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節，一個充滿歡樂與感恩的日子；近年來在商業的炒作下，更成為一個大量消費的日子。許多爸爸今天要吃大餐和蛋糕（如果沒有颱風來攪局的話），收到子女贈送的各種禮物：現金、手錶、按摩椅、刮鬍刀、養身食品，以及子女所寫的卡片等。那是一個彩色的父親節。
但在白色恐怖時代，父親節沒有這麼華麗。許多家庭的父親節過得相當慘白，因為爸爸不在家裡，而在牢裡，甚至在土裡。包括看不見爸爸的子女，和看不見子女的爸爸，兩者合計，至少有數萬之多。
這些爸爸通常在深夜或凌晨，被軍警侵門踏戶，強行帶走，然後強迫失蹤（enforced disappearance），這是政治案件標準的開場式。此後爸爸再回到家，常常是十幾年之後了，甚至永遠回不了家――除非化為魂兮歸來。
這些爸爸很快被送到秘密的「偵訊監獄」，遭到刑求逼供。在那裡，送給爸爸的，不是手錶，而是剝指甲；不是按摩椅，而是老虎凳；不是電動刮鬍刀，而是電刑、刮耳光；不是養身食品，而是把爸爸刑得不成人形。
官方對這些爸爸們，統一稱為「叛亂犯」。但如果以行為的程度來衡量，可能沒有一個爸爸做到像太陽花、反課綱學運那種「激烈」的程度；絕大多數的爸爸甚至不曾遊行、不曾公開嗆政府，也不曾有暴力行為。他們頂多參加讀書會、參加地下黨、討論聊天、吸收組員，就被判刑10年以上到死刑。
在白色恐怖時代，如果爸爸接觸「匪諜」，看了「匪書」，就有可能被送去「感化」，接受思想改造；如果爸爸知道某人是「匪諜」（理論上，所有異議份子都是「匪諜」），卻沒有告發他，就會被控「知匪不報」，坐牢1至7年不等。如果爸爸是外省人，而且在大陸時期跟紅色沾上邊，即使來台後啥也沒做、啥也沒講，只要他沒自首，也會被清算舊帳，輕則徒刑，重則死刑。
在偵訊監獄刑求逼供完畢，爸爸們被送到位於台北市青島東路、有「鬼門關」之稱的「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起訴和判刑。該處如今是一棟五星級大飯店，但在1950年代，映入眼簾的不是豪華客房，而是極度悶熱（人人幾乎全裸）、擁擠（睡覺時1/3站著睡，1/3坐著睡，1/3躺著睡）、濁臭（滿室瀰漫屎尿汗味）的牢房。
對這些牢房最恰當的形容是「雞籠」：又臭又擠，每隔幾天就有人被拖出去宰殺（槍決）。很多當爸爸的人，和來不及當爸爸的人，就在馬場町、安坑刑場流盡他們最後一滴血。
一位火車司機鄭秋徒，或許有感於此，從獄中寄了一張問候卡給子女，上面畫母雞帶小雞，探望籠子裡的公雞。還有一位台大學生傅煒亮，寄了一張耶誕卡給剛出生的女兒傅麗燕，上面畫慈祥的雪人，溫柔凝視一隻小鳥。這兩張卡片都有言外之意：公雞即將被宰，雪人即將融化。果然，兩個年輕的爸爸不久都被槍決。
畫這種「訣別圖」是有用意的，可躲過獄吏檢查，送達家人手中，讓他們自行「破譯」。有些爸爸選擇交代遺言，卻遭獄吏沒收，60年後，家屬才從政府檔案發現這些「無法送達的遺書」。白色恐怖的荒謬可見一斑。
195年，春日鄉衛生所主任黃溫恭，原本被判15年，被蔣介石改判死刑。槍決前一天，他寫給兒子黃大一的遺書：
爸爸現在的心情你大概不能想像吧…我的心窩兒亂如麻，痛苦得如刺、如割…一切將要完了…爸爸很誠懇地呼喊祈禱你的健康！快樂！進步！我幻想著二十年後成人的你的偉姿瞑目而去了…
1970年，因「泰源事件」被判死刑的鄭金河，寫給兒子鄭建國的遺書：
