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院士從第一次見面到他過世，總共只有十年的時間，不能算是很長久，但若是要找一位對我影響最深遠的人，則除了至親的家人之外，很難有人比得上他。
從家庭背景、成長經歷、專業領域等種種方面來看，我們各自的人生應該是兩條沒有交點的平行線。譬如李院士比我年長一輩有餘，成長於日治時期的台灣，很年輕的時候就在國際醫學界有亮眼的表現，是舉世知名的蛇毒專家，在台灣醫界的令譽與地位，更是很少人能及。而我和醫界毫無淵源，如果勉強說有的話，全部來自所謂的「醫病關係」，而且這輩子還沒有被毒蛇咬過，連接近李院士的藉口都沒有。所以若不是1991年的「一○○行動聯盟」把我們牽在一起，我們之間的忘年之交，真的會像在二千多萬個台灣人之中，隨機抽出二個樣本一般，碰面的或然率趨近於零。
我常常想，如果那次「反閱兵、廢惡法」運動少了李院士，會是何種光景？想著想著，不禁冒出一身冷汗。當初台灣雖然已經解嚴，而且已有反對黨，但是一方面立法院五分之四席次仍然穩穩掌控在中國國民黨手中，另一方面李登輝總統背後的「郝軍頭」更是黨政軍警情治大權在握，對「第三波民主化」的世界潮流視若無睹，連柏林圍牆拆毀、蘇聯解體、附庸國紛紛獨立都不當一回事，哪會被一群手無寸鐵的烏合之眾嚇到。想讓台獨主張免罪嗎？「國軍不保護台獨人士」是郝軍頭的狂妄宣示；要反閱兵嗎？「強制排除、不惜流血鎮壓」是郝軍頭的作戰指令。
「一○○行動聯盟」正式成立之前，我們就警覺到我們需要有「門神」坐鎮，而且不能是反對運動的老面孔。所有專制政權都害怕出現具有社會聲望的反對者，尤其是以往未曾浮出檯面的，因為這會暗示社會潛藏更多未爆彈的印象，甚至可能觸發連鎖跟進的骨牌效應，勢必對政權造成難以估計的威脅。就像去年（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所引起的震撼一樣。當我腦中一片空白、心中無限焦慮時，張忠棟教授見到報端一則消息，報導李院士親自到土城看守所探望他以前的台大學生──也是被列為黑名單的台獨聯盟成員──李應元，張忠棟教授半開玩笑地說：「這就是我們要找的人，問題是他恐怕不會答應，誰叫你不是醫學院的。」
我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透過公衛系詹長權教授聯繫，去拜訪素昧平生的李院士。其實我只希望他首肯擔任發起人之一，簽個名就算大功告成，不料他不但一口答應，還當場記下聯盟的籌組進度時間表及其他發起人名單，他承諾將全程親自參與。換句話說，他不當虛擬的門神，他要做無役不與的戰神、無所不在的守護天使。
李院士的義無反顧、劍及履及，不只對聯盟內部產生超乎預期的鼓舞與凝聚力，也在社會與媒體掀起一陣無法忽視的旋風，更重要的是，對原本麻木不仁的政權造成一股巨大無比的壓力。這是何以在短短半個月的運動期間，國民黨從上到下手忙腳亂，除了暗中指使「唬仔」寄黑函、打恐嚇電話等不入流的慣常步數外，公開由黨秘書長登門拜訪、總統府秘書長親自約見，立法院次級團體提出折衷版本，還動用各種關係人士居間協調，動作不斷。所以如此，無非就是因為李院士是國民黨唯一不敢「來硬的」對象，其他人要打要關都看郝軍頭高興，只有李院士若發生差錯，鬧上國際新聞版面，事情就「大條」了。所以李院士成為我們其他人的保護傘，即使閱兵在進行中，李院士端坐在醫學大樓大門台階的沙發上，也沒有任何軍警敢動他一根毫毛。
李院士事後在不少場合都說，他自己經歷過「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時期，知道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比外族的日本統治還可怕，於是選擇不碰政治的消極做法，其實內心很明白大是大非的道理，如今受到年輕子弟輩的感動，不能不站出來，共同致力於廢除刑法100條「和平內亂罪」。
（邱萬興攝）
