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文)
光緒帝跟慈禧去世以後，攝政王載灃不但沒有加快軍隊國家化的步伐，反而想回到建立滿清皇族私家軍隊的老路。他成立了禁衛軍，派滿族大臣接管北洋各鎮，任命大量的滿族子弟擔任新軍裡面的中、高級將領，排擠漢族的軍官，激化了漢族官兵，以及滿族將領之間的矛盾，讓很多原本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受到同盟會影響的中下級漢族軍官，對未來是失去了希望，越來越傾向革命。
在武昌起義發生的時候，革命軍的力量其實很弱，滿清政府完全可以動用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北洋軍來鎮壓，但新上任的滿族陸軍大臣，根本指揮不了北洋軍，清廷不得不請袁世凱出山。但這時的袁世凱，對清廷的忠心已經大不如前了，畢竟在皇權之下，要生要死也是分分鐘的事，不論你如何位高權重，那都是沒什麼保障的，他沒有成為挽救滿清的第二個中興漢臣曾國藩。老謀深算的袁世凱，最終玩弄了兩面手法，成功迫使年幼的清帝退位。
除了尖銳的滿漢民族矛盾，因為不成功的政治改革，而把知識份子逼成了掘墓人，這也是滿清覆滅的原因之一。
知識份子變王朝掘墓人
慈禧太后在推行新政的過程中，在1906年廢除了科舉制度，這對中國的官吏選拔制度來說，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這就意味著，知識份子透過努力讀書、參加科舉考試，來走上仕途的傳統，路徑已經被堵死了。這對當時數以百萬計的知識份子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
或許有人會認為，廢除科舉應該算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這樣做導致知識份子離心離德，似乎反而證明進行政治改革，才是導致王朝加速崩潰的原因。
但是如果滿清政府，當時能夠加快政治改革，建立民主選舉制度的話，在廢除八股取士的同時，保留文官的考試制度，給絕大多數知識份子，提供政治上的前途，讓他們能夠平等的參加競爭，那這些人就會成為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而不會成為革命的力量。如果當時已經建立了民主憲政的體制，那慈禧太后廢除科舉的決定，也必須得到國會的批准。經過國會民意代表的充分討論，她的錯誤決定，就不會那麼容易實施。由於政治改革的延後，專制權力沒有受到有效的制衡，慈禧的錯誤決定得以實施，滿清政府跟知識份子之間的矛盾，也因此而激化。
科舉考試從隋唐開始就是選拔官吏的制度，讓大量民間的知識份子，可以透過考試，進入國家的各級機構。知識份子把皇帝的命令，傳達到社會的最基層，將零散的小農經濟，連接成一個緊密的大一統社會。因此科舉制度成為皇帝連接社會底層人民的重要紐帶，是封建社會穩定的基石。
同時我們也不可否認，科舉考試也提供了一個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在封建王朝科舉考試，有著比較公正的遊戲規則，只要有知識，任何人都可以透過考試，加入政權組織，參與對國家的治理。因此西方國家甚至把科舉制度，稱為中國的第五大發明，並借鑒這個制度，建立了自己的文官考試制度。因此在沒有建立更好的官吏選拔制度之前，科舉制度不應該輕易的廢除。
然而慈禧太后在廢除科舉的同時，卻沒有給知識份子開闢一條新的晉升道路。1902年，朝廷制定的《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還規定了新式學堂的學生，畢業了以後的安排：「大學堂預備速成，兩科學生卒業後，分別賞給舉人、進士。」當時新式的學堂數量不多，學生也不多，所以這種「政治待遇」還勉強可以實行。但是到了1906年，廢除了科舉以後，數以百萬計的新式學堂學生，他們的出路該怎麼解決呢？而且每年都有大量的學生畢業，由於名額有限的關係，政府根本沒辦法滿足他們進入仕途的需求。
在這種情況之下，數以百萬計的知識份子，對政府的不滿可想而知。而且由於名額有限，沒辦法公開、公平地分配有限的資源，導致了拉關係、走後門、行賄受賄、任人唯親之類的腐敗現象，只能說是層出不窮，這些官場的腐敗，進一步加深了知識份子對政府的失望。
在仕途受阻的情況下，一部分的知識份子選擇了出國留學，受到了海外同盟會的影響，許多人從日本軍校畢業以後，回國參加新軍，成為中下級的軍官。還有很多沒有能力出國的知識份子，或投筆從戎，參加新軍尋找出路，或加入革命黨，希望透過革命來改變中國。知識份子們對滿清政府充滿怨恨，很容易接受「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思想。武昌起義正是由這些人發起的。滿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的改革，最終為自己培養了數以百萬計的敵人，他們成為了滿清王朝的掘墓人。
在民族矛盾加劇，失去知識份子支持的情況下，1911年，四川爆發保路運動，這是滿清政府侵犯民間私有財產，政令朝令夕改的直接結果，保路運動引發了辛亥革命，成為壓垮末世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侵犯私有財產的末世王朝
滿清侵犯民間的私有財產，特別體現在它們自相矛盾的政策上，尤其是鐵路收歸國有的事件。1901年，慈禧太后宣佈了新政，鼓勵民間私人入股修建鐵路。到了1903年，政府頒佈了《鐵路簡明章程》，明確規定鐵路建設以民族資本為主，地方政府無權干預，只有保護的責任。在這種政策的鼓舞之下，到了1911年，全國已經有17家民營的鐵路股份公司。
