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美元債務綑綁的新興市場正朝向負擔日益沉重的深淵前進。
在經濟的世界裡，某一個政策制定者傲視群倫，美國中央銀行的首領，葉倫女士，正統沿著一萬七千億的經濟體，而最接近她的競爭對手，歐盟的央行總裁，Draghi先生指管轄相對上微小的一萬億，最重要的是，美元的全球角色代表著葉倫女士在海外有巨大影響力，在美國之外的美元借款已超過了9千億，足足可以足夠購買所有在上海及東京上市的所有股票，而正當美元幣值加強；由於美國更健全的成長，及預期聯邦銀行已經蓄勢升高利息時，這些美元債務的負擔變成更加難以承受。
美元融資到處可見，但最大的增加在新興市場。在2009及2014之間，開發中世界的美元計價的債務，以銀行貸款及債券形式，都上升超過兩倍，從大約2000億到4500億，根據國際清算銀行，像巴西、南非及土耳其這些地方，尤其當出口下跌到小於進口，必須靠累積對外國人的債務來融資其經常帳的缺口。
即使那些沒有貿易缺口的國家也大量舉債，當美國資產的利率如此微少，5年期的國庫債只付1.5%，那些擁有美元的投資者開始尋找更高報酬的機會，而以新興市場為主的企業看來正好符合條件，有些是大企業，國營的能源巨人例如俄國的Gazprom及巴西的Petrobras都曾經發行了美元債券，透過其位於盧森堡及開曼群島的分行，其他還有些較小的新興國家私人公司，也都在發行美元計價的債券，透過以低於其本國貨幣借款利率幾個百分點來借美元，這些公司執行長因此可以在短期內提升其利潤。
但財務操作很少提供白吃的午餐，令人憂心的是下跌的能源價格代表能源企業如Gazprom及Petrobras現今的美元收入已經低於當它們借進債務時所預期的，在匯率開始變動之前才剛剛借入的債務是令人痛苦的，在2010年，一家土耳其公司借了14萬；透過發行5%票面利率的十年期債券, 在期限內每年須支付2250萬里拉的利息，但從那時，當里拉對美元的匯率下跌了43%時，其利息支出已升到超過3900萬里拉。
當外國債務和外國收入可以配合時，沒有必須擔心的必要，例如亞洲的企業的外幣債務在2008到2014年，上升了3倍，從7000億到21000億，佔其GDP的7.9%增加到12.3%，根據摩根史丹利的估計，為了檢測這個增加是否足堪承受，經濟學家採樣了橫跨亞洲的762家公司的帳戶，結果是再度確定: 平均它們的美元債務雖佔22%，但美元收入也有21%，雖然亞洲企業在新興市場的借款熱潮仍然方興未艾，但它們看來對升值美元的忍受力還是良好的。
但仍然有兩種理由值得擔心，首先，中國的展望是令人疑惑的，中國持有1200億的美國國庫券，許多都是在其主權財富基金上，當美元升值， 雖然基金變成更富有， 但在美元豐厚的中國仍有隱痛，中國企業已累積了不良的貨幣的錯誤配置，大約25%的公司債以美元計價，但只有8.5%的公司收入是美元，更壞的，這些債券是高度集中, 由5%的企業擁有50%的美元債務。
中國的房地產開發商是最明顯的脆弱部門， 許多開發商建售辦公樓及房屋，所以大部分收入是中國元， 因為被禁止直接從銀行借錢，所以它們大量地發行了美元債券。 它們也從信託公司去借錢，而信託公司自己也是高度槓桿化， 並透過在香港的分行去借入美元， 若中國的房產價格持續下跌， 這種設計將加強其痛苦，正如過去一段時間所發生的現象。
第二的麻煩是: 整個經濟，而不只是公司部門，看來都短缺美金。 例如在巴西和俄國，解救欠缺美元的企業的行動， 正在模糊政府，銀行及大公司之間的界限，這種普遍性的美元渴求， 已經造成其幣值的暴跌，其他國家也可能追循這個軌跡，土耳其的美元借款自2009年以來已快速成長，除了其企業已有的債務，其政府的外債已經增為GDP的50%，遠遠超過中度所得國家平均的23%，南非看來也令人擔憂，它的經常帳赤字是所有大型新興市場中最為龐大的，而其政府的外債則是GDP的40%。
新興市場倒帳的浪潮將不太可能會像2008年的美國次級房貸， 造成那麼廣泛的問題，因為大部分的債券是由口袋夠深的法人機構， 例如退休基金及保險公司所持有，而且放款銀行面對的管制規定遠比8年前更為嚴格，加上它們一般是資本較足夠的，新興市場的潰敗將不致於形成下一個雷曼事件， 但當投資人重新評估風險時，它將可能也造成突然的信用緊縮，在這些如南非或土耳其的國家，其經濟成長正快速萎縮中，這日益沉重的債務負擔仍然可能會帶來非常痛苦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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