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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教堂的獨裁者會有什麼樣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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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教堂的獨裁者會有什麼樣的下場?

精神暴君施行暴力的辦法是使人們相信他擁有真理。但是,這種信念所固有的殘忍、專橫、暴虐和兇惡從來沒有如此有力地表現出來。  尼采
 
從二零一四年二月以來,浙江省掀起的拆十字架和教堂的風暴,迄今仍在延續之中。「重災區」是被稱為「中國耶路撒冷」的溫州。此舉堪稱人神共憤,連一向親北京的《亞洲週刊》也以封面文章詳細報導並評論說:「二零一三年年底上任的省委書記夏寶龍,改變過去尊重宗教自由的政策,也和全國的政策相悖,以清除違章建築的名義,強行拆除十字架,若有反抗,就把整座教堂拆掉,引爆百萬基督徒抗爭。」
 
據溫州教會傳道人鄭樂國發表的《浙江、溫州教堂及十架教案涉拆清單》顯示,從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起,當餘杭區的黃湖基督教堂的十字架第一個遭遇強拆時,摧枯拉朽式的清洗十字架運動便拉開序幕。之後的六個月中,強拆教堂或十字架的地區包括:杭州、寧波、舟山、溫州、台州、義烏、海寧等地。截止至七月底,教堂本身或十字架被拆毀的共有二百二十九所。
 
據《紐約時報》報導,一份政府內部文件清晰地顯示,拆除教堂是限制基督教公衆影響戰略的一部分。這份浙江省政府文件聲稱,政府的目標是管理「場所過多」、「過熱」的宗教活動,文件中只明文提及基督教這一種宗教,也只提到十字架這一種標誌物。「重點拆除高速公路、國道、省道線兩側宗教活動場所的十字架」,文件寫道,「分期分批把十字架從屋頂移到建築立面上來」。可見,當局目標明確、計劃周密,絕非一時興起、誤傷無辜。
 
始作俑者夏寶龍是習近平的忠實馬仔
 
基督徒和獨立記者昝愛宗長期參與宗教自由的維權活動,二零一四年二月及四月,他兩次上書習近平,控訴浙江省政府及夏寶龍強拆教堂和十字架屬違法行為。然而,他的上書不僅沒有得到任何回音,反倒讓他遭到杭州公安的傳喚並抄家。
 
習近平上之初,一些在華人教會中相當活躍的人物如梁燕城、趙曉等,對習近平時代的宗教政策抱有不切實際之幻想,恨不得毛遂自薦充當習近平的御用祭司。誰知,習近平執政一年多之後,浙江就發生大規模的宗教迫害運動。很多觀察家感到迷惑不解:既然當前中共各級官僚的行政邏輯是「維穩為第一要務」,一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出事才能陞官發財」,而基督教畢竟不是新疆的伊斯蘭教和西藏的藏傳佛教那樣與分離主義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所以當局通常不會主動拿基督教開刀。那麼,作為封疆大吏的夏寶龍,為何大動干戈地拆毀教堂、毆打信徒?這究竟是出於怎樣的一種執政思維?
 
熟悉浙江政壇的消息人士普遍認為:這是夏寶龍想要表達政治忠誠,迎合習近平的意識形態方針、為將來仕途發展鋪路的做法。一手推動「三改一拆」的夏寶龍曾有段與習近平在浙江共事的時間,因而被習近平視為「習家軍」中的當然成員。如果夏寶龍此次打擊基督教大獲成功,就等於擁有了一張價值連城的投名狀,極有可能被提拔為下一屆政治局委員,由此進入「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行列。那麼,基督教成為其仕途飛黃騰達之犧牲品,又何足道也?
 
