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0月17日成立的「臺灣文化協會」，是日本殖民體制下台灣最重要的結社，也是「非武裝抗日」的母體、「臺灣新文化運動」的根基。協會的成員深入民間底層、從都市到鄉村，進行各種文化啟蒙運動，產生巨大的影響力，開創了台灣史上前所未有的「自覺的年代」。
出版《會報》與創立《臺灣民報》
文化協會在成立後的次月（11月28日）發行《會報》第一期，蔣渭水醫師在會報中發表一篇以醫生的立場將台灣視為病患，題目是「臨床講議」的文章。
臨床講義
姓名：台灣島
性別：男
年齡：移籍至現地已27歲（暗指已被日本統治27年）
原籍：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
現住：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
位址：東經120~122，北緯22~25
職業：世界和平第一關大門守衛
這個臨床講義將台灣島診斷為「世界文化的低能兒」的說法觸怒了日本統治者，覺得尊嚴受到了侮辱，將第一期會報予以禁售處分。第三期起改稱為《文化叢書》；但是第四期又被台灣總督府禁刊。第五期再以《會報》名稱續刊，仍被嚴密監督禁止登載有關時事問題，所以至第八期壓力極大下不得不停刊，結束了文化協會首部出版品多舛的命運。
蔣渭水於1923年4月15日在他所執業的大安醫院創設了《臺灣民報》，致力於台灣民族意識的啟發，追求殖民體制下的政治平等。《臺灣民報》的內容為主張言論自由、評論總督府的施政不當，因此經常被查禁；民報也鼓吹破除迷信、改革陋習，為女性伸張人權，傳播衛生知識、啟發民主思想等等。知識份子紛紛投入、積極參與響應，風氣所及，帶動了一股文化復興的力量。
《臺灣民報》發行兩年後，1925年蔣渭水在「治警事件」判刑的假釋期間赴日本聲援「議會設置請願」，順道結合台灣留日青年在東京正式成立《臺灣民報》。
《臺灣民報》因報導治警事件入監之同志而受人矚目，志士們的獄中文學也大放異彩，加上遍佈全島的「讀報社」、「讀書會」、「文化講座」推波助瀾、全台激昂的民氣下，銷售量從3000份上升至10000份；到了1926年更突破20000份。經前仆後繼、不斷的爭取，1927年8月1日，《民報》終於獲准在台灣發刊，從半月刊、旬刊、周刊到日報，銷售量也直逼官方的御用報紙。
《臺灣民報》書寫了台灣人爭取民主自由和言論權的奮鬥歷史，也對台灣社會的不良習俗如燒冥紙、吸食阿片、祈安建醮、奢靡婚葬、聘金、補運、酬神等陋習大加改革；對愚民政策、封建思想、階級不平等的陋規嚴詞批判。更提出「人是『人』，不是人的『奴隸』，亦不是偶像的愚弄物。」、「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等口號以勉勵全民。《臺灣民報》引進優美的文學作品、涵養藝術趣味、鼓勵運動健身，在提升台灣的文化體質上居功厥偉。
「讀報社」與「演講會」
臺灣文化協會另一個啟發民智的努力，就是在各地廣設「讀報社」、以及巡迴全島偏鄉的「演講會」。
在那個識字者並不普遍的年代，日本統治者對臺灣民報又嚴酷迫害，不讓台灣人能讀到以台灣人的立場從事報導的報紙，民報的訂戶很快的會遭受到警察注意，引發寒蟬效應。因此，民眾聚集在讀報社以方便閱讀及討論。
讀報社內備有島內外（日本、中國）的各種新聞雜誌，有關反帝、反殖民，以及民族自決運動的中外記事上都將重點以紅線圈起，讓讀者注意。這種讀報社自1922年起廣設在台北、新竹州的苑裡、大湖，台中州的草屯、彰化、北斗、員林、社頭，台南州的台南、嘉義，高雄州的高雄、屏東、岡山等處。
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有了讀報社仍深覺不足，1923年5月文化協會理事黃呈聰、王敏川以臺灣民報記者的身份從東京返台，以「推展發行、勸募訂戶、擴張民報讀者」為訴求而舉行演講會。他們所講的民族主義及日本對台灣統治的責難，喚起民眾熱烈呼應，獲得廣大的喝采。蔣渭水等人見如此受歡迎，於是增加演講會成員巡迴全島，以達到真正的大眾啟蒙。
在日本東京「臺灣青年會」的留學生也利用假日返台加入文化協會的巡迴演講團。這些身著大學制服，從東京歸來的年輕學子帶著清新的學術氣息，他們前往各個城市、鄉村，以平易的方式向各地農民、勞動者講解民族主義和有關階級矛盾的問題。並以當時世界潮流的自由民主、民族自決，以及社會主義向群眾宣導。同時藉著演講號召大眾支援「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爭取人民的自治權。
