」，而非強調民眾所看重的「尊嚴」。
（海報：「打碎舊世界，創立新世界」。紅衛兵擊碎十字架，佛寺，與中國古典書籍，圖片：維基百科）
中國社會：不重視思考價值、選擇自由
從革命、抗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乃至於今天，中共領導層一再提倡「民族主義」，這是不是也是中國革命傳統的核心價值呢？針對此一提問，裴宜理指出早期中共領導人，確實利用「民族主義」動員許多人，尤其是抗戰發生後，這一點變得更加重要了。當民族主義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訴求，比重加大時，中共對中華民族立場，與他們早期對待安源礦工的態度非常相似；即中共宣傳中華民族與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樣，是應該擁有同等尊嚴；因為中華民族並沒有被尊重，一直遭受到羞辱，所以中華民族應該站起來。中共強調人性尊嚴之追求，與強調民族主義，是個同質性的同心圓。
將革命傳統與民族主義。加以混合做法，對於中國遠比蘇聯更加容易，因為，中國90%以上的人口是漢族。這使得中國領導人，更容易運用文化置位(cultural positioning，即文化座標鎖定)方法，從中國傳統文化找出一些素材，加以指認說，這就是我們的「民族身份認同」。另一方面，中國確實一度欠缺強而有力國家形態，缺少對領土的主權主張；然而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重塑這類意識型態，並趕走帝國主義。這些作為，讓百姓大眾，認為中國革命帶來了榮耀感。
中國學者朱學勤曾經比較英、美革命傳統與法國、俄羅斯，乃至中國革命；他表示說，這2大類革命最大的不同在於，英美革命不改造人的思想，只是社會制度的改造；至於，從法國大革命到俄羅斯的革命再到中國的革命，都特別強調人的思想改造。
對於此一看法，政治學者裴宜理並不認同。她指出中國儒家教育理，主張「三思而後行」，有點革命內省式的教育理念。但是另一方面，中國人卻認為，「行為比思想更重要」。比較中西方的宗教思想即可發現，其實中國的宗教信仰，並不必然要求人們信仰什麼？只要求人們「行動正確」，例如對祖先要崇拜，對佛祖要尊重。而在西方的傳統，人們更關注個人的感受，以及人的信仰內涵是什麼？而不單單看人的行為。例如，一個人每週去教堂，而且捐獻很多，如果個人不從內心認同上帝，就不會被當成一位基督教徒。
中國社會，更容易建立一個世俗的，從行為本身出發的革命理解（譯註：透過洗腦、思想改造）。對於毛澤東之後的許多中國人來說，問題不在於，一個人是否信仰毛主席的教導，而是人們是否遵從中共設定的各種規則；只要人們（奴性地）遵從這些規則，黨不會在乎你在幹什麼？這是鄧小平設定的「潛原則」，之後的中共領導人，包括今天的習近平，皆如出一轍。這在美國，可就行不通了，美國的宗教傳統，與革命傳統並非如中國式的「外顯導向」（別人看見就算數）。西方傳統，關注人們在想什麼？如何找尋自我定位？他們是否忠誠？之類的自我思辯課題。
＊譯註
李立三，農村秀才之子，文革期間1967年6月，官方報導指出，係服安眠藥自殺身亡。
劉少奇，農村地主之子，文革期間1969年10月病逝，遭批鬥為，死不改悔，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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