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愛琳娜》導演林靖傑今天(22日)在「港台本土電影座談會」中指出，「台灣現在拍電影只有一個選項，就是兩岸合拍，如果沒有中國元素，電影就幾乎找不到資金。」中國市場的利誘，加上台灣政府也鼓勵兩岸合拍，對台灣電影環境造成非常大的影響。他也透露，當初拍攝「最遙遠的距離」，因為「福爾摩沙」四個字，而無法在上海電影節播映。
香港《本土新聞》與台灣《民報》合辦的「港台本土電影座談會」，22日下午在臺北科技大學舉行，邀請電影「衝鋒車」導演劉浩良，以及「最遙遠的距離」、「愛琳娜」導演林靖傑，與多位影評人會談，共同探討港台電影所面臨的衝擊和回應。
香港、中國、台灣之間的資金、文化影響，已經在電影產業顯露，台灣導演林靖傑和香港導演劉浩良在座談會上大談港台電影進軍中國的困難，包括資金霸權和文化差異造成的阻礙。影評人鄭秉泓也以台灣角度切入，討論電影產業如何萎縮，在台灣出現技術斷層。
中國電影沒有分級制度，所有上映電影都必須經過「審批」，符合每個年齡層都適合觀賞的標準，但香港電影的常出現的黑社會和鬼怪主題，想過審批得靠運氣。有時為了顧及中國審批標準，刪去黑社會題目或大量使用中國籍演員，卻因此失去香港觀眾的票房，顧此失彼。劉浩良舉例，「就像我如果在台灣賣港式奶茶，為了迎合台灣口味，硬是加了兩顆珍珠進去，就有點奇怪。不如我在台灣賣最道地的港式奶茶，自然還是有人愛喝。」
台灣面臨的難題則是資金籌措的困難，林靖傑說，「台灣現在拍電影只有一個選項，就是兩岸合拍，如果沒有中國元素，電影就幾乎找不到資金。」中國市場的利誘，加上台灣政府也鼓勵兩岸合拍，對台灣電影環境造成非常大的影響，「對我來說，審批和思想檢查是一樣的事情，好像回到戒嚴時期。」林靖傑說，當初拍攝「最遙遠的距離」，就因為「福爾摩沙」四個字而無法在上海電影節播映，連字幕都檢查的非常仔細，就算電影本身沒有政治指涉，中國還是竭盡所能過濾任何台灣主體的符號。
鄭秉泓的經驗則是在中國發表的影評中，必須用「大陸」來稱呼，不能使用「中國」兩字，他解釋，2011年當時台灣電影劇情的趨勢，「多半是中國女孩愛上台灣男生，或兩人家族背景又剛好牽扯到台灣的歷史，或是自由行開放之初，從中國景點一路拍到台灣。」為顧及投資者的喜好，如何維持台灣觀點是導演必須拿捏的火侯，「電影操作刻意去本土脈絡，時空背景變成一片空白，可以套用在中港臺任一地。」
台灣電影的發展近年因為資金和技術而處處受限，鄭秉泓說，「台灣根本沒有電影工業，各個技術環節都還處於手工業的階段，90年代後，台灣電影就萎縮了。」他舉例，台灣電影的美術設計預算非常低，有別於國外美術公司統一承包特定場景，台灣多由設計師用個體戶的方式接案。林靖傑也說，自己在片場和攝影師扭打，土法煉鋼討論打鬥動作，沒有專業武行或技術指導。技術方面也無法達到打鬥或飛車追逐的層次，剪接節奏或分鏡設計等技巧都尚未純熟，只能發展文藝片。
劉浩良則樂觀看待，把缺點當做優點，「香港也不可能像台灣拍中學生愛情電影啊，肯定一個吸毒，一個是古惑仔，書包裡都有牛肉刀！」他也認為，在有限的空間裡創作，只要盡力做到最好，就不是問題，就算在中國拍戲，還是有香港精神，「香港電影還是活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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