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p]做暴君既不需要藝術也不需要科學。
——讓·德·拉布呂耶爾[/nop]
當今世界，文明的敵人越來越少，伊拉克的薩達姆、利比亞的卡紮菲、南聯盟的米洛舍維奇、埃及的穆巴拉克，一個接一個地完蛋了。但是，也有人來填補他們的位置，比如金正恩，比如習近平。
習近平讀了多少大毒草？
中共教育部部長袁貴仁語出驚人：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教材進課堂。隨後，教育部下發多份文件，落實部長大人的講話。
在習近平權勢熏天之際，國務院的部長們都定睛於習近平身上，而對弱勢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視若無物。李克強是讓西方價值觀念教材進課堂的始作俑者：當年，李克強作為北京大學法律系的學生，翻譯過阿爾弗雷德·丹寧(Alfred Denning)的《法律的正當程序》(The Due Process of Law)，丹寧是一位以獨特個性著稱且頗有影響力的英國法官。李克強還參與他的老師、法學家龔祥瑞主編的西方法學教材《比較憲法與行政法》的編輯工作。
袁貴仁斗膽批評頂頭上司李克強，劍拔弩張地說狠話，是要討好習近平。聽了之後心花怒放的習近平，乾脆一不做、二不休，一舉廢掉碌碌無為的李克強，自己出馬兼任國務院總理。這様做並非沒有先例，毛澤東的接班人、同樣是“偉大領袖”的華國鋒，一度身兼黨主席、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三個黨政軍最高職務。可惜，兼職再多，華國鋒也敵不過老謀深算的鄧小平，沒過幾個回合就被鄧小平掀翻在地。習近平不想重蹈華國鋒之覆轍，弄出一大堆“小組”來，自任“組長”，以“小組治國”的模式將原本各自分管一攤的其他幾名常委架空。如是，習近平可以接著成立“教育工作小組”，提升袁貴仁做副組長——這個副組長，比教育部長還風光。
習近平和袁貴仁仇恨西方價值觀，因為西方價值觀中蘊含了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普世價值。不過，習近平還不敢像毛澤東那樣在全世界面前宣稱“我是流氓我怕誰”，他“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到了西方文明世界，就把自己裝扮成文明人。習曾經造訪巴黎，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紀念大會發表講話，表示自己青年時代讀過許多法國近現代書籍：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聖西門、傅立葉、薩特、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湯達、巴爾紮克、雨果、大仲馬、喬治·桑、福樓拜、小仲馬、莫泊桑、羅曼·羅蘭等。
這張書單精彩紛呈。姑且不論習近平是否真的讀過這些書，這些書中的價值觀不都是西方價值觀嗎？習近平的青年時代，這些西方文學和學術名著都是“大毒草”，是內部發行、憑證購買的“白皮書”。作為延安知青的習近平，要搞到一本這樣的書，不知要費多少心力。如今，他想讓今天的年輕人再來過那種文化知識極度貧乏的生活嗎？
弔詭的是，中國平民百姓的孩子，必須與有毒的西方價值觀隔絕開來，單單被灌輸官方欽定的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儘管馬克思主義也是從西方來的，卻已“中國化”了。反之，那些高官顯貴的孩子，包括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卻跑到美國哈佛大學去接受西方價值觀的薰陶。
習語錄勝過紅寶書
中共中央黨校推出“習近平語錄應用軟件”（app）。該軟件內容包括習近平的系列講話和相關著作。據《新京報》報道，此款軟件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把知識數據庫轉換成一個帶經緯線的地球儀，可以根據用戶所選擇的時間、地點和提供的關鍵詞查詢出習近平在全國不同地方的、不同時間的講話。