這一次,中共的新一輪宗教迫害為何選擇從浙江和溫州下手?香港學者安德烈在《中共迫害教會的新招:浙江省的強拆模式》一文中指出:首先,浙江省是基督宗教植根歷史悠久的省份。在柳市堂新堂建成以前,由戴德生於一八六六年建立的杭州祟一堂曾聲稱是「全球最大華人教會」。無論三自教會還是家庭教會,基督宗教在浙江省的大城市有強大的影響力,溫州更是因為信徒人數接近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而被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樹大招風,浙江教會自然成為習近平對付的目標。
 
其次,浙江省是習近平曾主政的地方,習近平在浙江省安插了主要心腹,要動手比較容易。這次浙江省迫害一向恭順的三自教會,甚至清洗民宗局、公安局等部門的地方幹部,有利習派人物清除政敵、統一政令。以溫州市為例,市委書記陳一新是習近平在浙江主政時的重要助手。在習近平最親近的十一個幕僚當中,有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浙江省長李強等六個人是其在浙江時的舊部,可見習近平與浙江關係之深厚。
 
然而,從法理上而論,浙江當局的「三改一拆」運動是徹頭徹尾的「違法運動」,跟習近平標榜的「全面依法治國”的遠景背道而馳。該行動的法理依據《浙江省違法建築處置規定》根本沒有得到浙江省人民代表大會的審議和通過,同時並未按《浙江省地方立法條例》向受影響者(包括三自教會)「徵求意見」。因此,安德烈認為:「這種強硬而妄顧法治的打壓手段,充斥著習近平派系的風格。」
 
古代中國的皇帝從未將「政統」與「道統」統一於一身,不得不容忍士大夫階層在一定程度上掌握「道統」的闡釋權。近代以來中國的獨裁者中,唯一成功地集「政統」與「道統」於一身的是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紅旗》雜誌第十二期的題為《紅衛兵贊》的評論員文章中,首次出現「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的說法,這是毛澤東最喜歡的一組「尊號」。而這「四頂帽子」也是習近平最期待獲得的歷史定位。
 
歷史學家余英時對中國歷史爛熟於心,他一眼就看穿習近平的狼子野心。余英時在《習近平要做毛澤東第二》一文中指出:「中國通過共產黨搞一黨專政,這種一黨專政一代代相傳。當然不會純粹是紅二代專政,但基本上最重要的權力都掌握在第二代手上。如此,習近平就可以安然地做毛澤東第二了。這是共產黨的一個最新趨向。」在此背景下,就很容易理解習近平為什麼要拚命打壓基督教了。習近平不僅要當皇帝,還要當上帝;習近平不僅要控制十三億民眾的身體,還要統治他們的心靈。
 
習近平知道,中國傳統宗教信仰和文化價值中的佛教、儒家、法家等都可以「拿來為我所用」,而基督教永遠不可能成為「馴服工具」。基督教相信人是上帝所造,人具有上帝的形象和榮耀;基督教也相信「因真理得自由」,一個人不能奴役另一個人。既然基督教不能與專制制度「和諧並存」,習近平當然不能容忍基督教與之爭奪民心,辣手打壓也就勢在必行。
 
史達林拆毀了教堂,卻不能取代上帝在人心中的位置
 
無神論的共產黨人從來都敵視基督教,習近平不是第一個「敵基督者」。史達林在青年時代讀過神學院,這是他信仰虔誠的母親為他規劃的人生道路。但是,很多信仰虔誠的母親,偏偏生下叛逆和誖謬的兒子。史達林掌權之後,對東正教的迫害臻於俄國歷史上亙古未有之地步。雖然前蘇聯憲法明文規定保障所有公民有信仰的自由和權利,史達林也曾說過「黨贊成宗教信仰自由,贊成人們有信奉任何宗教的權利」,但那只不過是欺騙民眾的把戲而已。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史達林領導下,與政治大清洗同步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宗教運動。一九三八年,史達林宣佈,宗教活動和宗教信仰是階級鬥爭尖鋭化的證明,當局將實施「無神論五年計劃」,主要內容是沒收、關閉、拆除教堂和捕殺神父。當一九四三年完成這個計劃時,蘇聯境內最後一座教堂將被關閉,最後一位神父將被消滅,蘇聯將變成共產主義無神論的沃土。據索爾仁尼琴統計,當時被迫害致死的神父高達四萬二千人,教堂和修道院被關閉了百分之九十八。不過,德國納粹的突然入侵使這個計劃被無限期地延遲了。
 