就我自私的想法而言，好在李院士年輕時沒有投身政治活動，否則很可能像其他「二二八消失的菁英」一樣，平白犧牲了；李院士的前半生留得青山在，才能在後半生以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及國際毒素學會會長的崇高身份，點燃一把烈火，燒得國民黨焦頭爛額，只好在半年後自廢「和平內亂」的惡法，裡子與面子俱失。我深信這是天意，要讓李院士不早也不晚發揮他對台灣民主發展的貢獻。廖宜恩教授講得對：歷史有必然、也有偶然，李院士正氣凜然、擇善固執，一生注定要為台灣奉獻心力，這是歷史的必然；而正值他探視政治犯的舉動見諸報章之際，也正值聯盟急著尋求一位長者做精神領袖，兩方「你情我願、一拍即合」，以致他在台灣民主轉型的關鍵時刻，一腳走出醫學研究的象牙塔、一頭栽入民主運動與建國運動的坎坷路，帶頭由專制政權手中奪回人民的基本人權與國家遠景，終於由醫病、醫人，昇華到醫國，這一切的起點竟都來自一個時機上的雙重巧合，豈非歷史的偶然？
李院士相貌堂堂、神采奕奕，很喜歡照相、也很喜歡入鏡，在一般的情況下，照片中的他都是露齒而笑、眼神親切，這是他的真性情。我以前讀到二戰時期英國首相邱吉爾的一本傳記，提到他從政壇退休後，講過一段充滿哲理的話：「狗仰視人，貓俯視人，只有豬平視眾生」，意思是為官者經常接觸到的人，若不是表現出自卑討好的樣子、就是顯露出自傲輕蔑的態度，但邱吉爾希望的是大家不分尊卑、彼此平等看待，不要像狗像貓，看高或看低別人。說句不禮貌的話，我覺得李院士是最接近「豬」的政治人物：面對高官顯要或後輩學生，他一律都是以平常心對待，只有你的所做所為才會讓他「按讚」或「幹譙」，你的身份則大可放心，是不會進入他的評價體系的。
記憶中，李院士只有一次對我不假辭色，但只此一次已經夠我一輩子銘記在心。那天中午我負責帶他去一場校園演講會，約好一點半接他同往，但路上略有耽擱，晚到十分鐘左右。一走進紹興南街的巷子，他已站在門外等待，見到我就生氣地責備我遲到，我心想才十分鐘嘛，何況那時又沒有手機可聯絡，覺得蠻委屈。但接著他說了一句讓我眼淚差點落下的話：「你不知道我會擔心嗎？」李院士不是因為等待而發怒，他是因為擔心我的安危而生氣，在那種風聲鶴唳的時候，儘管他本人不擔心國民黨敢對他不利，但其他成員是否平安無事卻是他心中隨時的記掛。做為抗爭運動的領導者，不僅要有冷靜的腦，還要有溫暖的心，前者令人佩服，後者讓人懷念。
有時我們令他操煩的事，不是因為外在的危險，而是內在的阻力。有一晚與李院士及他的學生黃芳彥醫師南下一場演講會之後，深夜又驅車趕赴台中的一處日式宅院，原來是黃芳彥母親堅持要與李院士見面。這位憂容滿面的母親當場聲淚俱下，請求李院士「不准」黃芳彥繼續參加聯盟的活動，「他是你的學生，你不能害他」，這是一位歷經國民黨統治半世紀的慈母，為她的愛子所做的合情合理懇求。我見到李院士也難過哽咽，黃芳彥則在一旁一再要母親不要說了，但沒有用，最後李院士毅然答應不會讓黃芳彥公開參與抗爭，只在幕後幫忙，我們才黯然離開。的確，此事之後黃芳彥就避免「拋頭露面」，直到在十月九日的危機時刻，才又現身成為李院士在抗爭現場的「護法」，不容憲警接近李院士。黃芳彥面對的是「忠孝難兩全」的掙扎，李院士做為其專業與人倫兩方面的導師，只能概括承受這種兩難。或許就是因為不辭承擔，我們見證到李院士的眾多門生圍繞在他四周，再多的攻訐、再大的危險，始終不離不棄，令人動容。
有些人一輩子汲汲追求「歷史定位」，其實是追求自己的虛榮，結果醜態百出、惡名昭彰；李院士只追求做為台灣人的尊嚴，反而青史留名、千古佳話。美國甘迺迪總統在被暗殺前不久的一次演講中說：「未來總有一天，每個人都要站在歷史審判官面前，回答四個問題：我真的是勇敢無畏嗎？我真的是明辨是非嗎？我真的是表裡如一嗎？我真的是全力以赴嗎？」甘迺迪本身如何回答，我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李院士在歷史審判官面前，應該會帶著他一貫的笑容回答：「我是，我是，我是，我是。」
李鎮源院士百歲冥誕紀念會&100行動聯盟攝影展及新書發表會
時間：2015年12月5日（週六）下午1:30
地點：臺大醫學院人文館（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