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明年總統大選，年輕人也開始檢討國民黨龐大黨產造成政黨競爭不公，彰化正發生鄰保館住戶因「日產淪為黨國派系家族私有」將被迫搬遷，這也是高中課綱「微調」美化戰後國民黨統治「不能說的秘密」。
彰化鄰保館位於彰化市仔尾賴和醫館舊址後方，大片日式屋舍見證日本時代社會福利事業，是台灣唯一僅存的鄰保館，因著賴和志工林虹汝的導覽發現及訪談，得知鄰保館現存五十多戶將在今年六月底被私立台中仁愛之家收回土地，賴和音樂節五月舉辦「鄰保館」相關文學旅行與講座，引發許多民眾關注，表達政府應保障鄰保館住戶續住，衛福部不該任憑私立台中仁愛之家拋售日產。
彰化鄰保館落成於1937年，是日治中期的社會事業之一，提供窮苦的市民寄住，每月發放三元的生活補助款，由地方行政首長、庄長、街長組成的方面委員會負責運作經營，設立兒童、福利、住宅、教化四部，以產業扶助教導民眾學習一技之長，以積極預防的社會福利措施，避免形成貧民，也讓民眾早日脫離失業窮困，有別於日治前期的消極救濟。從彰化鄰保館現存的幾棟屋舍，可看到日本殖民者雖為窮民蓋「免費住宅、簡易住宅」，其建材不輸給公家宿舍，社區內也設立人們所需的生活設施，公共澡堂、洗衣間、托兒所、理髮所，展現睦鄰互助的社區理念。日治時代這樣的社會福利事業，不僅在彰化，最早稻垣藤兵衛於大稻埕以私人之力設立人類之家，1930年代日本官方於嘉義、台中、東勢、豐原、清水等地設立鄰保館、社會館，中部大地震後收容無家可歸者，戰爭期間濟困貧民，成為穩定社會的力量，但戰後皆已無存僅剩彰化。
彰化鄰保館住戶最早在日治時代搬入，戰後日本人離開，鄰保館有許多空房，貧困者向彰化市公所申請居住，住戶每個月向市公所派來的人員繳納低廉的管理費。直到1998年私立台中仁愛之家對鄰保館住戶提告拆屋還地，住戶們才知道彰化市社會救濟事業協會在1981年與仁愛之家簽約，租下鄰保館的土地，而代收管理費的彰化市社會救濟事業協會卻七年未將住戶繳付的錢給仁愛之家，從1991年到1998年積欠一千五百多萬元，住戶一審勝訴，二審卻敗訴，住戶們多年事已高無法再等待纏訟，現努力向台中仁愛之家爭取以能負擔的金額買下土地，希望能續住並更新環境，永續鄰保館的睦鄰精神。
許多人質疑「私立台中仁愛之家為何有權收回彰化鄰保館的土地？」，這涉及到日產在戰後如何淪為國民黨地方派系家族私有，彰化縣長魏明谷在立委任內也曾質詢籲請檢調單位調查是否有不法情事。
彰化鄰保館、私立台中仁愛之家前身「台中慈惠院」皆是日本殖民台灣時由官方捐贈救濟金、台中州民眾捐助開辦的社會福利事業，戰後由台中縣政府接管，1947年頒布監督慈善團體辦法及施行細則，依法訂定台中慈惠院組織章程(後改名台中救濟院)「董事十九人由彰化縣、台中縣、南投縣、台中市議會及彰化市民代表會提名、充任組織董事會」，公推白福順為董事長，文協前輩、台中縣參議會議長蔡先於擔任院長，在四縣市議會共同管理下發展治療精神病者及辦理貧民施醫等社會救濟事業，名下土地為「公有社會救濟」之用。然而，1960年蔡先於病逝後，未再見台中救濟院董事人選受議會監督，隨著國民黨扶植地方派系，台中救濟院逐漸淪為蔡志昌家族經營，後更改章程為私立台中仁愛之家，1977年以「私營社會救濟事業」之名大筆移轉土地，近年仁愛之家更不斷拋售台中救濟院接收日產的數十多筆土地，彰化鄰保館住戶面臨迫遷，仁愛之家承接日治時期社會事業的濟世救貧精神蕩然無存。而導致鄰保館住戶被仁愛之家提訴的彰化市社會救濟事業協會，1952年該會設立也類似台中救濟院具官方色彩的救濟事業，由彰化市長杜錫圭、彰化市參議會前議長吳蘅秋、縣議員高碧桃、醫師公會王耀南理事長等發起，以日治時期的社會事業經驗，填補了戰後民生凋敝、官方尚未能進行的社會福利工作。但日後彰化市社會救濟事業協會也因權力改組，淪為國民黨黨工主導，連續七年未將鄰保館住戶繳付的費用給仁愛之家，導致貧困的鄰保館住戶將無所可居，淪為黨國掌控日產下的犧牲者。
彰化鄰保館是日治時期社會事業的時代見證，也為民主台灣揭露黨國接收日產、扶植地方派系的過往，私立台中仁愛之家、彰化市社會救濟事業協會在戰後初期原承接台灣士紳的慈善救濟理念，卻隨著黨國體制發展，公有社會救濟土地竟淪為地方派系家族私有、被轉移大量拋售，將斷送鄰保館住戶的居住權益，仁愛之家救濟了誰的口袋？在台中與彰化的黨國地方勢力雙重擠壓下，鄰保館住戶將被從彰化拋刮消抹，我們能否協力還鄰保館住戶這些無力者一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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