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並未真正地「過去」；
它只是轉換形式，在我們的生活中存續著。
日本帝國對臺灣的殖民統治，如何滲透進入庶民生活的知識與文化肌理？
後殖民的臺灣在今日又應如何看待這一段曾經被殖民的歷史經驗？
時空╳知識╳情感，殖民地的三種帝國描圖
本書鎖定日本帝國統治之下的臺灣，並同時涵蓋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在地觀點的研究視角，亦即將殖民地的文化狀況當作是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在地觀點的相互指涉與相互交疊的結果。書中以討論的材料與內容區分，分別以「空間與時間意識的描圖」、「知識與知識社群的描圖」、「藝術與情感結構的描圖」為主題。
‧空間與時間意識的描圖：從地方社會治理到殖民空間權力的交涉折衝，到日本統治下的「國家節日」如何讓臺灣人社會的「時間制度」有所改變，進而比較「國家」與「民眾」的時空意識，並不見得完全相同。
‧知識與知識社群的描圖：以辯護士及語言媒介的角度，探討知識分子與社群如何利用專業及認同，與日本殖民者存在微妙的交疊關係，並甚至批判「帝國」敘事，提出跨文化的觀察視角。
‧藝術與情感結構的描圖：透過美術、文學及戲曲，描寫及思考殖民關係中的認同差異，並提出「帝國」的文化發展與殖民地臺灣，乃處於「相生相成」的交疊關係之下。
★吳密察（臺大歷史學系兼任教授）、呂紹理（臺大歷史學系教授）共同推薦
【名家推薦】
臺灣歷史上，帝國幾乎如影隨形地存在著。但是我們卻未必真正深刻地理解什麼是「帝國」和它如何在臺灣存在著。即使或許也有一些關於「帝國」的言說，也經常只是複述帝國的論調，而且往往只在政治、軍事、法制、經濟這種容易觀察的領域裡分析帝國，對於文化、心態等相對隱微的領域則不甚措意。
本書從後殖民的立場分析帝國在臺灣之日常生活、空間、知識、文學、藝術、文化等領域的浸透和影響。並且不只著眼於帝國對於臺灣的單方向作用力，而同時看出臺灣具有主動迎拒，甚至反向規定帝國的作用力。也就是說，彼此之間呈現了流動的相互影響與作用。「臺灣」、「帝國」，既如影隨形也相互作用，彼此的關係固然存在於在過去，也存在於現在，也將影響未來。
這本書可以是《「帝國」在臺灣》，也可以是《「臺灣」的帝國》。
――吳密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如何重新閱讀及面對臺灣的歷史經驗與文化現象？這並不只是一個歷史的提問，同時也是一個倫理的提問，亦即關係著當前社會面對歷史的態度。」這是本書重要的發想。
本書嘗試將帝國放在相對（而非絕對一元的、由上到下的）位置重新思考日本帝國在臺灣的諸多過程，並且也特別關注殖民地人民對日本的「情感結構」和生活經驗，以期能超越民族史、殖民史的二元對立觀點，建立吾人對臺灣歷史與文化的新視野。在《馬關條約》簽訂一百二十週年及終戰七十週年的今日，日本帝國在臺灣所遺留的歷史經驗與文化現象，實為吾人需認真嚴肅面對的問題！
――呂紹理（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第一章 空間治理與地方夾縫：日本近代帝國統治下的臺北社會演變（節錄）
蘇碩斌
壹、前言及理論意涵
1895年之前的臺北是艋舺、大稻埕與城內分離的「三市街」，與今天我們熟悉的「一個臺北市」不同。分隔的三個市街變成一個城市，並不全是自然發展的過程，而是近代國家空間治理技術實踐的結果。換個角度來看，臺灣原本在清廷統治下保有的在地共同體，在日本殖民統治後應是逐漸消散在近代空間之中。
1895年臺灣從隸屬中華帝國轉換為日本帝國，是「兩種帝國」的統轄權變化，也意謂臺灣人生活世界的變化。何謂生活世界的變化？本文將特別關注人的空間觀及人群的結合模式之面向。
日本帝國形成的基礎不同於清帝國。清帝國的世界秩序，是基於朝貢、冊封的非實質支配關係而構成，是擬制的君臣關係；相對地，日本帝國的世界秩序，則基於明治維新後接納的現代公法概念，是合法且實質的法制支配關係。 傳統中國是「古典帝國」的運作邏輯，而日本則是新式的「近代帝國」運作邏輯。
帝國的定義雖多指涉政治支配關係，例如一般界定之「地理上範圍廣大的一群國家或一群人，而由中央集權的統治者（如皇帝）所支配」，但事實上帝國也指涉人們的時間觀與空間觀，不同歷史形式的帝國也必然形塑人們的不同時間觀與空間觀。