如果民間公司管理不好的話，國家完全可以自己成立鐵路公司，讓國有跟民營同時經營，這樣在競爭裡面，就能逐步規範起來，淘汰不適應的民間公司。但滿清政府卻在1911年5月，以商辦鐵路「延誤已久」為藉口，宣佈實行鐵路國有政策，直接把民間鐵路公司收歸國有，卻沒有給予合理的經濟補償，這就像是強行沒收，讓無數的民間投資者，遭受到了重大財產損失。
這樣的政策不僅違反了政府自己制定的《鐵路簡明章程》，還直接引發了湖南、湖北、廣東、四川等省份的保路運動，尤其是四川的保路運動，因為有會黨的參加而最為激烈。清軍甚至對聚集在四川總督府門前請願的群眾開槍，造成了成都血案。和平請願被血腥鎮壓以後，四川開始爆發民眾自發的武裝包圍成都官府的事件。朝廷調動駐守湖北的新軍鎮壓，結果造成湖北防務空虛，為武昌起義創造了條件。
如果當時能夠即時建立君主立憲體制，實行民選政府、三權分立跟權力制衡，任何的政策，都必須經過國會的審議跟批准。這樣一來鐵路收歸國有，卻不對民間投資人進行合理補償的糊塗政策，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得到國會的批准。而且保路運動發生以後，滿清政府下令進行武力鎮壓，這樣的決定，在民主憲政的國家，根本就不可能發生。正因為政治改革停滯以後，專制的權力沒有制約，矛盾無法被有效解決，長期累積起來，最終導致了政權的崩潰、王朝的滅亡。
從世界的發展史來看，歷史悠久的君主專制國家，實行君主立憲的，通常會比較成功，像是英國跟日本；而那些實行總統制的國家，像是法國跟俄羅斯，則是不太成功。如果當時滿清政府堅定推行君主立憲的政治改革，即時建立起君主立憲政體，滿清皇族的貴族血統也能夠得到保存，中國可能會沿著現代文明的道路發展。
不幸的是滿清王朝，在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政治改革卻沒跟上腳步，最終引發了辛亥革命。雖然清帝選擇主動退位，但中國人不想再為自己找一個皇帝了，君主立憲的道路也隨之堵死。當時的人們沒有選擇美國的總統制，而是選擇了責任內閣制，結果在內閣制下面的總統，權力變得極為有限。
所以袁世凱才會試圖恢復君主制，想要重建皇帝的權威，但這個「洪憲皇帝」，因為沒有合法性，人民不認可他，外交上也不被主要國家接受。最終袁哥只當了83天的皇帝，就在全國民眾的唾棄下垮臺。此後中國陷入了幾十年的分裂跟軍閥混戰，最終共產主義的幽靈入侵，讓14億的中華兒女，淪為了馬列的奴隸，至今都還受盡共產制度的壓迫跟剝削。
實行憲政，再造共和
滿清的滅亡，帶給當代中國的啟示是深遠的：如果一個專制政權，只想搞經濟發展，而不願意進行政治改革，或是進行半吊子的政治改革，不給民眾真正的政治權利，那最終還是會走上滅亡的老路。經濟改革帶來的社會變遷，會讓民眾產生更高的政治訴求，當這些訴求被壓制的時候，就可能會走向激進的變革，甚至是革命。獨裁政權的權力壟斷終究無法持續，政權的崩潰也就成為了必然，歷史已經一再證明這一點。
滿清的滅亡，不是因為外國的侵略，而是沒能順應歷史的潮流，政治改革停滯所導致的。今天的中共也面臨類似的問題，經濟發展已經達到一定的程度了，但是政治體制還停留在原地。如果不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那麼滿清的歷史，很可能會在共產中國重演。
所以我才會堅信，在中國，只要還有人民願意站出來反抗中共的暴政，一傳十，十傳百，當呼喚憲政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勢的時候，一定會推動中共內部的健康勢力，主動或被動的進行改革，最終實現中國的寧靜革命。這個觀點其實就來源於，讓滿清垮台的辛亥革命。當年武昌起義的參與者並不多，但由於滿清政權已經失去了社會各階層的支持，各個省份很快就響應了，最終導致了清朝覆滅。所以一個專制政權的存亡，並不取決於有多少人願意反抗，而是取決於它是不是已經失去了統治的正當性，還有社會的支持，歷史不會簡單的重複，但它總是驚人的相似。
辛亥革命雖然只用了很短的時間，只流了很少的血，就推翻了滿清的統治，但是隨後袁世凱，為了當皇帝背叛了中華民國，讓中國再次陷入了軍閥割據跟動亂的深淵。所以今天的中國，只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才能夠避免重蹈覆轍。實行憲政、再造共和的核心，在於重建一個以人民為中心的政府。強調法治、民主跟人權的重要性，讓每一位公民，都能夠參與到國家的治理中。
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只有建立在民主跟法治基礎上的共和體制，才能夠讓中華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榮。今天的中國必須建立健全的選舉制度，確保選舉的公正跟透明；強化立法機構的權力，確保政府行為受制於法律；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升人民的生活水準；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每位公民的基本權益；弘揚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提高公民的素質跟參與意識。這就是實行憲政、再造共和的意義之所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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