歷史學家德·安·沃爾科戈諾夫在《勝利與悲劇:史達林政治肖像》一書中,生動地記載了史達林親自下令炸掉美侖美奐的救世主基督教堂的經過:根據一些為追求虛榮不惜破壞古物的建築學家的建議,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向史達林推薦的建造蘇維埃宮的地點,正是著名的救世主基督教堂所在地。史達林很快同意了這個方案。他的智力缺陷在這個事件中表現地最為充分:總書記無法估計俄羅斯文化遺址的歷史價值。史達林未必知道,這個民族聖地是人民用自己的錢建造的。參加教堂內部裝修和雕塑的有韋列夏金、馬科夫斯基、蘇里科夫、普里亞尼什尼科夫、克洛特、拉馬扎諾夫以及其他赫赫有名的大師。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這座用將近半個世紀時間建造起來的輝煌的教堂被毀掉了。當響起爆炸聲時,在克里姆林宮辦公室工作當史達林顫抖了一下,他不安地問助手:「這是什麼聲音?哪裡在爆炸?」
 
史達林的秘書波斯克利貝舍夫報告說,根據您批准的關於確定蘇維埃宮建設地點的《七月決議》,現在正在拆除救世主基督教堂。史達林放心了。在持續一個小時的爆炸時間裡,他再也沒有理會這件事,又專心致志地閱讀各地送來的關於集體化進城的報告。
 
由於無神論和其他建築方面的考慮,這座永久性的教堂被拆除了。沃爾科戈諾夫萬分憂傷地寫道:「記載着教堂被炸的、絕無僅有的鏡頭,反映了心靈的傷痛。看了那些鏡頭,使我們想起一九三一年那個很冷的十二月。炸掉的不僅是一座教堂,炸掉的是文化,炸掉的是過去。在過去的東西中,史達林珍惜的只是那些在目前能夠肯定他的東西。」沃爾科戈諾夫幸運的活到了葉利欽時代這個教堂獲得重建的日子,盛大的獻堂典禮人山人海,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與東正教牧首的擁抱見證了一個新時代的降臨。
 
而自以為是上帝的史達林,晚年眾叛親離、孤獨無助。他沒有朋友,每天肆意羞辱政治局的同僚。陪史達林吃晚飯既是殊榮也是苦差,儘管明天一早還要工作,每個人都必須竭盡所能猛灌自己,喝少了怕被史達林懷疑不忠,喝多了又怕酒後失言。布爾加寧曾對赫魯曉夫說:「你以一個朋友的身份來到史達林的席間,然而你從不知道你自己能否回到家裡去,還是要被車子接走——送到監獄裡去!」
最後一刻終將來臨:當史達林病發倒在房間的地板上之後,一直到當天晚上十點都沒有人敢敲門一探究竟。深夜,幾位政治局委員趕到時,沒有人敢作出召喚醫生的決定。他們圍在床邊注視了一會兒垂死的老人,就匆匆離開了。直到次日上午,他們再次趕到時,七十四嵗的史達林已經羞辱而悽慘地死在自己的一堆屎尿之中。
 
史達林沒有將蘇俄變成無神論國家,倒是上帝輕輕一揮手就將史達林從偶像崇拜的高臺上抹去。美國神學家和作家楊腓力在《克里姆林宮的鐘聲》一書中,描寫了蘇聯崩潰前夕,全國上下無論尊卑貴賤都對基督信仰極度渴慕的情形。一九九一年十月,最高蘇維埃向美國的基督教團體發出邀請,美國「基督教友好使團」一行十九人作為蘇聯總統的客人來到「八一九」政變之後驚魂未定的蘇聯。這些美國基督教領袖驚訝地發現,在這個被無神論統治了七十年的共產國家,他們所到之處聽到的都是對「俄羅斯陷於精神崩潰」的擔憂,以及對宗教信仰的急切需要。
 
