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使日本成為現代化文明國家
雖然日本在1860年代的明治維新運動，開始日本人的文化自覺運動，並由福澤瑜吉提出「脫亞入歐」的主張，脫離亞洲中國專制獨裁的皇帝傳統，進入歐洲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傳統，因此大量翻譯「蘭學」和「歐美的經典作品」開始，並開始派遣日本學者留學歐美，因此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無論政治、教育、經濟、文化、醫學等各方面，都大興改革，成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並分別在1894年甲午戰爭打敗中國，1904年的日俄之戰打敗俄國，而能躋身世界強國之列，很可惜日本沒有學習歐洲奧國，以莫札特的音樂去征服世界各地的愛樂者的心靈；而是受德國希特勒軍國主義的影響，想以武力推展日本現代化文化，而實現東亞共榮圈的美夢，最後1941年12月7日侵襲美國的夏威夷，終於在1945年被美國的二顆原子彈擊敗，受到慘重的教訓，而無條件投降，並正式放棄台灣五十年的統治權。
台灣歷經荷蘭、西班牙和滿清的統治，價值觀念和意識型態常隨政權變動而改變，台灣人為了生存與適應，倍感困擾和痛苦，因此，統治者的強壓和台灣人的反抗，構成台灣近代歷史發展的鮮明對照，統治者想盡辦法馴服台灣人，逼迫台灣人在其設定的框架下生活，台灣人卻不甘任人擺佈，極思突破限制，因此「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成為台灣近代史的特徵，這段時期的台灣，仍然以武力革命為主，尚未進入文明國家和平革命的行列。
三位醫療傳道者把基督教文明傳來臺灣
1865年畢業於蘇格蘭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的馬雅各醫師來台南展開醫療傳道工作，並創立台灣第一家醫療機構：新樓醫院；1866年熱帶醫學之父萬巴德來到高雄海關服務六年，他把台灣的行醫經驗告訴弟子羅斯（Ross):有一種病會經由蚊子感染，後來羅斯因為証明了蚊子會傳染瘧疾而獲得諾貝爾獎；1887年萬巴德在香港創辦香港西醫書院，中國的孫中山便是他的得意門生，並在孫中山倫敦蒙難時救過他；1872年蘇格蘭裔的馬偕博士來淡水創辦第一家教堂與醫院，並把基督教文明帶來臺灣北部地區，1885年「台法戰爭」，在劉銘傳領導下，台灣戰勝了法國，馬偕協助傷患有功，劉銘傳特別嘉獎他，讓他的教會更壯大。劉銘傳並開始建造現代化的鉄路運輸系統，他算是滿清統治時代，唯一有開明思想的執政者。1895年另一個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畢業的蘭大衛來到台灣中部創辦彰化基督教醫院，他的「切膚之愛」的精神，成為基督教普世之愛的最佳人間典範，因此我們可以說馬雅各、馬偕和蘭大衛這三位醫療傳道者，是台灣最早西方基督教現代文明的播種者。
1895年透過馬関條約，清朝把台灣割讓給日本，讓台灣人變成日本人的二等公民，被迫成為日本的皇民，台灣人的反抗風起雲湧，曾經建立三個月的台灣民主國，並持續了20年的武力抗爭日本人的統治，直到1915的噍吧哖事件，才平息了武力抗爭。
受梁啓超影響，林獻堂推動「台灣議會請願運動」
1907年台灣民主議會之父林獻堂在日本奈良旅行，巧遇中國和平主義革命家梁啓超，他們倆人語言不通，但透過筆談，卻立刻成為知已，梁啓超告訴林獻堂説：「中國正在內亂，三十年內無法幫助台灣人，台灣人應該仿效愛爾蘭對抗英國的方式，成立自己的議會，厚結日本的高官貴族，得到他們的同情與支持，放棄武力革命，爭取自已的權利才是上䇿。」林獻堂因為受到梁啓超的啓示，於是在1921年發起「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採取和平非武力方式爭取台灣人的自治。林獻堂同時也是位詩人文學家，具豐厚財力與崇高聲望，他堅持「一生不説日語，不著和服」，以漢民族的傳統生活方式，從事對日本大和民族的抗爭，是日治時期推動台灣民族運動的自然領袖，是深負使命感與道德勇氣的民族運動領袖，因此被美國歷史學者麥斯基爾（Johanna M.Meskill)譽為「台灣自治運動的領袖與文化的褓母。」