既然習近平的千金小姐、擁有哈佛文憑的習明澤親自負責大大的網路形象宣傳，那麼黨國的這一重大舉措，習公主不可能不知情，說不定正出自是冰雪聰明的習公主的創意。中央黨校那些僵化如岩石的馬列主義老頭老太太，挖空心思也想不出如此新穎、生動的宣傳模式來。
此一“網路互動版”的習語錄，剛一問世，便氣勢如虹、應者雲集。新浪微博平臺用戶馬曉明掏心掏肺地表達了對習近平的崇拜：「習主席一句頂一萬句！」變毛爲習，一字之易，與時俱進。被譽為“西朝鮮”的天朝，果然是個“神國”。網路時代的習語錄，已然勝過了紙媒時代的紅寶書。習哀帝趕超毛太祖的雄心壯誌，不加掩飾、昭然若揭。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五四運動將近100年了，中國人的心中仍然不能沒有皇帝。原以為溥儀是末代皇帝，殊不知毛澤東這個打天下、坐天下的“光棍”，成為朱元璋加希特勒的超級皇帝，不僅管轄人的身體，還要控制人的靈魂。其殺人之多、禍國之深，更是冠絕古今、傲視千古。
“文革”結束之後，一直坐不穩奴隸的位子的中國人，以為今後可以坐穩奴隸的位子了。在毛的淫威下倖存下來的中共元老們，一致宣佈說，從此杜絕個個人崇拜、實行領導人集體負責制，將皇帝徹底掃進歷史垃圾堆。
殊不知，習近平上位之後，並不滿足當“集體總統”之一，而要做獨一無二的真命天子。九龍治水，礙手礙腳；獨斷朝綱，豈不痛快。於是，皇權文化捲土重來，個人崇拜愈演愈烈。
細讀習近平之言論，雖然有清華博士的帽子作為障眼法，其腥臭的“山大王氣”仍然撲面而來。近代以來中國之梟雄領袖，青年時代都曾淪為社會邊緣人，即學者王學泰所說的“遊民”。蔣介石曾爲上海灘青幫弟子，毛澤東曾爲湖南農村的痞子流氓，而青年時代被拋出生活常軌、不得不“上山下鄉”成為知青的習近平，也沾染上知青一代好勇鬥狠、唯利是圖、蔑視一切道德倫理的惡劣品質。
在語言方式上，比起矯揉造作的江澤民和照本宣科的胡錦濤來，習近平有過底層生活的經歷，故而像毛澤東那樣“接底氣”，其名言“吃共產黨的飯，不能砸共產黨的鍋”，堪稱“來於生活、高於生活”，跟毛澤東的名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若全黨上下都以此爲美，當代漢語便跌入萬劫不復之深淵。
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說過：“神要使一個人遭難，總是讓他忘乎所以。”古希臘的悲劇家們都受到希羅多德的影響，並對此作出了充足的演繹。較為出名的是古希臘悲劇作家歐底庇德斯的重複見解：“神欲使之滅亡，必先使之瘋狂。”如今，這句話又應驗到了習近平身上。
習近平還能“引蛇出洞”嗎？
習近平在黨外人士的新春團拜會上說：“因為我們是執政黨，應該更加自覺地做到虛懷若谷、集思廣益。我們將一如既往營造寬松民主的協商環境，鼓勵不同意見交流和討論，真正形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氛圍。”
八大“民主黨派”的頭頭腦腦們紛紛點頭稱是，一副聆聽聖旨的奴才様。其實，他們多半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只是對外秘而不宣。
“民主黨派”的花瓶地位，從廣州市政協原副主席潘勝燊被調查一事就可看得清清楚楚。潘勝燊是八大“民主黨派”之一的民主建國會成員，現任民建廣州市委主委，他是十八大之後首個公開的被查民主黨派高官。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雖然民建中央設有監督委員會，該機構卻不能展開對自己人潘勝燊的調查。中紀委監察部網站轉載該消息時，增加了一句“經廣東省委批準”，並註明消息來自“廣東省紀委”。從措辭上判斷，是由中共紀委將潘“雙規”（在規定時間和規定地點交代問題）。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李拓表示，十八大後加強反腐，中共紀委處理涉嫌違紀違法的民主黨派人士或者會成為“新常態”。中共紀委處理民主黨派的公務人員，法理基礎來自“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中共與民主黨派合作的“十六字方針”。
