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0月29日，高雄太平國校全體師生，為慶祝蔣介石總統67歲生日及慰問「羈韓反共義士」，在該校升旗台前舉行「獻金獻血大會」。師生和來賓千人參加。根據《聯合報》報導，首先由校長報告獻金獻血意義，繼由教師報告發起動機，接下來「各小朋友踴躍的拿出他們的糖果錢，繼即由各師生手上獻血一西西，寫成祝壽書及致羈韓反共義士書」。
報紙沒有提到，這些師生是怎麼「手上獻血一西西」的。如果是集體刺血的話，場面應該相當血腥；即使是蘸現成的血，千人場面也相當驚悚。而這種獻血儀式，對小朋友稚嫩的心靈來說，恐怕是一大震撼教育。
血祭三大場：戰場、刑場、操場
獻血或血書，在戒嚴時代並非孤例，而是不勝枚舉，成為一種「運動」。它是「黨國效忠」或「領袖崇拜」儀式的高潮和亮點，讓「赤忱擁戴」、「熱血丹心」這類抽象的頌辭具象化，變成極具感官刺激的獻品。從而黨國的「血祭」場地，在戰場、刑場之外，又多了一個操場。
從歷史來看，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的黨國確實是「滿地紅」的。國共內戰，多少人因保衛黨國在戰場捐軀；白色恐怖，多少人因反對黨國在刑場殞命；而戒嚴期間，又有多少人為效忠黨國在操場刺血。雖然刺血比「拋頭顱、灑熱血」人道許多，但這可比從「活人獻祭」過渡到「人俑獻祭」；「獻祭」的本質是一樣的。黨國的崇高地位，就是靠血的犧牲奉獻而存在。
從台灣史來看，血書運動在日治時代就有，效忠的對象則是日本「皇國」。例如太平洋戰爭時期，台灣人受皇民化教育影響，許多青年寫血書「志願」從軍。不過戒嚴時代的血書運動另有脈絡，它來自中國幫會的歃血傳統，而國民黨與幫會有密切的關係。事實上，有些儀式就取名為「獻身效忠總統歃血宣誓典禮」。
血書有各種形式：有的寥寥數字（如反共抗俄），有的含本文及簽名。有的本文是墨，簽名是血；有的通篇都是血。出血方式，有的用刀割，有的用針刺，還有的更猛，用齒咬，這對現代人來說，可是一幅戰慄的畫面。
血書原本「流行」於軍中，而且最早是「畫」不是「書」。1950年9月3日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報導，海軍反共先鋒營發起「獻身運動」，由營長阮成章擔任監誓人，全營成員「集體在總理遺像前刺破右手中指，繪成青天白日旗一面；並各於左臂下以鐵針刺刻鐵錨一對，及刺『誓死反共』四大字。」該報描述：「當每人於刺刻時，全場充滿極為悲壯之犧牲精神，使參與其會者無不為之感泣。」
這篇報導有真有假。運動本身是真，「悲壯」和「感泣」是假。「反共先鋒營」是海軍案（白色恐怖最大案）的思想和勞動改造監獄，營隊成員就是海軍政治犯；阮成章則是特務出身，後來當上調查局長。這一運動，就是特務在海軍監獄搞黨國效忠運動，實為對這些政治犯進行二度傷害。
一位太康艦的俞姓少校以言簡意賅的文字，陳述他在海軍案的遭遇：「突然於九月間被海總情報處無故拘押，輾轉送至鳳山看守所拘押。無任何法律審判…被交付反共先鋒營受訓、洗腦、刺青，受盡侮辱，幾成廢人。釋放後，受排擠，永無翻身之日，報國壯志全成灰燼，抱憾終生；而內心所受創傷，永無平復之時。」
血書原是俠義精神和犧牲情操的具象化，帶有某種崇高性質；一旦成為效忠黨國的樣板儀式，就開始「走經」。從之後許多案例來看，集體（特別是整團整隊）刺血書的，往往是政治動員和強迫表態的結果；只有個人所刺的血書，比較出於志願，雖不免於愚忠，但不失為悲壯。
血書運動很快從監獄套用到部隊。據《中央日報》報導，1951年4月，澎湖某部隊全體官兵在駐地操場舉行「刺血獻書宣誓大會」。先通過上總統致敬電。繼而「官兵均以小刀刺破右中指，鮮血直湧，在一幅繪有反共圖案的錦旗上，大書『効忠總統反共抗俄』等字。」這些流血的兵士是否就是澎湖案（白色恐怖另一大案）被強迫徵兵的山東流亡學生？不無可能。
半年後，為了慶祝國慶，軍隊展開「效忠領袖」運動，血書滿天飛。根據《中央日報》報導，舉行血書儀式的就有3417、3437、3444、3463、3553、3572、3576、4881、5411、5453、5456等部隊，以及空軍蕩寇部隊、警衛部隊，陸軍雄獅部隊，新店某中隊（戰後第一批徵兵入伍的本省兵）等，其中有些甚至請求參加敢死隊。
這透露一個訊息，能動員這麼多部隊刺血效忠領袖的，只有在軍中搞黨化思想、政治作戰的「國防部總政治部」，而該部主任就是蔣經國。