研究當代全球帝國的思想家Michael Hardt及Antonio Negri即深入指出「帝國」的本質性特徵是：一、帝國內含空間的整體性，帝國從不認為其統治有邊界限制；二、帝國內含時間的永恆性，帝國從不認為其統治是特定的歷史。只是，古典及現代的帝國，無限空間與永恆時間的意義，在歷史上卻有極為不同的操作。
歷史上的轉折，出現在十八世紀以後。自古以來本質是「空間無邊」的古典帝國，開始轉而成為競相爭奪、擴張海外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表面上服膺不斷擴張的「空間無邊」原則，實際上卻是邊界清楚的「空間封閉」意義。Hardt及Negri認為，原本帝國是由空洞而神聖的皇權分封而下，到最底層的共同體則保有實質的「家父產制」及「主權專制」；然而，當資本主義現代性在十八世紀發展形成之時，因工商業能力提升，「家父產制」及「主權專制」漸漸擺脫空洞的皇權，逐漸以特定時間、有限空間的視野落實而穩定下來，隨即形成「民族國家」這種更穩定的統治工具。
Hardt及Negri這段「帝國主義世界地圖中各種明顯的民族國家色彩」的論證，是解釋日本統治的臺灣社會認同之重要洞見。換個角度由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概念來理解，民族國家作為想像出來「有主權、有邊界」的文化政治實體，歷史上就始自殖民帝國主義的時期， 大致有相同的理論關懷。
亦即，「古典帝國」統治之下，共同體只需尊奉帝國皇權、即可擁有自主支配的社會秩序，空間的「無邊」意謂著象徵性、空虛性的支配。但是，「近代帝國」統治下的地方，則都被「有主權、有邊界」的現代國家納入統治，空間的「無邊」意謂著公法性、實質性的支配。
若以此解釋近代臺灣的空間認同範圍，若林正丈曾借用土屋健治的「朝聖圈」討論國族想像，認為臺灣在中華古典帝國統治下，知識分子活在以北京為中心「士大夫朝聖圈」，而在日本近代殖民統治下，則創造出以臺北為中心的「臺灣大朝聖圈」。
「士大夫朝聖圈」轉為「臺灣大朝聖圈」，並非隨著政權名號的更迭就瞬間完成，而必須由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經歷「空間爭奪」過程。本文企圖解釋這個空間上「臺灣大」的人群概念之形成過程。以下將依序說明：第一，清末臺北三巿街的社會型態，是置身「中華帝國」統治而生的在地共同體社會，本文稱之「地方社會」；第二，「日本帝國」藉由習自歐美的近代統治術，破除臺北的地方性格，而塑造出均質性的「空間社會」；第三，近代都巿空間的形成，並不意謂地方社會必然成為被動無力的被統治者，他們反而在各種迂迴對抗中塑造出新的空間觀，並擴展民間生活的網絡，奠定1920年代之後各種全島性抗爭的基礎。
貳、臺北三市街地方社會
傳統中國政治對人民生活世界的支配是一種「兩段式統治」，亦即中央政府以鬆散的方式維繫整個國家的統合，但民間社會的實質支配則交由地方自主。兩段式統治，其實正是古典帝國「空間無邊」本質的表現，因為它們都具有「征服須集中兵力，統治須分散兵力」的矛盾，因而歷史上乃以建立附庸統治、強化軍力部署、形成經濟統制、運用意識型態支配等策略來填補。Michael Mann稱傳統中華帝國即是利用意識型態進行支配，亦即在地方社會中利用「士紳」統治階級，化解力有未逮的統治矛盾。
中華帝國底下的地方，只要不挑戰皇權要求的「時間永恆性、空間無邊性」，就被容許以「陽奉陰違」的方式治理。 用楊慶堃的話來說，「兩段式統治」的第一段是單一科層的中央機構統治、第二段是無數異質的地方社區統治， 而雙軌或兩段統治的交界，在鄉村是鄉紳地主可以統領「縣」的層級，對臺北來說，也就是「市街」的層級。
1895年日本殖民以前的臺北，是由三個各有歷史的市街（艋舺、大稻埕、城內）所組成。而城內其實是因為臺北設府而新建的區塊，本身缺乏固有商業基礎，不只生意仰賴艋舺和大稻埕，聚落也集中在北門及西門二端。亦即臺北市街社會基本上就是艋舺、大稻埕的地方社會。艋舺自1738年開始形成漢人市街聚落，就是以龍山寺為核心而進行「行郊」、「宗姓」與「信仰」三種勢力的相互連結。艋舺市街不只是貨物流動、商人集結之地，也是權力結構完整、擁有相當自主性的社會，甚至發展出與國家相抗衡的機制。而大稻埕的狀況亦然，雖然茶市場由洋行帶動，但是華商茶行的發展幾乎主宰了日治前二十年的市街秩序， 以廈郊金同順為名的同業組織，也具有半官方性質的準司法效力。用黃宗智的概念語彙，也就是說，清末的臺北具有「第三領域」（the third realm）的特質。
