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時間5月1日，當馬利蘭州巴爾的摩市（Baltimore），黑人社區民眾，正在歡慶司法公正帶來的「道德勝利」，因為一位黑人女檢察官，針對25歲非裔男子格雷（Freddie Gray）於假釋期間，遭警方逮捕離奇死亡事件，指控警方二級謀殺，過失殺人等罪名，並起訴了6名涉案員警（含白人、非、亞及阿拉伯等多族裔）。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則將目光轉向黑人社區的治理問題。專文指出，巴爾的摩這個人口63.5萬人的城市，長期以來，因為警民之間的互不信任，毒品與幫派活動猖獗，加上一半勞工沒有工作；導致抗爭引爆，一發不可收拾。巴爾的摩暴動事件，經濟學人將之描繪為一座崩壞的黑人城市圖像。
4月28日「巴爾的摩的教訓」（The lessons of Baltimore）專文寫道：今天的巴爾的摩，不再是個黑人遭受白人直接壓迫的地方了。巴爾的摩的人口63%是非裔美國人。其市長勞林斯.布雷克(Stephanie Rawlings-Blake)是民主黨籍的黑人，於2011年選舉囊括87%的選票。當地的警察局長巴茲(Anthony Batts)，也是黑人；這個城市多數警察也是黑人。與2014年8月間，密蘇里州佛格森18歲黑人少年布朗，遭槍殺事件，完全不同之處在於，巴爾的摩，就跟華盛頓特區、費城、底特律一樣，都是個黑人掌控「統治權」城市。然而，為什麼警民衝突不斷？（或更為精確來說，民眾對警察粗暴執法持續發出震怒）。
貧窮種植社會敗壞根基
主要原因，制度無法被輕易改變，無論是誰掌權。美國黑人近來抗爭，很少源自擁有「種族歧視」惡意人士掌權所引發，反倒是結構性問題，比如說貧窮的集中化、破碎家庭，以及糟糕的學校環境。
巴爾的摩這座城市之崩壞，黑人警民衝突根源，始於上個世紀的50、60年代，當時東北部及中西部的黑人移民，來到這裡尋找工廠的就業機會，就遭到有著種族歧視與暴力行為的警方，將這些新移民趕進貧民窟，因而引發了接連不斷的黑人警民衝突。當地中產白人，就在1968年馬丁路德.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於巴爾的摩被謀殺遇難的前後期間，紛紛從這個城市逃之夭夭。1970年代，當地的去工業化措施，窒息了工作機會。到了1980年代，海洛英、古柯鹼等毒品，在當地盛行起來；當時警方採行雷厲取締毒品交易，結果暴力犯罪卻反倒居高不下。
經濟學人「為何暴動越來越糟糕」（Why rioting makes things worse）一文指出，這次巴爾的摩市西部暴動地帶，有著1/3的空屋率，區內超過一半的勞工沒有工作可做。依據美國家戶所得調查發現，當地家戶的平均收入為年2萬5千美元，不到美國總平均的一半。連鎖店少之又少，多數都是一些小商家，透過防彈玻璃窗口，販售價格昂貴的日常生活用品。價格貴的原因，因為沒有競爭，而且很少商家願意到這些危險地區做生意。
經過這次暴動過後，讓巴爾的摩的社經問題，雪上加霜，許多民眾維生的商家跑光了，結果當地的工作機會變更少了，日常生活用品的價格也會再度攀升。一家名為神奇之地（Wonderland Liquors），有販售酒品的雜貨店，這次遭洗劫一空。一位商家親戚的金先生（Daniel Kim）表示，連超過10萬美元的存貨，也都不翼而飛，這家店有投保保險；未來如要重新營業，保險投保金額就會大幅高升。
一位住在巴爾的摩西邊，住在暴動現場一家藥局附近，一位41歲工人泰勒（William Tyler），他指著身旁一家遭暴徒縱火的藥局指出，這是她媽媽買藥的地方，警方眼睜睜看著它被祝融焚毀，卻不試圖阻止（或無力救援）。這位工人感慨指出，文明禮節在這個城市，早就一去不復返了。經濟學人引用此一事例，明白指陳，巴爾的摩警方，在這個麻煩城市執法的兩難困境。
（巴爾的摩原本的和平示威運動，4月28日實施宵禁後轉趨狂暴）
城市暴力橫行 警察失信於民
2005年一位白人市長歐馬利(Martin O’Malley，他現在有意競選總統)，當年曾推行「零容忍」政策，要求警察攔下、搜索任何行為舉止可疑，或可能持槍、持毒品的年輕人。那一年，巴爾的摩警方大規模逮捕了10萬人次，幾乎是城市總人口的1/6。幾年後，這項雷厲政策被廢止了，改採目標更明確的手法；然而，當年不當施政，已在警方、黑人民眾間，種下水火不容禍因。
巴爾的摩是美國最危險的城市之一，每十萬人高達37人的謀殺率，比南非還糟糕。2013年6月某個星期，這個63.5萬人口的城市，就發生了10餘起謀殺案，28起槍擊案；當年整個年度總計，遭謀殺死亡人數，甚至高達233人。巴爾的摩年輕黑人，偶爾會被警察殺害；然而但更多時候，卻是被另外的年輕黑人所殺。
陳述此一事實，並非試圖幫助，有著濫用暴力紀錄的巴爾的摩警察部門找尋說辭。諸多問題，似乎跟許多非裔族群與警察之間長期沈痾有關。許多年輕的黑人，對於老愛搜他們身、攔下他們車子開罰單、對待他們如動物一般，而非當成公民的警察作為感到憤怒。如果，你參加黑人社區的警民會議(如記者參加了華盛頓特區東南部的警民會議)，就會發現參加會議的非裔中年、中產階級黑人婦女，面臨的是另一種麻煩。她們抱怨警察，在阻止暴力犯罪上，做得不夠多。
洛杉機時報記者莉薇(Jull Leovy)，在「逃離貧民窟」(Ghettoside）一書中指出，過去非裔美人跟警方之間的怨氣糾結，不在於發生了甚麼問題，而在於不作為。20世紀以來，美國警方花費心思來保護「黑白衝突」事件的白人民眾，以及白人民眾的財產；卻通常無視黑人與黑人間的暴力犯罪。莉薇相信，這是黑人社區有較高暴力犯罪率的原因之一。當罪犯不會受到法律懲罰，他們就會更加猖獗。每次的暴力行為，都接連引發報復循環。最後用拳頭、刀子或是子彈等擺平事情。「打小報告」（Snitching）似乎被視為羞恥行為。一旦，當警察想要解決犯罪問題，就會發現社區民眾，沒有人願意提供證據給警方。
這個城市的毀壞早已積重難返。經濟學人引述2014年9月《巴爾的摩太陽報》（Baltimore Sun），於2011-2014年的調查資料指出，該城市為著解決警察「粗暴對待」民眾指控，總共花費570萬美元擺平訴訟。案例中，一位87歲的老祖母，因為電話投訴，她的孫子被殺害一事，就被當地警方推倒。另外，2012年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調查發現，當地有51位員警涉足貪腐勾當。
這座城市警方的執法公信力幾近徹底掃地，就在4月28日實施宵禁的同一天，警方針對錄影資料掃瞄發現，當地幫派份子，同時間進行多起偷車案，並謀殺一人；這與民眾的抗議活動毫無關聯。幫派活動在當地，早已司空見慣了。連身上穿美國街舞歌手團體「血液與瘸子」（Bloods and Crips）制服的年輕人，受訪時都可以誇口說，他們防堵趁火洗劫的能力，都比當地警方強多了；擺明了就是說，當地警方的嚴重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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