而最令這群美國基督教領袖震驚的是拜訪克格勃和《真理報》的經歷——前者是共產蘇聯迫害宗教的主要機構,後者是宣傳反有神論和倡無神論的主要喉舌。在克格勃總部,局長斯托亞洛夫將軍對美國基督徒說:「現在是痛改前非的時候了。我們曾觸犯了十戒,今天我們為此付出代價。」一位美國牧師對這位將軍說:「耶穌對我的愛使我有了一顆愛蘇聯人民的心。我會為你們祈禱。」當訪問結束時,這位將軍滿眼熱淚地說:「在我一生中我只哭過兩次,一次是在埋葬我母親的時候,另一次就是今晚。」
 
在昔日致力於反宗教宣傳的《真理報》總部,美國訪問團感到主編和編輯們的精神迷茫,這份創辦於一九一二年的蘇共中央報,在前不久的政變中站在保守派一邊,正面臨被關閉的命運。編輯們一致認為:現在蘇聯的核心危機是道德危機,主要問題是如何實現社會和解,而要找到文明而和平的方式來解決糾紛和危機,就必須致力於人們的精神革新,用基督的方式來處理不同的觀點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完成精神革新的重要方式之一。該報主編對代表團說:「也許,唯一能夠讓我們國家避免徹底解體的力量,就是基督徒的價值觀。」
 
然而,病入膏肓才吃藥,已經太遲了。兩個月後,蘇聯帝國終於壽終正寢。即便史達林在墳墓中暴跳如雷,亦無濟於事。
 
齊奧塞斯庫拆毀了教堂,卻像野狗似地被處死
 
史達林在東歐製造了一群衛星國。羅馬尼亞是東歐共產黨國家中最奇特的一個。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開始,羅馬尼亞的宣傳機器就為齊奧塞斯庫奉上了眾多東方式的頭銜,包括「人類的星辰」、「喀爾巴阡山的天才」、「思想的多瑙河」、「工人階級的英雄」、「最傑出的、無與倫比的戰略家」、「舉世尊敬的偉大領袖和政治活動家」、「抵抗所有敵人的羅馬尼亞捍衛者」、「掌握國家面臨的所有問題的答案的領導人」、「貫徹黨的馬列主義政策的化身」、「民族英雄中的偉大英雄」、「人道主義精神的共產主義者」、「當代世界的傑出人物和光輝戰士」、「傑出的馬列主義領袖、熱忱的愛國者和國際主義者」等等。這些肉麻無恥的阿諛奉承加劇了齊奧塞斯庫的人格自大狂和精神紊亂。
 
歷史學家托尼·朱特在《戰後歐洲史》中指出,在齊奧塞斯庫的統治下,列寧時代那種控制、中央化以及對日常生活每一個細節都進行計劃的衝動已經不過癮了,已經發展成要與史達林的野心一較高下、甚至要超過史達林的迷戀。齊奧塞斯庫計劃修建一座超過羅馬和莫斯科的偉大首都,在布加勒斯特的市中心,一塊面積相當於威尼斯那樣大的古城已被夷為平地。為了騰出空間修建一座比希特拉的總理府還要宏大的「人民宮」以及一條五公里長、一百五十米寬的「社會主義勝利大道」,四萬多棟古建築和幾十座教堂被拆毀,其中包括該市遺留下來的瑰寶之一——十七世紀建造的斯芬蒂教堂。
 
羅馬尼亞的異議知識分子認為,齊奧塞斯庫大量拆毀教堂的行為是對整個人類的進攻。宗教妨礙了他獨自佔據人民的心靈,所以他要強拆教堂,讓人民沒有可以跟上帝親近的地方。齊奧塞斯庫企圖用「人民宮」作為個人崇拜的一處表演聖地:這個醜陋得難以言述、醜陋得獨一無二的宮殿,怪誕、殘酷、整齊劃一,讓人覺得壓抑、羞辱和無情,「正好做了極權統治最直觀、最完整的化身,也是齊奧塞斯庫的那種不受節制的暴政的魔鬼般地準確體現」。而宮殿前面的那個可以容納五十萬人的巨大廣場,一旦建成就能讓他充分享受檢閱士兵和民眾的榮耀與快感。
 