1921年當時在大稻埕開設大安醫院的來自宜蘭的蔣渭水，雖然已經開業五年生意興隆，但因年輕時代革命熱忱消失了，自覺是他人生的黑暗時代，這時他聼到台中林獻堂的呼籲：「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他立刻重燃政治熱，認為這是當時台灣人的唯一無二的活路，於是熱烈響應，並親自參加1923和1925年二次親赴日本的台灣議會請願運動。
「五四運動」使中國邁向現代文明國家
在日治時代五十年中，我個人認為對台灣人的文化運動以及台灣文化的提升，最有貢獻的是1921年10月17日催生台灣文化協會的蔣渭水和1939年催生「山水亭」的王井泉先生，而他們的活動領域都是在台北的大稻埕，蔣渭水和王井泉都夢想台灣文化能超過統治者的日本文化，他們都期待在台北大稻埕推動台灣的文藝復興運動，並希望能與西方的文藝復興接軌，並達到西方現代文明國家的文化水準，雖然他們二人開啓了台灣人的文化自覺運動，使台灣邁進現代化的文明國度，但終其一生，並没有實現「台灣文藝復興」的夢想。
如果説1919年發生中國的「五四運動」是中國邁向現代文明國家的開始，中國的智識份子開始把西方的「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引進中國，胡適也以推動「中國文藝復興」的精神在領導五四運動，但是從歷史經驗的角度看來，正如余英實所謂：「五四運動，不是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也不是啓蒙運動」，因為五四運動並没有帶動中國人文精神的提升與人文氣質的改變。
「台灣文化協會」使台灣人產生獨立自主意識
蔣渭水領導下在1921年10月17日催生的「台灣文化協會」，可以說是台灣人意識覺醒和文化重建的開始，也是台灣史上智識份子第一次大團結的時代，那時他們不分政治上的左右派別，不分意識形態，為了「共同助長台灣文化的發達」而在台北大稻埕的靜修女中成立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時已經有1032人參加，眾推林獻堂為總理，蔣渭水為專任理事，這是台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台灣智識精英接受近代思潮之後，產生的第一次自覺運動，成立之後，台灣文化協會會員為了提升台灣人的文化水準，治癒蔣渭水所謂：台灣人患了智識營養不良症，有計劃地到台灣各地，舉辦演講會、座談會、文化劇、夏季學校、通俗講習會、放映電影、創刊雜誌、創辦文化書局、以及創刊台灣民報等。
在林獻堂和蔣渭水等人領導下，台灣智識份子藉著這些活動，推動改革理念，喚起民心，關懷社會，為求達成「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底終極目標。總而言之，台灣人受到「台灣民主國」的抗日洗禮，以及日本殖民統治的二等公民待遇，極欲掙脫枷鎖，掌握自己的命運，台灣意識逐漸形成；而日本殖民政權所導入的近代教育，開闊了台灣人的視野，使台灣人認識世界思潮的趨勢，產生了近代國民意識，而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更凝聚台灣人的反抗精神，追求台灣人的獨立自主。
蔣渭水催生「台灣文化協會」的心路歷程