第三領域的意思，是指中國基層社會的司法運作，並非「正式」的官方衙門審判系統與「非正式」的氏族、宗族內部的民間調解系統二元對立的狀況，而是另外存在一個「半制度化的司法體系」游移中介於官府和地方領導組織之間，這個隨制的互動並不正式存在，假若雙方在非正式的調解講和，則官府亦會接受其效力，形同結案。
清代中國市街秩序的承載者，主要就是有實質財富的郊商，及有政治特權的士紳，而在清末臺北，郊商和士紳更是形成合流。因此，臺北兩大市街的「郊」不僅具有商業財富，也多具有政治勢力。
臺北郊商制定的郊規，是地方社會最明確的證詞。郊不僅約束郊商內部成員，效力甚至及於市街的日常買賣，包括竹筏工錢、銀砣價格、運輸資費議定，或是交易地區限制等，都在規範之列。更有甚者，郊的公所裡面還置有公秤、公砣、公斗、公量等標準化度量器具，以作為解決糾紛的評判準則，經公秤等物秤量後稱為公覆，不許個別商人抗違。
「郊」亦有權力調解地方事務，不僅設有公所，備有公戳、擁有獨立財產，並能排解糾紛。 巿街庄的運作基礎，迥異於當今講求權利義務對等的法人，而像是人情共識的民間領袖。例如〈大稻埕金同順（廈郊）規約〉所列的條文，推斷郊對當時社會秩序的重要性：
所有本街事情，不論大小強弱，皆率而廈郊公斷，或在爐主店中，或媽祖宮內，皆係廣眾之場，俱顯大公之念，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無事，即或一二好控告在官者，亦蒙官長論著本街據實稟明，雖有事亦旋了而無事，所以本街之通商最多，而滋事最少，迨于今四十餘年矣。
這份規約記於日治時期《臺灣私法》調查年間，即1903至1910年，往回推溯，應在描述1860年大稻埕建街後的巿街，也說明了清末大稻埕名街商的地方糾紛，多由郊行處置；在郊行介入調處後，可能就直接對當事人做出罰戲、分檳榔、罰燈彩的處分。 可見郊對街商的仲裁，並非外於官府的私領域排解，而是受到官府衙門承認並與之互動的半制度司法體系。清末臺北社會並非獨立於國家之外；國家權力也並非完全不及於社會，而是與地方團體共同構築一個特殊的運作空間，藉以連繫國家與社會。
「郊」對臺北地方社會的實質約束力，至清朝中後期雖遭受一些挑戰，如道光年間曾有跨國性大蕭條，使大稻埕的榮景也受影響，但當時臺灣商人仍多與中國大陸有貿易夥伴關係，因此商機雖挫但並未式微，在咸豐、光緒年間行郊即又再現榮景。 在1860年開港「西力東漸」之後，商船數量明顯減少，推論臺灣行郊因洋貨打擊、道德沒落、港口淤積等因素而衰微。 雖然生意變差妨礙郊費的收入，但當時社會並未發展出新的社會機制，郊仍然繼續存在於地方社會，至少一直運作到清末。
清末的臺北社會，就是中國皇權無力貫穿到基層，地方的紳、商因而相互合作，並且光明正大形成權力的空隙。這個中華帝國統治下的臺北三巿街，本文因此稱為「地方社會」。地方這二個字，還兼蘊人文地理學的理論意義，借用段義孚（Yi-Fu Tuan）對於地方（place）和空間（space）兩個概念的界定可以理解，地方是由人類經驗賦予「意義」的安全且封閉性處所，空間則未被賦予完整意義而呈現為危險的開放性處所。 在清帝國，不朽而遙遠的皇權雖是不可挑戰，但卻是「虛」的象徵權威，而是由紳商將官民銜接起來，運作出「實」的秩序意義，此即本文稱之「地方」社會的原因。
空間的概念則反之。空間不被認為有意義，甚至被現代科學視為清澈透明、空無一物、等待填充的背景， 因此，「空間的作用力」在歷史、哲學、政治等研究領域之中，一直不成為問題。空間純淨假說，在1970年代受到法國思想家Henri Lefebvre批判而開始被質疑。Lefebvre 指出，就因為空間被認為是空無一物、不具意義，因此人類在認知上也就不設防，其結果，統治權力反而隱匿在空間的配置之中進行。 因此，結合段義孚、Lefebvre的理論，本文試著指出，「沒有意義附著」的空間，是一種近代統治術的工具，並且是一種歷史的過程，因為「空間」必須將原本附著的「地方」意義剝除，才能為統治者所運用。
空間批判的理論，提醒我們去觀察近代帝國的統治對象，必須是空間而不能是地方。因此，日本帝國對臺灣的都巿治理，必須重新整編舊社會的「土地與人民」，而將之吸納為「國土與國民」的架構。近代國家在對土地空間的制度性改革，無非就是在製造「均質連續空間」的國土。 這種空間，在歷史上就以公共的（public）、客觀的（objective）面貌呈現，正是伴隨著標榜科學理性的近代國家、市民社會而來，甚至也大量出現在西方國家經營的殖民地之間。 因此，中華帝國治下的臺北地方社會，到了日本帝國的近代統治之手，必然就是等待消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