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2000年及2004年相比，國際上對蔡英文與民進黨在2016勝選的反應是差很大的。民進黨的2000年勝選，多被國際社會視為是泛藍分裂讓民進黨撿到勝利，民進黨2004年的勝選則多被國際社會以疑懼態度看待，十分擔心未來的台海局勢。但這次民進黨勝選不僅看到美國在第一時間發賀電，包括新加坡、歐盟、英國、日本等國也都在勝選時刻立即拍發賀電或發聲明道賀。達賴喇嘛在勝選後幾天也發公開聲明祝賀，事實上到截稿為止，還有國家以其他方式(政黨信函、總理或元首的私下祝賀等)，向蔡英文總統當選人表達祝賀之意。
民進黨在2016勝選，國際社會的反應會與先前有這麼大差別，意義非比尋常，其原因可約略歸諸以下幾點：
第一，民進黨勝選的差距非常明顯。不論是總統勝選，或是立委選舉，民進黨的勝利可說是一面倒。相對於其在2000年以不到40%選票，或是其在2004的險勝被兩顆子彈疑雲掩蓋，民進黨此次在總統選舉與立委的全面勝利，無論從哪方面都無法將其解釋為「這是國民黨的失敗，不是民進黨的勝利」。這也難怪即便在選前公開表示會傾向期待國民黨勝選的卜睿哲，在事後也表示民進黨的勝利並非僥倖。只有共產黨會以「自由台灣黨」或「台聯黨」的得票數宣稱其政策的勝利。
正因為民進黨的勝選是這麼一面倒，而過程又十分符合民主程序，外界就必須注意導致民進黨勝選的民意結構，而不是專注分析民進黨的選舉技術或是國民黨有多麼拙劣等。既然民進黨有這麼明確無誤的民意支持，否定民進黨在相當程度就是對台灣民主與普遍民意的質疑。既然民主國家的正當性是建築在民主程序上，對民進黨就更沒有懷疑的空間了。
第二，中國不再被國際社會視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2000-2008是中國在國際社會崛起，但對其他國家的作為卻相對自制的時刻。中國與東協關係在2002簽署「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宣言」後進展快速，當時還與菲律賓、越南一起展開與南海探油開發相關的共同合作，中國也主動向東協釋出願簽署FTA。對身陷反恐戰爭泥沼的美國而言，中國願意主辦六方會談，是幫華府省下不少管理北韓危機的政治與外交成本，即便華府也知道中國實際上有在暗助北韓，但只要朝核議題不在任內惡化，華府還是將中國視為主要合作對象。
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當時也秉持絕不當頭的態度，以「睦鄰、富鄰、安鄰」為主要聲稱，對東南亞搞笑臉外交(Charmed Offensive)，對美國也只是追求彼此相互對待的平等，但絕不挑戰美國主導的亞太區域秩序。
但在歐巴馬上台與金融海嘯發生後，中國作出「中漲美消」，「既有戰略秩序對中國是限制不是機會」等的戰略決斷，以「權力轉移理論」中「守成強權 vs. 崛起強權」的互動關係，理解現階段的美中互動模式，認為要利用現在這個戰略機遇期突破或改寫既有的國際權力規則，以使其符應中國崛起的需要，並確保中國在這個新國際體系是個與美國平起平坐的老二角色。在這樣的定性下，中國對美要求建立新型中美大國關係，並期待雙方可以夏威夷為界，確定雙方共管太平洋的分治範圍。
中國也在南海議題與東協激烈衝突，並在釣魚台議題對日本施壓，也突出了中印領土問題，還以對付索馬利亞海盜為名，常駐海軍在印度洋巡弋。過去是美中合作共識的北韓，卻在歐巴馬任內連續試爆核武，中國要嘛是有意姑息，或是無力阻止。這系列動作使得中國與美、日、東協、印度等國關係越趨緊張。因此從東亞、東南亞到印度洋等國在2012後，普遍對中國印象不佳，對其戰略意圖充滿疑慮，這些國家也自然對身處西太平洋第一島鏈中心點的台灣，會期待是由一個與中國關係不是那麼密切的政權執政，會比較符合其利益。
第三，中國經濟下行嚴重，對全球的經濟吸引力已不若過往，其經濟牌對先進國家已經打不太出來。當中國經濟前景已經普遍不被看好，往昔為其進行政治遊說的跨國公司與金融資本家，在本身利益有限的狀況下，就更無意願為中國展開遊說了，而其他經濟較發達的民主國家在面對中國時，也就更不會把經濟因素過度放大。由於中國所謂的軟實力是靠錢堆砌出來的，當經濟狀況不好時，中國的軟實力展現就很容易一敗塗地，如果要強勢回歸軍事力量，則因中國並非世界軍事超強，其強勢展軍在還沒引發周邊國家的畏懼前，只會引發這些國家反彈，導致中國更為孤立。
當全世界已經不是那麼在意中國的經濟力量後，自然更願意接納與中國保持審慎距離的台灣政黨主政。這些因素的綜合效果，導致了民進黨此次上台比2000及2004勝選時，更受到國際社會的正面看待。
雖說兩岸議題不是此次選戰的主軸，但是朱立倫在選戰接近尾聲時狂打九二共識議題，在選前還發生周子瑜事件，十一月初的馬習會還讓蔡英文感覺受到突襲，因此雖然無法將選舉結果逕視為中國對台政策的失敗，或是統獨的公民投票，但選民清楚的「反傾中」意向十分明顯，而台灣智庫選後民調也發現，有超過五成四民眾認為蔡英文無須根據一中原則處理兩岸關係。說這個結果是否定一中原則的投票應該不算離譜。