蔣渭水在1925年寫的「五個年中的我」，曾回憶起他重燃政治熱的原因：「因受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的刺激，我的政治熱又復活起來，自林獻堂氏歸台，在台北開了歡迎會之後，新交的同志：李應章、林麗明、吳海水、林瑞西諸氏，屢次慫恿我出來組織團體，並提出他們所做的青年會規則書來和我研究，我考慮了以後，以為不做便罷，若要做呢，必須做一個較大的團體才好，由是考察出來的就是台灣文化協會了。」他號召了不少理想主義的醫師同志如賴和、韓石泉、王受祿、石煥長等及醫校學生來參加，而文化協會本部設在大安醫院，因此蔣渭水是文協的靈魂人物，主導文協的政策與方向。
同時蔣渭水親自撰寫「台灣文化協會會歌」，在會歌中他希望台灣文化協會能提升台灣文化，比美西洋文明，打造有能力捍衛世界和平的台灣人，成為世界一等的公民，同時也要引領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放眼世界，成為世界公民的偉大胸襟。以蔣渭水大稻埕大安醫院為中心，展開熱烈的文化啓蒙運動，影響力擴及全台，其中以文協舉辦的文化講座，影響力最大，有時一年高達315次，聼眾高達11萬人，因此總督府的《警察沿革誌》説：「文化演講開本島農民運動與勞工運動的先河」，所有日治時期參加台灣人運動的知識分子，特別懷念早期文協這一鼓共同為提升台灣文化，對抗日本統治者的大團結時代，可惜成立七年後，大家忘記了原先共同的文化理想，因政治路線的分歧，使台灣人引起內部的紛爭，互相抵消力量，最後被日帝各個擊破，而分裂了，因此蔣渭水才沈痛地呼籲：「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
蔣渭水：「有第一流文化，才能創建第一流國家」
1927年7月10日蔣渭水和林獻堂合力在台中成立台灣史上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1931年2月因「霧社事件」和「鴉片事件」告發到國際聯盟，而被日治當局所禁，間接影響到蔣渭水壯志未酬身先死的命運；除外蔣渭水是日治時期政治社會運動家中，最重視文化，他認為有第一流的文化，才能創建第一流的國家，這是他在1926年7月創辦「文化書局」的原因。
他推出的書，大多與時代變化息息相關，確實盡到「新文化介紹機關之使命」，對日治時代的知識分子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蔣渭水可以說是近代台灣人政治領導者中，最重視文化的一位先知先覺者。更重要的是蔣渭水是台灣民報的褓姆，民報創立後，社址設在大安醫院隔壁，蔣渭水以寫政論直剌日治當局而出名，從出刊到寫文章，他幾乎每天都在照顧這份報紙，而他精彩的「獄中文學」也是發表在民報上，更難得的是他邀請台灣現代文學之父頼和，在民報做副刊主編，更促成了日治時代台灣新文學的狂飆時期（1930-1937）。
當時台灣重要的文學家：呂赫若、張文環、王昶雄、吳新榮、張維賢等後來都成為王井泉的知已之交，間接促成了王井泉在1939年在大安醫院附近催生了「山水亭」這家文化餐廳的誔生，山水亭不但提升了台灣料理的美食水準，也產生了類似，法國文化沙龍的效果，不但帶動了日治時代大稻埕的小規模的文藝復興，同時也成為日治時代後期作家、音樂家、畫家、戲劇家及智識份子共同的心靈上的家，甚至不少同情台灣人的日本智識份子如金關丈夫等，也經常來山水亭高談濶論。
「山水亭」曾蠢動過台灣文藝復興的氣流
因此名畫家林之助曾寫過一首日文小詩：「半樓」，歌詠山水亭，王昶雄漢譯為：
「古井兄是位好好先生
畫家、文士、樂人們
每每都讓他請客
山水亭又窄又陋的半樓裡
曾蠢動過台灣文藝復興的氣流
有喜氣洋洋的景象
也有訴不盡的哀愁」
山水亭的座上常客有：林茂生、吳天賞、徐坤泉、楊雲萍、黃得時、李超然、陳逸松、呂赫若、呂泉生、陳夏雨、吳新榮、張文環、郭雪湖、楊三郎、王昶雄、巫永褔等人，還有台陽美術協會同仁；一些不滿日本至上主義的學者如：人類考古解剖學家金關丈夫、畫家立石鉄臣、民俗學家池田敏雄、帝大文學部長矢野峰人、德川時代文學研究者瀧田貞治等，也都是山水亭的常客。他們在戰時，時常聚集在此高談闊論，說古論今、評畫賞文、聼歌唱曲，每每不知今夕何夕，有點像二次大戰期間，在英國倫敦維琴尼亞.吳爾夫（Virginia Woolf)和羅素等人為主的布魯姆斯貝利（Bloomsbury Group)文化沙龍。