通俗講習會
臺灣文化協會開設各種專題講習會，屬於「通識教育」，講者都是一時之選，只可惜經常因為言論批評時政，被勒令中止或甚至講者被拘留。
以1923年為例，在台北讀報社開講的有「台灣通史講習會」講師連雅堂（9月11日至9月24日）、「通俗法律講習會」講師蔡式穀（9月28日至10月13日），但因內容諷刺總督府非法壓迫台灣人，以致在中途被迫解散；「通俗衛生講習會」講師蔣渭水，石煥長，林糊三位醫師（11月21日起連續二周）。另在台南基督教青年會開講的有「西洋史講習會」講師林茂生（10月20日起共講九次）、「經濟學講習會」講師陳逢源（11月6日起每週二及週五，共講十二次）。
1923年12月16日總督府逮捕臺灣議會設置期成同盟（史稱「治警事件」）時，因講習會的講師大都被逮捕，不得不停止講習。
夏季講習會
霧峰林獻堂提供自宅萊園(下圖)為夏季講習會會場，並供應住宿與費用，自1924年7月起，在暑假時間開辦了一至二週的「夏季合宿講習會」，講題有上述通俗講習會的主題之外，尚有「哲學」林茂生、「經濟學」陳炘、「憲法大意」蔡式穀、「科學概論」蔡培火、「中國學術概論」林幼春、「外國事情」王受祿、「社會學」林履信、「新聞學」謝春木、「法律」鄭松筠等；也聘請日本律師、牧師參加講義、教授其專門科目。
「夏季講習會」提供了志同道合的青年集聚在一起、共處一段時期，其意義與教學成效非凡，造成日後具有台灣民族意識的後起之秀。
青年運動
以現今的語詞來說，就是「學運」。臺灣文化協會開始運作後，台灣人民自然而然的接受了文化啟蒙，尤其青年、知識份子都深受影響，在文化協會的播種灌溉下呈現出燦爛的榮景。台灣青年留學日本及中國的人數逐漸增加，相對的也提高對於民族問題及階級問題的認識，他們基於實務上的需求而就地組織青年團體，「青年會」遂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
較知名的如「臺北青年會」，是翁澤生在蔣渭水的支持下於1923年創立的，但總督府隨即命令強迫解散，此後類似的青年會即潛入地下，以體育會或讀書會的名目結合，組織了「臺北無產青年會」，「臺灣黑色青年聯盟」等。
「草屯炎峰青年會」是文化協會的洪元煌及李春哮領導當地青年百餘人創立於1924年，他們時常舉辦農村巡迴演講會，組織文化劇團，透過話劇演出來啟發民眾自決思想。
殖民統治者蓄意分化
總督府對「臺灣文化協會」的評論在上山滿之進《關係文件》中指出，文化協會對台灣的「惡劣影響」有：
一、使民族主義旺盛，向島民宣傳「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
二、反官思想的勃興，煽動民眾反抗官廳。
三、主張團結，糾合各種團體行動，並貫徹其主張。總督府聲稱文化協會「惡行及後果難測！」於是，當局對反殖民意識的文化協會進行反撲。
首先於1923年1月頒佈「治安警察法」來加強鎮壓文化協會的民眾運動。再授意辜顯榮等御用買辦出面舉辦「公益會」（1923年11月）從中破壞及分化台灣人。總督伊澤多喜男也在1925年鼓動由辜顯榮帶頭重建孔廟，運用孔子的力量也是破壞及分化台灣人的方法之一。更藉口以逮捕「臺灣議會期成同盟」份子的機會，全島大逮捕文化協會幹部近一百人。
文化協會的志士們屢敗屢起，絕不退縮。1925年冬天由於警察對文化演講取締過苛，所以蔣渭水請王敏川每晚演講比較中道的《論語》，在寒風中民眾照樣支持到底，踴躍前來聆聽，竟長達一個月之久！
從極盛時期走向分裂
臺灣文化協會在1923年至1926年之間共舉行798場演講會，會場大都借用戲院、寺廟、工廠，根據官方《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記載其中有59次被迫解散，276次被迫中止。有2991位講師，29萬5981位聽眾。官方的記錄如此，實際上遠遠超過。如林獻堂1925年4月19日在二林的一間碾米廠演講，廠內可容三百位，但是在廠外有超過三千位的聽眾，官方卻只記錄三百人。
臺灣文化協會自1921年創立、1927年初分裂，走過一段輝煌又可歌可泣的歷史。分裂，是理想破滅、力量分散的警訊？抑或是蛻變、重生的契機？我們從1927年7月10日「臺灣民眾黨」誕生，再續一段臺人反殖民的血淚史詩可以看出，民主、自決、公平正義的種子需要辛勤澆灌，才有生根發芽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