這個法盲學者睜著眼睛說瞎話。首先，中紀委“雙規”包括中共黨員在內的公民，本身就是踐踏憲法保障的公民的人身自由權，中紀委儼然成為淩駕於法院之上的“非法機構”；其次，中共自欺欺人的“十六字方針”，居然成為中紀委無法無天的“法理基礎”，這就再次驗證了在中國“黨比法大”的“硬道理”。
美國法學家伯爾曼說過，法律若不被信仰，則法律如同廢紙一張。美國政治學者福山指出，中國從來沒有受法律制約的政府，當國家侵害民眾的基本權益時，民眾無法保護自己。而中共御用學者、北大教授強世功堂而皇之地宣稱，黨章就是法律，真個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實際上，習近平不需要裝出一副虛懷若谷的模樣來徵求黨外人士的意見。對中國政治改革的最佳建言就是《零八憲章》，可惜其起草者劉曉波被關在監獄裡；真正有效的反腐手段是通過《陽光法案》、公佈官員財產，可惜其倡導者許誌永也被關進了監獄。稍稍敢言一點的公共知識分子賀衛方和陳丹青則被點名批判，面臨做像被釘子一樣拔掉的危險處境。
習近平鼓勵黨外人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是毛澤東早就用過的“引蛇出洞”的計謀。數百萬知識分子因為相信毛的“陽謀”而被打成右派，掃入勞改營，劫後歸來者只有十之一二。同樣的騙術，如今還能蠱惑幾個人呢？
消滅那些獨立思考的人，是實現愚民的第一步
克隆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北京文藝座談會”之後，習近平發佈了一份意義非凡的上諭：要求文藝工作者“上山下鄉”，尋找新題材，為黨的文藝政策服務。習式文革，雷聲隆隆。毛時代對習近平雖然遠非“陽光燦爛的日子”，但習近平對毛操縱人心的本領和計謀佩服得五體投地。
習近平說，藝術應該為人民服務，這是在繼承毛澤東七十年前的觀點。毛澤東曾說藝術家需要與群眾「打成一片」。新華社引用兩位北京文藝座談會的與會者、劇作家嚴蘇和中國作協女主席鐵凝的話說，此次座談會讓人回想起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精神。
不過，習式文革只能算半個毛式文革。因為習近平縱有毛澤東的那種大鬧天宮的潑猴本領，也不可能消滅他自己的家族也深陷其中的權貴資本主義，更不可能讓中國退出經濟全球化進城和放棄“世界工廠”的地位，然後讓中國回到毛時代一板一眼的計劃經濟乃至“三線建設”的鬧劇之中。所以，習式文革，不會觸動中國目前的經濟格局，大致侷限在意識形態領域，習大大要奪回中共在意識形態領域喪失主導權。
在“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心知肚明，馬恩列斯毛已臭名昭著，不可能繼續靠這些陳穀子爛芝麻來吸引人心了。在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期間，基本放棄了在意識形態上推陳出新，而以實用主義填充之。當局一方面勸告全黨全民，一切向錢看，八仙過海，悶聲發財；另一方面，利用編制龐大的中宣部嚴密控制媒體和網路，不讓任何異議有發表和傳播的機會。
然而，習近平不滿足於此種“消極防禦”策略，他要主動出擊。江澤民吹拉彈唱，只是戲子本色，人們大可一笑了之，基本無傷大雅。江澤民還沒有狂妄到自認為是文學大師乃至諾獎評委，可以教導作家如何寫作、科學家如何做實驗的地步。與之相比，習近平則掩飾不住要當全能冠軍、宇宙主宰的野心，正如蘇俄歷史學家沃爾科戈諾夫對斯大林的評價：“斯大林幾乎對所有知識領域都可以武斷地進行評價，從政治經濟學到語言學，可以教訓電影和林業方面的專家，可以在軍事和歷史學領域作出決定性的結論。這些多方面的議論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很膚淺，可是它們立即被那些歌功頌德者捧成最重大的發現。”這簡直就是今日中國的現狀。習近平要佔據精神高點，讓萬國萬民對其頂禮膜拜。