但是這個結果，不僅表示中方以一中原則為核心的九二共識作兩岸關係共同政治基礎的主張，已經被台灣人民否決了，對於現在其他國家所奉行的「一中政策」也同樣造成挑戰，前美國防部部長室台灣政策主任，現為美國企業研究所亞洲部主任的卜大可(Dan Blumenthal)就在一篇刊於《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專文提到這點。因此這是個否定了中方的一中原則，也挑戰了其他國家「一中政策」的選舉結果。
過去談到台灣選舉對一中政策的可能挑戰，多認為台灣民主化的發展會使台灣認同持續上升，導致台灣人民對一中政策的支持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更低。但外交政策界還多是認為一中政策是促進台海穩定，使台灣民主在穩定的外在環境下得到發展空間的主要工具。外國多以此主張一中政策對維繫台灣民主的重要性，並反向指控挑戰一中政策的台灣認同是不符合台灣民主的民粹主義，或是「不負責任的民主」。在90年代李登輝主政末期，美國智庫界就發明一種類型學，把不挑戰一中政策的台灣民主是負責任的民主，而挑戰一中政策的民主結果是民粹。
當時華府就有智庫學者提到：台灣人投票選總統，不表示我們(美方)就非要接受台灣人的投票結果，因為美國有自己的國家利益；而符合民主程序所產生的領導者或主張，也不必然就是對的。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赤裸裸說出這樣的話，但這種不把台灣民主本身視為正當，硬要再加上個「不挑戰一中政策」的前提，顯示了當時對中政策界的主流派，是多麼擔心台灣民主化對其一中典範的挑戰，因此忙不迭安上其他要求，並對台灣民主指指點點。
這些人對影響台灣民主化的李登輝的不滿已經溢於言表，對於行為舉止與國際「蓋高尚」規範有差異的陳水扁更是嗤之以鼻，陳總統屢次打擦邊球、不按牌理出牌硬上的作風更讓他們感到芒刺在背。因此當馬英九於2008年當選總統時，這些人簡直是喜出望外，認為台灣民主對一中政策挑戰的逆流已經被有效制止了，因此要積極保護馬英九政權，防止一中政策再度受到挑戰。
2014太陽花運動出現時，這些人的普遍反應是認為這都是民進黨的陰謀，因為民進黨無法在國會否決，才會想以煽動激進學生攻佔立院。當年底的九合一選舉雖讓他們感到訝異，但也多認為地方選舉與事屬中央的兩岸關係關係不大，直到今年國民黨選情毫無起色，台灣民意的變化才為他們所重視。國民黨在這個大選以近乎羞辱性的方式結束執政，形同以最清晰的方式告訴他們，馬英九所代表的一中政策體系已被台灣人民拒絕，換句話說，一中的好日子已經不再了。
由於一中政策是以美國起家，因此如果美國的一中政策出現變化，立即會對其他國家的一中操作造成影響。台灣90年代民主化發展後對一中政策所形成的挑戰，美國內部不是沒有人要嘗試修正這個從1971年以來的框架，例如在2004年2月26日傳統基金會就針對重新審視一中舉行圓桌討論，邀請Peter Deutsch、Robert Andrew、Dana Rohrabacher、Joe Hoeffel等眾議員討論這個問題。資深眾議員謝波(Steve Chabot)也曾多次質問一中政策與台海現實不相容的問題。
雖然有人會覺得這些都只是一群不熟悉外交政策的國會議員之發言，但有前官員背景的智庫學者往往都浸淫在一中的政策思考中，對問題不僅有見樹不見林的狀況，更會拼死捍衛他們過去遵循的典範，畢竟一旦承認這個典範有問題，他們過去根據這個典範所作的決定就都會被質疑了。另一方面，代表人民的國會議員會從很直觀的角度，關心這個典範能否解決現在的問題，而不是緬懷這個典範過去的豐功偉業，因此往往會立即查覺到美國一中政策與台灣民主存在本質上的衝突，看出這個政策是無法延續的。因此當在討論場合呈現出國會議員在質疑一中，而前官員的化身的智庫學者在捍衛一中政策時，就知道一中政策的具體狀況了。
但即便如此，由於缺乏具操作性的替代政策典範，加上中國在當時的姿態甚低，其經濟又處於起飛階段，美國外交政策界就覺得無需為了小小的台灣而採取可能影響美中關係本質的舉措，紐約的金融資本們更著眼於龐大的經濟利益而希望美國持續其一中政策，這幾個因素導致改變一中的主張被邊緣化，甚至被智庫學者所支配的政策界譏為只是一群反中腦殘的政客幻想。
但2008-2016年馬執政期間，台海相對穩定，可是中美競爭態勢反而加劇，中國與東亞其他國家的衝突更是不斷升高，顯示了台灣問題並非影響中美關係的唯一因素，過去所謂台海是東亞最危險火藥庫的說法，也開始發現北韓核武問題、東海與南海的涉中爭議等，其強度與衝突的機會都不低於台海，台灣的戰略價值也因此被重新發現。而隨著美國再平衡政策的推動，原先在華府盛極一時的「棄台論」更是逐漸消風。現在國際的台海共識是不希望發生不必要的衝突，但更不希望台灣太貼近中國。加上蔡英文提出「維持現狀」，這就滿足了多數亞太國家的需求。
當選舉結果對世界送出台灣人民明白無誤的反一中訊號，相對八年前，現在國際環境也更願意聆聽有關「一中政策」的問題。雖然如同沙特(Robert Sutter)指出要美國改變政策的可能性不高，但如何讓保護與鞏固台灣民主，成為台海維穩的前提，而不是變成要被美中共同管理的問題，使過去一中政策與台灣民主對立的情形不再出現，是準備上任蔡政府的外交決策圈需要仔細思考的議題。