齊奧塞斯庫甚至下令禁止羅馬尼亞人過傳統的聖誕節,但他本人、他的家人以及黨的顯貴們私下裡卻過這個節日。聖誕老人的出現被他延遲到一月份,並被他改名為「嚴寒老人」。只有在一月二日之後,這個國家才允許出售聖誕樹,而且只能稱之為「冬樹」。作家赫塔·米勒充滿嘲諷地評論說:「國家禁止的事情的意義正在於這些人關起門來私下裡做的正是這些事情。」齊奧塞斯庫為顯示他格外開恩,允許那些賣身投靠的神父為他禱告、並獻上頌詞。反之,另外那些敬畏上帝和不願為他祈禱的神職人員,則被關進監獄,孤獨寂寞,受盡折磨,甚至失去生命。
 
那麼,此種統治模式能永遠持續下去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當齊奧塞斯庫在六十七次起立歡呼中再次當選為黨的總書記,並傲慢地宣佈不會進行改革時,他真的以為拿破崙和希特拉不曾實現的「千年帝國」的迷夢將在羅馬尼亞成為現實。然而,僅僅一個多月以後,當他一如既往地對人民發表講話時,人民不再是報之以歡呼——絕望而憤怒的人民對獨裁者發出海嘯一般的噓聲。隨即,人民揭竿而起,軍隊紛紛倒戈,逃亡成了齊奧塞斯庫和夫人埃列娜唯一的選擇。
 
當年,齊奧塞斯庫下令廢除聖誕節的時候,絕對不會料到十二月二十五日這一天會是他的忌日。羅馬尼亞救國陣線組建的特別軍事法庭,在一所簡陋的兵營內對齊奧塞斯庫夫婦進行審判。法庭作出死刑宣判,未了防止忠於齊奧塞斯庫的秘密警察部隊前來劫獄,立即執行死刑。齊奧塞斯庫夫婦一先一後被捆綁着押送到室外,兵營裡沒有刑場,廁所前的空地便成了執行槍決的地方。齊奧塞斯庫高呼:「自由和獨立的羅馬尼亞萬歲!」埃列娜則唱起了《國際歌》。這時,持槍的士兵在行刑隊指揮官尚未趕到的情況下便開了槍。齊奧塞斯庫中彈後倒下,後腦勺撞在廁所的牆上。埃列娜則頭部中彈,顱骨開花,腦漿外溢。還有一種說法是,埃列娜對著向她瞄準的年輕士兵高喊:「你們都是我的兒子,我愛你們!兒子怎麼能夠殺害母親!」而那個士兵冷冷地回答說:「我的母親早被你們害死在勞改營裡面了!」隨即扣動扳機。有的時候,上帝確實非常幽默,邪惡亞哈王和王后耶洗別可恥地死去的故事,再度在這一對「像野狗似地被處死」的夫妻身上重演了。
 
習近平缺乏足夠的智商從史達林和齊奧塞斯庫的身上汲取歷史教訓。習近平以為,拆毀教堂之後,就可以為自己塑造金像了,他卻渾然沒有意識到,災難已經開始。舒辛仁在《獨裁者的前車之鑒——列寧信徒齊奧賽斯庫的不歸路和毛粉習近平的未來之路》一文中,對習齊二人做了一番有趣的對比:「習大大和齊奧賽斯庫,分別屬於兩個不同時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出身,卻打着幾乎相同的幾張牌,比如信奉國家主義,標榜社會主義道路自信和許諾深化改革,突出個人權威及個人崇拜,內部政治清洗,敵視西方價值觀和西方政治模式,把民變歸罪於帝國主義敵對勢力的煽動,以及強拆教堂等等。看到了習近平,彷彿看到了齊氏的再生;看到了齊氏,彷彿今天的習近平就是他昔日的身影。」可見,無論獨裁者如何進化、如何整容,其本性始終不會改變。獨裁者的終局也都殊途同歸——習近平的下場,不會比在地下堡壘中拔槍自盡的希特拉、死在自己的屎尿堆中的史達林以及被槍殺在廁所邊上的齊奧塞斯庫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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