王井泉是大稻埕最出色的「文化界甘草人物」
因此王井泉可以說是台灣人民的文化英雄，他也是一位現代孟嘗君，充滿了俠義好客的精神，他對日治時代的台灣文學、音樂、美術和戲劇運動都做出了重大貢獻。日治時代台灣北部的重要文藝聚會有絕大部份都是在山水亭舉行的，無形中山水亭催生了台灣近代第一個文化的黃金時代。，
當年在大稻埕開業的人權律師陳逸松說：「當時日本菜、西洋菜正在盛行，王井泉主張在島都都應該要有發揮台灣菜好處的菜館，山水亭湯頭的淡味實在真有可取。」他邀請台北市極有名氣的總舖師張萬火，提倡大菜小吃，山水亭不僅成為台灣人的名餐館，也是日本人眼中最有聲譽的台灣料理店。更難得的是，他本人愛好音樂，會演奏曼陀林、吉他，而且喜歡文學和藝術，熱衷話劇，更敬重每一個藝術工作者，他無時無刻都在盡力鼓勵或幫助許多從事藝術工作者，因此成為大稻埕最出色的「文化界的甘草人物。」
王井泉在20歲就熱心話劇運動，他是星光演劇社的重要成員，有一次他們到宜蘭公演「火裡蓮花」，他飾演花花少爺，遊手好閒，喜歡欺侮少女，由於演得太逼真，有位鄕下觀眾竟然忘了是在觀劇，要衝上去揍他！1941年他跟陳逸松在山水亭成立「啓文社」，幫助作家張文環創刊「台灣文學」雜誌，以對抗日本人西川滿主編的「文藝台灣」雜誌。
1943年他又創立「厚生演劇研究會」，1943年9月在大稻埕永樂座演出張文環原作「閹雞」，由林博秋編劇，舞台音樂由呂泉生負責，呂泉生特地將「丟丟銅」和「六月田水」兩首臺灣民謠編成男聲合唱曲，演出時，聼眾如痴如醉，手足舞蹈，繼而興奮得和台上的樂團一起合唱起來，臨檢的日本警察看到這種場面，很不以為然，認為有違皇民化運動，於是第二天日警要王井泉去説明，結果王井泉回來後，向呂泉生説：「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只是兩首臺灣民謠，他們不准再唱了，説是民族色彩太濃了，在皇民化運動中，唱這種民謠是不行的。」王井泉接著又説：「不許唱就不唱，總有一天，我們必定會開懷心胸的唱！」
呂泉生(1916-2008)，台灣作曲家與聲樂家，被譽為「台灣合唱之父」。(圖片: 維基百科)
「 二二八事件」結束了山水亭的黃金時代
1947年發生在山水亭不遠處的緝查私菸，所引發的228事變，王井泉的信心整個幻滅了，使一向樂觀開懷的他，成了一位雙眉不展的人，而他的山水亭的生意也一落千丈，因為他的文化界的朋友，不是死亡就是逃亡，王井泉辛苦推動的台灣文化的黃金時代，終於被國民黨的槍桿子政權，劃下了休止符。
晚年知交辜偉甫邀請他去開創「榮星花園」，他由台灣文化園丁變成了花園的園丁，當他在1965年病逝台大醫院後，「台灣文藝」第二卷第九期，特別為他製作了「悼念王井泉特輯」，以紀念這位台灣文化「狂飆時期」的幕後英雄人物，他的二位知己之交，如此追思古井兄，呂泉生：「為了台灣的藝術界，畢生只做了無名的英雄，一點也沒有欲望。」陳逸松：「大稻埕所產生的最平凡，最實在的人王井泉兄，是我們最記憶悠長不能忘卻的人。」
大稻埕的繁榮時代
因此在台灣人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上，大稻埕是有其光榮紀錄的：革命先烈羅福星就曾經以甘谷街的土地公廟做為號召抗日同志的連絡站；抗日先覺蔣渭水的大安醫院和文化書局，以及台灣人唯一的喉舌----台灣民報的總批發處，就是設在太平町（今延平北路），「台灣文化協會」在靜修女中召開成立大會，鼓吹抗日思想的「文協港町講座」就是設在港町（今貴德街），這此都是在大稻埕的幅員內，甚至「義賊」廖添丁也是以大稻埕做為活動的大本營，抗日女傑謝雪紅的國際書局也是是設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