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318學運以來，台灣社會時常可見到類似下列的「理性言論」：
1.法律（或憲法）規定的，例如兩岸同屬一中，具有正當性不容質疑。
2.為了效率（或經濟，或民族光榮），只要沒違法，行政機關所做的，都有正當性。
3.只要是國會、議會通過的，都有正當性，抗議者缺乏理性。
4.主張各種價值，包括統獨、民主或獨裁，經濟優先或環境優先，照顧弱勢，或任其自生自滅，都屬於價值觀不同；每個人有自己所追求的效用，沒對錯可言，也無須抗議。
5.只要專家依法背書通過的，如都市計劃、環評，就有正當性。
6.上街頭衝撞、占領街頭，甚至衝入立法院，不論其理由如何，本身就不理性。
先說結論，由「溝通理性」理論創始人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的觀點看來，以上六種言論都是標準的不理性，缺乏正當性的論述，且有替獨裁政權背書的嫌疑。以下，我們摘取哈伯瑪斯的論述，來加以解釋。
溝通理性，就是討論公共事務正當與否的理性
首先，哈伯瑪斯所謂的溝通理性，是專用來評估與討論公共事務正當與否的理性，即為，他不承認所謂的個人追求效用叫做溝通理性。
溝通，是為了建立社會共同價值觀與共同規範，因此，上面第四點的論述，說了等於沒說，無法用來討論與評估公共政策，當然也就沒有溝通理性可言。
而哈伯瑪斯所強力批判的，即為現代國家當中，不論極權國家或所謂民主國家，都在搞「專家背書」、「法律背書」、「國會背書」、「民族國家利益背書」、「拼經濟優先」，這些在哈伯瑪斯看來，都屬於缺乏正當性，只是統治階級包裝自己的把戲。此即為哈伯瑪斯所說的現代社會民眾被「去政治化」，表面上有國會議會，實質上民眾對公共政策無參與權。在哈伯瑪斯眼裡，連所謂歐美民主國家，都還離真民主、真理性、真「現代」很遙遠，簡直是「再封建化」，他的名言即為「現代性是未完成的事業」。
哈伯瑪斯由「系統與生活世界」的分析切入，來建立溝通理性與評量正當性的基礎。
在日常生活，我們隨時處在各種不同的場所與他人進行社會溝通，例如學校、辦公室，商店，甚至家裡上網，在每一個場所當中，我們其實都有一套自己的「背景常識」在與他人溝通。例如身在教室，身在餐廳或健身房，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套「現在可以/應該，說/做些什麼，以及對方可能會說/做些什麼」的常識，這些背景常識，來自法律規定、習俗傳統、教育學習、以及生活經驗的綜合累積。
這套背景常識，就是哈伯瑪斯所說的生活世界（lifeworld）。而經過溝通行為，人人的背景常識將得到不斷的修改、進化，產生新的背景常識。
例如，以往政府認定農地蓋工廠並自由的排廢水合法，大家也習以為常。但隨著有人提出新觀念進行社會溝通，甚至有人因此而進行抗議，或進行各種政治衝突，導致農地蓋工廠的「常識」漸漸被修改；或者，福島核災後，日本與德國民眾基於這個新的事實，經過社會上種種溝通，改變了社會以往對核能的常識，進而影響公共政策。
抗議行為、街頭運動，在哈伯瑪斯看來，正是人類運用了溝通理性討論之後，發現原本的規範、習俗、法律、常識不合理，才會去上街頭促進社會制度合理化。因此，上面第六點的論述不成立。
正當性的要件：被影響者有平等的發言權和制定權
那麼，國會（議會）通過的，或專家背書的，為何哈伯瑪斯認為不正當？因為對哈伯瑪斯而言，正當性建立在：任何規範與道德，大至國際法、憲法，小至社區規定，「會被影響到的人，有平等的發言權和制定權，大家應通過溝通理性，來討論建立社會種種規範。溝通理性，除了參與的平等之外，被影響的各方需要誠實的拿出所有相關真實資訊，用可以理解的語言，解釋自己的正當理由，讓各方討論 」。
例如，資本家與經濟專家誠實的認為農地自由蓋工廠可以增加整體GDP成長，並提出真實數字佐證（此處姑且假設其GDP計算為真），也講得讓大家可以理解。
問題在於被影響到的人，認為健康與景觀美感比金錢重要；或被影響到的人，拿出證據指出GDP成長與整體生活品質無正相關性。
以此，除非經濟專家可以提出金錢高於健康的正當理由論述，同時證明GDP成長與整體生活品質有正相關性。否則經濟專家即為不正當，也無溝通理性可言。
但現實生活中，要求人人積極參與，甚至發現各種問題、資訊與議題是非常困難的，哈伯瑪斯因此高度肯定各種公民團體、非政府組織與公共論壇發起議題與提供資訊，促進社會溝通與討論公共事務。
以服貿抗爭為例，抗爭期間種種正反兩方的論述、各種公共空間的集會討論、網路傳播，使民眾更加了解兩岸政治經濟，乃至國際貿易的議題。