生離死別之苦，誰也無法避免；但是在悲痛中，要克制神聖的眼淚，把痛苦吞進去，吐出歡笑來…
爸爸也會寫遺書給媽媽。義民中學教員黃賢忠（死刑）交代妻子楊環（判刑5年）的遺言：
我走了，問心無愧，死亦怡然！我死之後，希望於你者：一、忘記我，越快越好。二、做事要切切實實，掛空名、混日子，都要不得。三、好好教養孩子。四、咬緊牙筋，忍住痛苦，活下去。
白色恐怖，遠比我們想像來得複雜。事實上，爸爸與家人不一定分隔牢內牢外，很多案例是一家有數口都在坐牢。例如商人黃石岩和他的兒子黃弘毅、少將陳寶華和他的兒子陳德彰，都坐了死刑牢。陳寶華原判10年，再判15年，最後在蔣介石要求下改判死刑。
更極端的案例，是黃天一家人全數入獄。他的19歲女兒黃秋爽，親眼看到爸爸被刑求後的慘狀。她說：
那時他奄奄一息，全身都是血，不能走路；要兩個人架著他，用拖的…當時我全身發抖，好像被雷電打到般地，整個身體倒下去，沒有一絲力氣。
黃天後來被判死刑，黃秋爽和妹妹黃秋笙都判刑一年。她們的罪名都是「知匪不報」，而所謂的「匪」是指黃天。這是當局鼓勵六親不認、家人必須告發家人的「反共政策」的真實寫照。
籠子裡的爸爸，最年輕的二十幾歲，最年長的七、八十歲也有。前高雄縣長余登發，在應該含飴弄孫的76歲被捕，判刑8年；兒子余瑞言（余陳月瑛之妻，余政憲之父）53歲，判刑2年（緩刑2年）。兩個爸爸都坐了「叛亂牢」。
白色恐怖製造無數的家庭悲劇。沒有爸爸的家庭，為了活下去，必須「咬緊牙筋，忍住痛苦」，牙根一個比一個咬得緊。很多人家產被沒收，親友拒來往，內失依怙，外無奧援，都由媽媽撐起全部家計，千辛萬苦難以言喻。
例如大安印刷廠經理劉耀庭被槍決後，留下妻女三人。妻子日夜幫人縫衣，一度到酒家賣唱維生，最後因抑鬱傷心、操勞過度而早逝。孫立人案的關鍵人物郭廷亮被判無期徒刑，服刑期間，妻子為人洗衣，時常賣血維生，長女也曾沿街乞討以補家計。
政治犯爸爸出獄之後，總算回到人間。但迎接他們的，不一定馬上是幸福的日子。由於時代變遷太劇，親子雙方都要花時間互相適應。有些子女當爸爸是陌路，怪罪他們沒有善盡父職。有些子女受黨化教育影響，染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認同害他們家庭破碎的國民黨，而不認同他們的爸爸。
1975年蔣介石去世，蔣經國在他的《守父靈一月記》寫到：「喪父之痛，與日俱深。余何其幸，有如此偉大之父親；又何其不幸，在此危困之際，天奪我父。前途茫茫，有事何所憑依？有苦何所傾訴？」
其實，正是在蔣介石、蔣經國父子聯手加害下，多少家庭家破人亡，無依無訴；多少人「喪父之痛，與日俱深」。這些家庭又何其不幸，被兩蔣奪去他們偉大的父親！
蔣經國顯然沒有將喪親之痛推己及人，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又抓走好幾個爸爸；1980年的林宅血案、1981年的陳文成命案，則先後讓兩個爸爸（林義雄、陳庭茂）痛失愛女與愛子。而台灣的民主之路，也是以無數家庭的血淚犧牲，一寸一寸鋪疊出來的。好不容易，父親節才有如今的光與喜，讓昔日的白色父親節終成記憶。
【本文出處；更多精采報導，請上《民報：www.peoplenews.tw》；《民報粉絲團 www.facebook.com/taiwanpeoplenew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