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1年希拉蕊國務卿宣布「重返亞洲」政策至今，歐巴馬政府的亞太策略與剛上台時出現了非常大的差異。原先美國期望與中國透過「戰略再保證Strategic Reassurance」以建立雙方共同合作處理亞太問題，甚至是全球事務的想法，已經被如何面對一個崛起的中國挑戰美國亞洲利益的關切所取代。隨著中國在2010年宣告東海與南海是其核心利益，並於2010年下半開始在東海與南海以具體行動展開「非和平手段維權」，美國針對這幾個區域的發言也日趨強硬，對中國的批評也越趨明顯。這些互動的結果，是在最近浮現出一個新的亞太安全架構，台灣不僅應仔細觀察，更要能迅速掌握機會。
冷戰時代美國在亞太地區構築的安全架構，是以美國為軸心，以其與日本、韓國、澳紐、菲律賓、泰國等多個雙邊關係為軸承，形成一個以美國為中心，面向東亞幅射的扇形安全架構。在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後，這個架構雖然短暫受到挑戰，但因1994的北韓核武危機以及1996年的台海危機，使得這個架構再次受到確立。1995年美國國防部的東亞戰略構想(East Asia Strategic Initiative)，確認了美國須維持其亞太地區的雙邊同盟，也規定了其亞太地區的十萬駐軍不會減少。
當時90年代的亞太戰略現實與今天有三點不同。第一，中國雖然在1996年對台灣發射飛彈威嚇首次的總統選舉，但中國國力仍弱，對台飛彈數量也就幾十顆，美國當時根本不把中國放在眼裡。還有不少美國人認為可以透過自己的力量改變中國(經濟交流)。第二，冷戰剛結束，日本國家正常化討論也才剛展開。不僅討論和平憲法被認為不必要，甚至還有不少日本人認為冷戰結束意味著大戰威脅不再，日本實行的一國和平主義可以推廣到全世界。在這個狀況下，美日同盟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以及利用北韓核武危機之故才能夠再續約，同時集體自衛權也被認為是高度禁忌話題。第三，美國是冷戰的勝利者，當時國力十分強大，更因為領先全世界展開資訊化革命，使得美國經濟力再度崛起。美國有觀察家提到世界進入美國獨強的單極狀態(Uni-polar Moment)。而當時包括中國在內，也都認為世界格局是「一超多強」。認為superpower無法形容美國，法國還發明了一個名詞highper power，來形容冷戰結束後十年的美國。
其後2001開始的十年，美國陷入反恐戰爭泥沼，同時我們也看到中國崛起，日本經濟也因冷戰結束後的長期停滯，發展規模落到第三。在某種角度來看，中國利用美國陷入反恐泥沼而迅速崛起的過程，與1960年代日本在美國陷入越戰而發展的過程有一定的類似處，都是利用美國將資源投入戰爭而無暇他顧時，把自己轉化為美國消費產品的主要提供者並賺取外匯。但這種致富方式在當美國回神，重新把資源投入經濟發展後，就無法持續。
80年代美國逐漸走出越戰陰影，與蘇聯關係漸次解凍，還有冰島談判等大戰緩和的作為出現，美國關注點再度回到經濟領域，與日本就發生了系列經濟爭議，結果出現了廣場協議。這個協議導致日幣大幅升值，並迫使日本出現第一波產業出走潮，重挫了當時火紅不可一世，並被美國人號稱為第一的日本。日本至今都還未完全走出當年廣場協議的陰影。
同樣的，美國自伊拉克與阿富汗撤軍，不僅使其有餘力重返亞洲，也讓它的經濟專注力變強。中國經濟從2011年後慢慢由盛轉衰，由於美國國內市場漸次活潑，因此一個高度依賴對美出口的中國，在美國經濟狀況好轉後，其經濟活力反而變得更差，這個奇特現象，顯示了中國崛起內存的脆弱性，把其與當年日本從快變成第一強變成第一超停滯的過程相比，兩者存在驚人的類似。
二十一世紀初美國老是抱怨中國人民幣匯率低估，傷害美國對中出口，堆高美中貿易逆差。但現在聯準升息推升相對強勢的美元，降低中國人民幣匯率，美方卻不擔心此作為對美中匯率的影響，這個現象在某種程度顯示了美國製造業找到新的技術與生產利基，因此在市場的競爭上不會擔心低廉人民幣匯率能帶來何種顯著效果。相反的，還認為強勢美元會帶來資金流入，進一步豐富美國產業發展所需的資本市場。中國眼睜睜看著這個趨勢也莫可奈何。
但形塑亞太戰略新環境的大戲，並不是美國是否一定會持續振作，或是中國一定會持續不振。而是過去是美國單方面維持的秩序，逐漸由美日兩國，加上澳洲、越南、菲律賓、印度等國的支持，而出現新的變化。這是從美國單方向東亞輻射的扇形安全架構，轉為以美日同盟為軸心，美日澳、美日印度、美日菲、美日韓、美日越南等多個三邊關係為軸承的新安全關係。而這個安全關係在經濟上是透過TPP來支撐的。
這個「美日同盟加一」的複邊三方架構，在2004年當美日澳展開非正式的2+2會談時，就已經有了雛形。在2007年安倍下台前，美日澳的二加二會議正式舉行，安倍-麻生的民主鑽石同盟，在當年九月更出現首度於沖繩海域以及孟加拉灣的軍演，還導致了中國對此發外交信件抗議。雖然隨著安倍下台以及澳洲親中總理Kevin Rudd的上台，使得這個發展發展暫時中挫。但之後歐巴馬政府展開重返亞洲，以及安倍於2012年底回朝，在美日同盟的齊力推動下，這個發展再度啟動。美日不僅在今年四月發表新指針，日本在九月通過新安保法以落實這個指針，也正是有美日同盟的合作，TPP才能在今年九月底超前進度完成談判。
對中國而言，美日同盟一但合作威力非凡。北京雖在2010年宣稱東海與南海是其核心利益，但持續與美日衝撞不符合其國家利益，因此自2013以後大力推動一帶一路，有著中國西向以避免在西太平洋與美國攖其鋒的意味。因此西太平洋的「美日同盟+1」戰略架構，在美日部署積極，中國轉頭西向的狀況下，應該會加速進行。
台灣須思考這個新發展，因為屆時不僅東海、南海議題會是美日同盟集體回應，包括台海議題以及其他的反恐合作、區域經濟整合、以及其他與社會議題相關的區域合作安排等，應該也都會看到美日合作的影子。如何使台灣利用這個機會，在「美日同盟+1」的架構有個明確角色，建構美日與台灣形成一個隱性的「美日同盟加一」的非正式合作關係，而不是被中國的喜好牽制台灣與美日的合作願景。這會是十分重要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