例如，本來以為政府已經進行公聽會充分說明的民眾會了解到，政府並沒有提供衝擊評估的完整資訊。也就是說，政府並沒有使用溝通理性提供真實的完整資訊，讓可能被影響到的民眾，參與審理服貿。
或者以土地徵收為例：原本以為台灣土地徵收制度很合理，符合經濟、民主原理的民眾，聽過NGO說明之後，就會理解到台灣土地徵收制度並沒有像一般民主國家的實質聽證審理制度。
也就是說，透過公民團體、社運團體的努力，使得整個社會的「常識」得以有合理進化的機會，形成輿論壓力給政治系統。
政治上下其手：社會溝通常遭系統性扭曲
然而，民眾的生活常識，時常發現所謂專家的數字評估跟現實生活經驗差距甚大（GDP有成長，但現實生活更難過）。
例如，納粹執政時期，政府與財團宣稱經濟全面復甦，但其實，當時德國工人實質薪資下降30%。然而在黨國教育薰陶、愛國媒體與特務監控下，可能許多德國人開始自欺欺人，開始說生活變得更好，或是被迫說生活變得更好，這就是哈伯瑪斯說的社會溝通遭到系統性的扭曲。
哈伯瑪斯以夫妻關係比喻系統性的溝通扭曲。例如一位妻子對丈夫已沒有感情，但為了其他因素（怕被打、經濟依賴、為了小孩、宗教理由等等），表面上裝得跟以前一樣進行溝通與生活；或者是，連妻子本人也自欺欺人，自認兩人感情沒問題而裝得跟以前一樣，甚至覺得他人在挑撥。
而所謂的專家理性，常常變成扭曲社會溝通理性的打手而不自知。例如憲法專家說，納粹鎮壓社會運動一切都沒違法，正當性沒問題；軍事專家說他只負責評估戰略，其他跟他無關；化學專家說他只負責設計毒氣，其他跟他無關；警察說只負責執行命令鎮壓，其他跟他無關。更別忘了二戰前德國內外也有許多經濟專家、外交專家提倡專心跟德國做生意就好，沒必要節外生枝。
哈伯瑪斯指出，社會溝通遭到系統性扭曲的結果之一，即為無人負政治責任，公共事務難以進行實質討論。但是大家又覺得怪怪的，明明有選國會，選總統，可是政治系統跟經濟系統的規範跟執行跟現實生活常識差很多。例如炒地皮、農地蓋工廠、黑心食品等等。好像政府專家都覺得ok，政府法規都說合法？
老大說了算：生活世界的被殖民
哈伯瑪斯指出，這就是生活世界的被殖民（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也就是民眾的生活常識與生活經驗，跟政治經濟系統所制定的規範相違背。例如戒嚴時代，雖然生活中言行舉止要提防鄰居、同學去密告而需要小心翼翼，然而政府教育與規範卻說台灣是民主國家。
哈伯瑪斯指出，生活世界的被殖民，在個人的層次，所可能導致的即為個人認同失調（crisis of the personal identity）；或者說白話一點，就是無法融入社會、教育失敗、心理病態以及缺乏責任感。
例如：全家移民歐美民主國家者（無法融入社會），卻要他人接受中國專制統治 （教育失敗、心理病態以及缺乏責任感）。
生活世界的被殖民，在社會的層次，所可能導致的即為社會混亂與政權缺乏正當性。這應該不用多解釋。生活世界的被殖民，在文化的層次，則是意義的喪失，例如，中國弄出來的孔子學院，以及濕滑部長搞出來的新課綱。
獨裁者時常天真的以為文化跟政權正當性可以用教育教出來，殊不知在哈伯瑪斯眼裡，政治系統越是灌輸違背生活常識的規範，越是會導致政權正當性危機跟文化意義的喪失。
最好的例子，就屬一中憲法。雖然台灣民眾的生活常識，都是自成一國的在生活；投票選總統時，也不會有人認為選出來的總統真的會跑去統治中國。但憲法與黨國教育卻這樣規定，並強制人民接受。
戒嚴時代大家（被迫）自欺欺人，但一旦民主化開始，透過溝通理性與各種民間活動討論、集會遊行，加上網路的傳播效應，一中憲法的違背社會常識便急速彰顯出來。我們在民調中可發現，越年輕者，離戒嚴統治越遠者，不論省籍，對自己的身分認同，較符合社會常識（台灣人）。
一中憲法的正當性越來越低，根本因素，在於這一中的內容，不是由台灣民眾用社會常識去理性溝通制訂出來的。當國民黨濫用哈伯瑪斯的理性溝通，說要尊重憲法正當性的時候，忘了哈伯瑪斯對正當性的定義是：任何規範，「會被影響到的人，有平等的發言權跟制定權」。
哈伯瑪斯的溝通理論內涵，在歐美國家多半已成為社會常識，並落實在各種聽證制度與言論、集會自由制度、實質公投的保障，可惜台灣有甚多人依然誤解、誤用，濫用溝通理論與正當性論述。
以此，我們要在這裡呼籲，真正實現溝通理性，讓一切爭議回歸生活常識。開放討論審議來檢驗，絕非民粹，非理性，搞對立；而是剛好相反，可以有機會來挽救更多台灣人，甚至挽救中國人，免於個人認同失調，來理性討論公共政策，來建立具有正當性，可負責的政治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