於是，改造文藝工作者就勢在必行，與號令文藝工作者“上山下鄉”就是其中重要的環節。反之，對那些不聽話的、標榜獨立和自由的人物，則大棒侍候、大肆抓捕。
2014年年底，溫和優雅的作家和編輯徐曉忽然被捕，就是習近平精心策劃的一個案例。60多歲的徐曉因涉嫌危害國家安全而被秘密警察從家中帶走，大大出乎知識界的意外，就連退休的地產大亨任誌強都在微博上驚呼，現在連會講英文都有可能成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證了。中國離紅色高棉和北朝鮮還有多遠呢？
徐曉並非活躍的政治異議人士，其作品也少有涉及尖銳的時政問題。從朦朧詩時代開始，她所追求的是文學的自足、詩歌的優美和精神的自由。她不是一名挑戰者，只是一名不合作者。她跟習近平一樣當過知青，卻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
這一次，習近平借助徐曉案給中國知識界傳遞了一個再明確不過的信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是我的奴才，就是我的敵人。不跪倒在我的腳下，就等著被我消滅。”中國再也沒有桃花源了，再也沒有陶淵明了，你們做夢都要跟我一模一樣。
在爛路上，再好的汽車都會拋錨
2014年11月12日，習近平和奧巴馬在北京聯合召開記者會。當被問及中國政府是否會放寬外國記者的簽證條件時，習近平一開始顯得相當不耐煩，之後才回答說：“一輛車如果拋錨，我們都要下車檢查哪兒出了毛病。中國人有句老話說，解鈴還需繫鈴人。”
這句話一點也不幽默，幽默不是搜腸刮肚地制造出來的。但它傳遞的訊息非常清楚：習近平明明白白地提醒外國新聞機構，你們的麻煩是自找的；你們正在因為有不利影響或引發爭議的報道遭受懲罰，但你們可以通過改變這種做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仔細一推敲，這個比喻在邏輯上是錯亂的。習近平這個貨不真、價不實的假博士，實在缺乏最基本的邏輯訓練。導致汽車拋錨的原因很多，未必是汽車本身的問題。若是行駛在一條坑坑窪窪的爛路上，無論品牌多麽優良的汽車，都有可能遭遇到拋錨的厄運。當年，末代皇帝溥儀想在紫禁城里騎腳踏車，卻因為到處都是高高的門檻，而只好放棄。
其實，有些爛路上的坑坑窪窪，是人故意挖的，有人偏偏就要畫地為牢，不讓汽車飛奔而過。前輩作家王鼎鈞在回憶錄《關山奪路》中，寫到國共內戰的場景。作為親歷者，他發現共產黨的確是打遊擊的天才。當時，共產黨征集農家耕種用的“耙”擺在公路上，“耙”的形狀像梯子，釘滿了鋼打的長釘，它本來的功用是劃破土塊以便耕種。幾百把“耙”反過來，針尖向上，公路就變成刀山，軍用卡車不能前進，幾十輛卡車編成的車隊，一時又怎麽後退？只有任憑他們把糧彈搬運一空。這個“釘板陣”，莫言在小說中將它放在山東對日抗戰的時候，並對共產黨歌功頌德。但王鼎鈞糾正說，抗戰時期共產黨從未用過這個奇特的戰術，恐怕這是中共的秘密武器，專門留到內戰時使用。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當年是西北地區共產黨遊擊戰的專家，他不會不知道“釘板陣”的戰術。子承父業，習近平如今也活學活用：中國豈能由你們這群洋人橫行霸道、說三道四，等我放上密密麻麻的、寒光閃閃的“耙”，讓你們人仰馬翻，然後我再嘲諷說，是你們汽車質量不佳或駕駛技術不行，你們不入鄉隨俗，活該倒霉。
《紐約時報》是最多記者拿不到中國簽證的西方媒體。對於習近平的風涼話，《紐約時報》在社論中正面回應說：“要求記者為迎合政府改變報道內容，只是保護了權貴和那些有不可告人之處的人。一個自信的、認為自己是世界領袖的政權，應該具備應對真實的審視和批判的能力。”然而，在習近平心目中，中國就是一條爛路，不僅不願正視自己的爛，反倒要指責汽車跑來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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