這些血書儀式，有的是「18禁」以上的尺度：官兵不是用刀劃破手指，而是用牙齒直接咬破。此外，陸總部精忠報社一名蔣姓送報員，寫了一封長達700字的血書，這個字數足以將他送進醫院。海軍一位64歲的何姓老翁也不落人後，嚙破手指，刺血賦詩。
不過也有跳tone的時候。《中央日報》1951年10月11日第5版，上方是〈戰士歃血宣誓，簽名效忠總統〉、〈海軍老將，刺血賦詩〉等慷慨激昂的標題，下方卻出現台北市戲院的電影廣告《波宮春色》，廣告詞寫著：「環球公司千萬金元空前出品，古裝宮闈肉感香豔神奇鉅片…粉黛三千，嬌嬈娉婷，衣香鬢影，芬芳四溢。」這一版的內容，果然是「有血有肉」。
血書三大群：軍人、戰俘、學生
不過，最大規模的血書運動並非發生在台灣，而是在1500公里外的韓國。1951年，韓戰雙方（聯軍與共軍）在開城舉行停戰談判，巨濟島的共俘營在國民黨勢力的運作下，開始寫血書表達要去台灣、拒回大陸的意願。這些血書不是一兩封，而是許多次和許多封，幾百、幾千人參與，而且呈送中華民國、美國、聯合國各重要人士，用血之鉅可想而知。
血書運動不只如此，戰俘營又重演（還是雷同？）海軍反共先鋒營的招數，以脅迫手段（包括立毒誓）強迫人人刺青，刺字包括反共抗俄、殺豬拔毛、滅共復國等字樣，刺圖案包括國旗、國民黨黨徽等。一位戰俘王福林全身刺了136字。也有人因為拒絕去台灣，被戰俘領袖李大安將其身上刺青整塊割下，「血淋淋地吞咽下去」，並說：「我們不能認這些無恥的東西，在這裡污辱我們爭取自由反奴役的神聖工作！」
這些被黨國紋身的共俘，後來有1萬4千人被遣返來台（1954年1月23日），也就是通稱的「反共義士」。本文開頭的小學生「獻金獻血大會」，就是「囝仔人穿大人衫」，模仿反共義士血書效忠之作。
不過，投奔自由不表示以後就不必流血。當局似乎認為安置這麼多「義士」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們從軍，可增加兵源並就近監管，於是又重施故技，義士來台才2個月，就有66人因「報國心切」而「歃血上書，請纓殺匪」；接著在7天內，請纓人數從200多人、1500多人，急速擴充到3000多人，而且都要提交血書。政治動員不言可喻。
就在反共義士的示範下，加上1954年11月太平艦（海軍主力艦之一）在大陳海域遭共軍擊沉，各校響應「建艦復仇」運動，「血書請纓」的風潮又從軍隊擴展到校園――特別是高中，這是黨國教育最激烈的階段；而且高中生血氣方剛，比大學生更容易被動員。
例如台南二中高級部學生派8名代表刺血簽名，上書救國團，要求全體入伍，獻身海軍。台北復興高中也有7人刺血簽名請纓，呈救國團轉交總統。台南光華女中更有6名15、16歲學生「巾幗不讓鬚眉」，咬破手指寫成「雪恥復仇」血書呈交救國團，表達從軍意願。
這又透露一個訊息，如果部隊官兵的血書效忠，是由總政治部在幕後動員，那麼高中生的血書請纓，恐怕也是由救國團在幕後運作。而救國團的主任，「不巧」又是蔣經國。這不禁令人懷疑：蔣經國與血書運動有密切的關係。
事實上，1952年10月救國團成立前夕，未演先轟動，血書已經派上用場。當年7月，嘉義縣吳鳳鄉青年服務隊788名隊員，全體刺血簽名，響應總統號召，參加青年反共救國團。《聯合報》誇張地描述：「（隊員）情緒異常熱烈…並歡呼蔣總統萬歲、中華民國萬歲口號，振動山嶽。」
1950年代的血書運動，除了三大運作對象：軍人、戰俘、學生外，也因其宣傳效應，在社會產生零星模仿。例如1951年10月，新竹少年監獄兩名囚犯受到「蔣總統偉大精神的感召」而血書祝壽。1954年，南投集集鎮一名警員因為「崇拜領袖偉大人格」而「刺血恭書」；台北縣一名針織廠工人則因「共匪叫囂攻台」，咬破指頭血書請纓。
又如1955年，一名在雲林北港某公共食堂服務的不識字女子，得悉一江山棄守，乃血書「精忠報國」四字，送交該地警察局轉呈最高當局，「誓願效忠領袖，報效國家」；屏東潮州一名潘姓青年（應為平埔族），也血書「效忠領袖，至誠報國，前線殺匪」十二字，向屏東團管區司令部請纓…
這就是1950年代的氛圍，那是一個發揚蹈厲的年代，支持政府的，和反對政府的，都果於行動。1960年代以後，反政府的聲音稀微了，全國一片「歌德派」；血書運動也不若1950年代高亢，變得比較應景，在某些時間點才會出現；甚至還出現詐騙全國百姓的〈南海血書〉，堪稱「政治偽文學」的經典之作。因篇幅考量，這裡先打住，日後再專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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