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上午，戰後臺灣學生運動領袖陳炳基先生在北京八寶山舉行告別式。在中華民國抗戰勝利以及臺灣光復七十週年的今天，七月十三日陳炳基的過世，提醒著我們，莫忘前人為了臺灣反抗侵略和殖民壓迫的奮鬥和犧牲。
陳炳基是臺北市萬華人，一九二七年出生，一九四零年於老松公學校畢業後考取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即今日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的前身。相對於以收取日本人為主的臺北一中，臺灣學子較為集中的臺北二中，對於臺灣殖民社會的反應，乃具有更敏銳的感覺。陳炳基在校期間，即與同學郭宗清、黃雨生等人，因為參與女醫師謝娥的反日行動，而遭到日本當局逮捕羈押，後以未成年而予以緩起訴。
戰後，陳炳基加入郭琇琮組織的臺灣學生聯盟，在國民政府接收前協助維持社會治安，考取臺灣省立法商學院普通行政專修科後，則以勇敢和熱心的性格，成為該校學生運動領袖，領導臺北學生抗議日本法院關於日本警察與臺灣人衝突的澀谷事件判決，也發動過抗議美軍涉嫌施暴國立北京大學女生沈崇事件的運動，反映了當時臺灣學生強烈的反殖民情緒，而陳炳基更在校內發起學生反對訓導制度，力圖維護臺灣高等教育的自由學風。在運動的過程中，他則與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的學生李登輝結為生死至交。
陳炳基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大稻埕緝煙事件的目擊者，臺灣光復後與中國的文化衝突，國民政府的失敗統治，使臺灣人反抗殖民的怒火再度點燃，陳炳基返回由省立法商改制不久的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號召同學上街抗議查緝員不當執法，抗議行動因位於今日行政院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衛兵開槍攻擊群眾，乃釀成全民暴動起義。陳炳基和郭琇琮共同領導臺北學生軍起義未果，國民革命軍整編第二十一師登陸鎮壓，陳炳基逃亡臺灣各地，亦為李登輝藏匿於其三芝源興居家中，後出逃上海。事後返臺，遂加入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擔任學生工作委員會委員，並與李登輝等人組織新民主同志會。後組織認為李登輝個性激越，不利於地下工作，李登輝亦自認志趣不合，而由學委指導員徐懋德見證，同意李登輝退黨，並約定不得洩漏組織與入黨之祕密。
新民主同志會後遭查緝，陳炳基再度逃亡，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臺灣省政府主席陳誠以整頓學風為由，對臺大和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進行鎮壓，全省搜捕學運份子，陳炳基走投無路，自李登輝家中離開，再度前往上海，加入謝雪紅領導的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投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大業，企求借助新中國的力量再解放臺灣，此後望斷天涯。在臺灣白色恐怖時期，中華民國刻意消滅臺灣人歷史意識和反抗精神的時代，陳炳基這些被迫流亡中國的臺灣菁英，每年聚集紀念二二八起義，並著書立說，留下臺灣人反抗殖民的歷史記錄。
陳炳基一代流亡中國者的不幸，在於中國共產黨背叛了革命，中國大一統的傳統帝國霸權思維，根本顛覆了共產主義反帝國主義、反殖民和主張民族自決的世界革命精神。中國共產黨操弄民族主義，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中，誘使臺盟內鬨，陳炳基和謝雪紅互相批鬥和向共產黨告發指控，臺盟兩敗俱傷。謝雪紅被控以主張臺灣獨立的罪名，讓陳芳明得以在《謝雪紅評傳：落土不凋的雨夜花》一書中證成了她在臺灣歷史上的不朽地位，而陳炳基卻因為謝雪紅為自保而對臺盟同志的出賣而終生耿耿於懷。
李登輝當選臺灣首任民選總統，曾經邀請陳炳基一家人返臺，分享臺灣人出頭天的光榮，李登輝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也為過去對陳炳基一代臺灣人的迫害正式道歉與補償。陳炳基深信當年學運同志李登輝沒有背叛追求臺灣民主的理想。然而李登輝參加地下黨的經過，以及其與陳炳基的交情，在他迎戰國民黨非主流派的期間，卻一直被反動的統派拿來大作文章，甚至聯合當年國防部保密局打手共同作為打擊和鬥爭的材料，藍博洲和徐宗懋等臺灣文史工作者也都曾經質疑李登輝出賣過地下黨同志，也渲染過李登輝與陳炳基的關係，指控李登輝與中共私通。陳炳基數度公開為李登輝辯誣。二零零五年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北京，中共為避免影響國共合作關係，因此暫停紀念二二八起義活動，陳炳基表達抗議，陳炳基更為楊渡等國民黨人諉稱二二八起義由中共領導的說法著文駁斥。陳炳基雖然懷抱著大中國的情懷，希望臺灣和中國能夠統一，但陳炳基基於對於臺灣自由民主成果的愛護，對於臺灣民心的體貼觀察，使他對於臺灣人民自決的程序正義支持堅定不移。
去年春天，陳炳基與愛妻回臺探親祭祖和旅遊數月，這是他人生最後一次長途旅行，幾乎重訪過少年時代在臺灣的每一個場景，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也為他舉行了題為〈臺大・學運・二二八・地下黨〉的公開演說。演講一週後，臺北爆發太陽花學生運動，群眾攻入前身為長官公署的行政院。陳炳基既驕傲又尷尬地全程關心著這一場反對國共合作出賣臺灣的學運。這不正就是臺灣人反抗精神的延續和爆發嗎？
在臺灣學運前輩告別人間的23日，臺灣的中學生，包括他母校成功高中的學弟，正集結在教育部反對高中課程大綱的調整。臺灣人應當以什麼樣的歷史觀點還看待一九五零年代左翼反抗運動，在臺灣民主化後一直未獲得完整的反省和釐清。國民黨裡的反動統派始終在反共和媚共中游移，共產黨則為了拉攏國民黨和為維持自身政治穩定的專制統治辯護，不惜將之扭曲為爭取祖國統一的鬥爭。其實那正是一段被壓迫的臺灣人民反抗外來殖民政權專制暴政的史詩，在共同追求被壓迫者解放的目標下，願意和中國人民團結起來的過程。我們必須超越統治者的史觀，拋棄中國的帝王將相史，不能以中華民國的實證法律來審判反抗者高貴的靈魂。我們應當要從人民的觀點，來評價反抗暴政防衛手段的正當性。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三代總統領導下的國家，對待臺灣近代反抗史的觀點和作法，都擺脫不了為不同政治力量搽脂抹粉的政治考量，國史館、中央研究院或者國家人權機構所做的口述歷史，都忽視了流亡中國大陸的這一群體。當北京香山樹立起無名英雄紀念碑，紀念許多為臺灣再解放而犧牲的先烈時，臺灣人能不能為自己的歷史找到出路，完成轉型正義的最後拼圖，從人民的立場重新看待白色恐怖時代的紅色反抗，讓陳炳基一代的流亡者和為臺灣而犧牲的先烈得到安慰和應有的尊敬，也為兩岸人民找到反抗黨國專制的共同經驗、感情和價值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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